恶意申请公示催告的成因及对策

司法实践中,恶意申请公示催告的案件不断攀升,且恶意申请公示催告的形态多样。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我国现行公示催告程序本身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尚不完善;二是我国欠缺恶意申请公示催告的法律制裁,恶意申请人违法成本低。有鉴于此,《民事诉讼法》除进一步完善公示催告程序,明确撤销除权判决之诉的性质外,还须建构恶意申请公示催告的法律责任制度。唯有如此,才能有效防范恶意申请公示催告行为的蔓延,从根源上解决恶意申请公示催告问题,从而使公示催告程序的立法目的得以实现。

论仲裁救济制度之修正——针对《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的讨论

《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回应理论与实务关于完善仲裁救济制度的关切,建议修改仲裁裁决撤销事由,删除不予执行裁决程序,增设案外人救济途径。但是还存在撤销程序审理规则不全、案外人救济途径缺漏等问题,是否要删除不予执行裁决程序也需进一步斟酌。没有仲裁协议、仲裁庭违法、虚假仲裁和仲裁员腐败形成的裁判都属于无效裁判。无效裁判撤销程序是再审程序的一种,并具有相对独立性。应当遵循无效裁判撤销程序原理解释裁判撤销事由,设计司法审查程序,赋予案外人申请撤销权。保留和完善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专门为受裁决反射效力不利影响的案外人设置第三人异议之诉制度。对于虚假仲裁和仲裁员腐败形成的裁决,法院有主动审查权。还有必要确立检察院发动和参与撤销程序的诉讼主体身份,发挥检察监督防治恶意仲裁的作用。

除权判决撤销之诉:权利救济与程序安定的冲突与平衡——民事诉讼法第223条解读

对于在公示催告程序中利害关系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人民法院申报权利,法院作出除权判决的情形,民事诉讼法第223条规定可以向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起诉,但对于该起诉的性质、对方当事人以及可得提出诉讼请求等都没有明确。司法实务中所谓除权判决不具有既判力的见解和做法缺乏法理依据。利害关系人依据该条文提起的诉讼,应当是通过一定的方式撤销错误的除权判决,从法条的文义、立法的目的、民法的机理以及现行民事诉讼法增设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等视角进行解读,民事诉讼法第223条建立的除权判决司法救济制度应当是除权判决撤销之诉。

浅析无效合同的判定与防范

新《合同法》的颁行意味着原有无效合同的范围将大大缩少,但是如果不注意深入领会相关规定,无效合同及其给当事人带来的法律后果将仍然会出现。本文根据新《合同法》对无效合同的规定,分析了发生无效合同的原因,并结合司法实践经验,提出了七种判定与防范无效合同的方法。

无权处分审判实务之反思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施行之后,许多司法判决仍然坚持无权处分的买卖合同及无权处分而设立他物权的合同一般无效论不合时宜,由此导致了较为严重的同案不同判现象。同时,许多判决将无权出租、无权转租行为认定为无权处分行为亦缺少法律和法理依据。无权出租及转租行为不属于无权处分行为,不应该适用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判断规则。无权处分的债权合同一般无效说,不利于维护市民社会意思表示的严肃性,不利于民事主体契约精神之养成,不利于划清个人自由与个人责任之界限,对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利。未来的《民法典》中,应该在债法总则或者合同的效力部分规定: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当事人所签订的债权合同不因无处分权而无效。以立法的统一性保证司法裁判的统一性,避免无权处分案件裁判结果的随意性、不确定性。

行政强制权的败诉风险防范问题略论

新《行政诉讼法》对行政强制权的行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大了行政机关行政强制类案件败诉的风险系数。分析行政机关在执法实践中存在可能导致败诉的潜在因素并寻求相应对策,对推进当下行政法治化建设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为缓和行政机关在行政强制权行使过程中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冲突,有效维护行政机关的公众形象,当务之急是明确行政强制类案件败诉的原因,有针对性地探索降低行政强制执法活动败诉率的对策。

外观设计专利无效认定研究——以最高人民法院再审的一起典型案件为考察对象

外观设计专利无效制度旨在将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授权外观设计排除在专利保护范围之外,以维护公众的利益和专利法制的权威性。外观设计专利无效判断应当以一般消费者的认知水平和能力为准,以整体观察、综合判断作为认定原则,防止将设计要素的相似等同于外观设计的相似。在部分设计要素相似的情况下,更应注重差别部分对于授权外观设计与对比设计整体视觉效果带来的显著性影响。对于具有特定朝向的外观设计产品,特定朝向对于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整体视觉效果存在更显著的影响。(2016)最高法行申360号专利无效行政纠纷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研究。

论专利无效程序中的新颖性判定——兼评国家专利复审委(第20169号)决定

通过对专利无效程序中所涉的技术内容及技术方案之概念分析,再阐述式地提出技术方案之间的涵盖关系,并将专利侵权诉讼程序中现有技术抗辩与专利无效程序中新颖性判断各自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比对方式进行了比较性分析后,得出结论:"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被现有技术所涵盖者,不具备新颖性"。

试论无效行政行为——兼论我国无效行政行为的制度构建

无效行政行为是从大陆法系国家引入的具有特定涵义的概念,其存在的理论基础是行政法治原则、行政抵抗权和有限公定力原理。无效行政行为的判断标准有一般标准和具体标准。我国应完善无效行政行为的制度设计。

论行政确认无效诉讼

针对行政主体所做出的无效行政行为,许多国家都有专门的确认无效诉讼制度向相对人提供救济。作为确认诉讼中的一个类型,确认无效诉讼拥有其独立的地位与价值。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中还没有关于确认诉讼的规定,而关于无效确认诉讼的规定也仅在《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增设确认判决时有所涉及。但这些条款并不能说明我国已经拥有了独立的确认无效诉讼制度。确认无效诉讼的独立性主要体现在其特别的规则上,应借鉴德国模式,将确认无效诉讼与撤销诉讼看作是两种并列的诉讼类型。

困境与探索:专利无效之司法判定制度研究

"循环诉讼"和审理结果矛盾等问题自从专利制度建立以来已愈趋严重,尤其是在专利侵权纠纷中。强化司法判定之权威是现行趋势,在对知识产权审理模式进行改革的问题上,我国完全可以在现有"三审合一"的探索上逐步作出改变,以区域性知识产权上诉法院为现阶段的改革目标,最终将知识产权案件从普通人民法院中独立出来,建立单独的知识产权法院隶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的体系,为专利无效之司法判定创造外部条件。这不仅能够解决我国现有专利无效诉讼存在的问题,也能树立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

从起诉期限看确认无效判决功能定位的转化——以新《行诉解释》的观点转变为视角

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判决是否应受起诉期限的限制,《行政诉讼法》上并未作特别的规定。在司法探索中,法院从不同的逻辑进路形成了法定期限说、酌定期限说和无期限说三种学说。其背后是出于对行政行为的性质、影响范围、程序成本等问题的多重考量。归根结底是对确认无效判决作为“对个体权利的特别救济”的功能定位。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的出台,对申请确认无效的案件确立了“一律进行实体审查”的规则,一方面暗含了确认无效判决不适用起诉期限的观点,另一方面还隐含了确认无效判决的功能定位从个体权利特别救济向对行政的司法监督面向转型的效果。

论行政诉讼确认无效判决之审查标准

《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明确了确认无效判决的审查标准,但该规定过于原则化,“重大且明显违法”之普适性标准过于模糊,“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内涵不清,“没有依据”指向不明。立法不足导致司法实践亦陷入困境。有必要在厘清“确认无效判决”与“撤销判决”,“不成立”与“无效”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重大且明显违法”之内涵,并探讨“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之立法原意,解读“没有依据”之具体指向。另外,还需借鉴域外规定,并结合司法经验对“重大且明显违法”的其他客观情形加以增补,以廓清确认无效判决的审查标准。

论《民法典》合同无效判定规范体系的新建构

《民法典》中关于合同无效制度的规范看似"形散",实而"神聚"。故而,需要寻找规范间的共性因素以构建概念体系,从而在实践运用中落实其规范层面的价值。合同无效制度实乃意思自治与国家介入私人自治之限度平衡的结果,在这平衡的过程中,遂发展出两条统合合同无效规范群的路径:一是将主体的合意度不足作为规范群统合的基础,根据主体行为能力、主体意思表示的自由程度、相对方的可归责性,将合同的无效区分为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并配属相应的法律效果;二是将合同结果均衡的偏失程度作为规范群统合的基础,根据结果失衡所造成的影响只涉及合同关系之内还是具有负外部性,对合同的无效程度作出区分并归属于相应的法律效果。

利用公示催告实施诉讼欺诈问题研究

公示催告程序使票据复印件履行一定证明手续,即可获取除权判决,从而增加了第三人利用其实施诉讼欺诈,损害持票人利益的风险。识别公示催告欺诈应明确其法律构成、手段样态及发生机制。公示催告欺诈的成因既包括申请主体不明确、除权判决生效时间与票据到期日不一致、错误除权判决救济程序不完善、公示催告形式审查给伪报票据丧失以可乘之机等制度性缺陷,也蕴含了法经济学、法社会学深刻的实践动因。规制利用公示催告实施诉讼欺诈必须加强对其救济程序、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的立法整理和司法应对。

论权利失效的立法

我国民法典关于权利失效的立法应当尊重现行实定法业已形成的法律传统。法律条款是否为权利失效规则,可遵循时间、状况和信赖的标准进行正向判断,并以法律效果标准进行反向排除检验。现行实定法中,我国《物权法》第202条、我国《合同法》第157条和第158条、我国《担保法》第25条和第26条在解释上应归入权利失效规则。未来我国民法典权利失效的规定应以分则特别条款规定权利失效的典型情形,以诚实信用原则调整例外情形,在保留实定法相关条款的基础上,增设合同解除权和返还原物请求权权利失效的特别条款。

论程序违法对行政处罚效力的影响——兼析《行政处罚法》的修改

作为一部程序法性质的单行法律,《行政处罚法》在规制行政处罚行为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其关于程序违法对行政处罚效力影响的规定仍值得商榷,包括第三条与第四十一条的前后不一致以及与《行政诉讼法》、相关司法解释的矛盾等。本文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成立、生效、无效等概念的混淆,由此也带来司法实践中的判决乱象。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应对《行政处罚法》进行修改,明确程序违法与行政处罚行为效力的关系,尤其应明确行政处罚的无效情形。

428XL排列断线时真实废炮的实时判断

在利用428XL系统进行地震数据采集时,系统本身对于野外排列断线时的废炮判断存在不足:系统会将排列断线时正在采集的所有炮都判定为废炮。在大道数高效采集中,该漏洞将会造成大量的好炮被当成废炮处理,从而降低了野外生产效率。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能够在生产中实时判断排列断线时的真实废炮的方法,只对受到排列断线影响的炮进行报警提示,有效地提高了野外生产效率。

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神”与“形”——第148-153号指导性案例研究

从立法目的看,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针对的是确有错误的裁判,与再审程序分享事后纠错的制度功能,但司法解释将其程序性质定为普通程序,导致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性质与功能不符,"神""形"分离。这给该制度的解释和实践带来困难。实践中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混杂了三种不同性质的案外人救济制度。以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为例:第148号和第149号是判决效力扩张所及者提起的撤销之诉,应按照再审程序处理;第150号和第151号是受判决反射效力影响者提起的撤销之诉,属于另外一种第三人异议之诉;第152号和第153号是认为受原案当事人恶意诉讼损害者提起的撤销之诉,但其程序属性应该是无效裁判撤销程序。欲实现制度神形合一,应该按照无效裁判程序原理重新构建我国的第三人撤销之诉,为受他人间生效裁判反射效力影响的人增设独立的第三人异议之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