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法医解剖及组织病理学检查的案例分析

剖析再次法医解剖及组织病理学检查的发生原因、鉴定注意事项及预防措施等 ,妥善地处理该类复杂案件。对 18例再次法医解剖及组织病理学检查的案件进行回顾性研究 ,按首次尸检方式及印象、尸检次数、再次尸检原因及方式、间隔时间及结论等归类、分析。较多见死于医疗纠纷 3例 ( 16 7% )、案件审查过程中 4例 ( 2 2 2 % ) ;首次尸检中 13例 ( 72 2 % )仅进行尸表检查或不完全解剖 ;再次尸检结论与首次尸检结论完全不符者 5例( 2 7 8% )。首次解剖的标准化与规范化及继续教育 ,不断提高法医病理学诊断水平 。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司法责任制的完善

司法责任制是本轮司法改革的"牛鼻子",关系到司法改革是否能够取得预期成效。中国语境下司法权包括检察权和审判权,司法责任可以概括为错案责任和违法办案责任;司法责任制的目标在于追求司法的独立、高效和公正。新时代背景下,司法责任制构建不仅应遵循司法内在规律,更应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适应。司法责任制的构成要件包含主体、行为、因果关系诸要素,对司法人员归责应建立完善的程序机制。

错案追究终身制的发展难题——制度缺陷、逆向刺激与实用主义重构

从错案追究终身制的历史发展来看,其在防治司法不公上的作用非常有限。作为司法机关内部的一种责任追究机制,它也表现出浓厚的行政化色彩和明显的制度缺陷。"错案"界定不明、纠责范围不确定以及职业风险终身性等问题的存在,导致法官采取各种方式来规避这种制度性缺陷,使得错案追究终身制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一种逆向刺激结果。为了纠正我国错案追究终身制的发展难题,司法机关应当以法律实用主义的理念重构该制度。

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证实偏差的诊断与修正

证实偏好是人类具有普遍性的不可避免的一种认知现象,侦查认知亦不例外。证实偏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存在广泛不确定性的侦查认知成本和行为风险,但由它而生的侦查认知偏差及不当行为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更不容忽视。基于这样的思考,本文描述了侦查行为选择中证实偏差的特性、样态,并以此为基础论证了这种偏差的价值指向——侦查效度及其损害机制,设计了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证实偏差的诊断方法,提出了有效修正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证实偏差、提升侦查和刑事司法共同体运行效度的可选择路径。

在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间——对刑事判决证明标准的再思考

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在理论上的对立只是一种误解中的对立,它们的攻击对象并不是对方本身,实际上,它们是在以不同的视角阐述着相同的理念。但是,在我们选择证明标准时,却只能选择法律真实观,因为,法律真实观具有理论上的兼容性、对客观真实的依赖性、标准上的可行性及价值理念上的合理的可接受性。而且,这一选择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现场勘查失误与冤案研究

作为侦查活动的起点和基础,现场勘查失误不但会使现场上的痕迹、物证被遗漏、灭失,导致犯罪信息的获取匮乏,还可能将无关的痕迹、物品引入侦查工作,以致干扰、影响整个案件事实的认定,诱发冤案。因此,从侦查阶段现场勘查入手,提高勘查人员从现场挖掘有效犯罪信息的能力,同时提升对勘查中无关、虚假信息甄别、排除的水平,是降低现场勘查失误率,遏制冤案的重要一环。

“铁案”不“铁”:刑事错案认定标准与责任追究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发布了一系列防治刑事错案的规范性文件,但是错案的认定标准和责任追究在司法实践中依旧面临诸多内部、外部障碍。错案成为许多一线办案人员的"首位压力源"。我国应当坚持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重,通过立法进一步确认错案的范围,同时规范不应当追究裁判者法律责任的错案。在错案认定与责任追究机构的设置上,可以分两级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建立专门、统一的司法惩戒委员会。同时改变传统的"单线、平面追责与剥权模式",建构"立体、动态纠正与救济模式":合理区分党政干部干预责任与办案人员裁判责任;合理借鉴两大法系法官弹劾与惩戒制度中的程序参与、实质责任等经验;针对有心理危机的办案人员进行心理疏导与矫治。

刑事错案纠正的偶然性

我国设置审判监督程序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弱化错案的消极影响,然而事实证明,依靠申诉启动再审程序的结构性缺陷、司法机关自主纠错的动力受限、司法人员主动纠错的内在症结导致审判监督程序四种救济途径在纠错方面的整体性失灵,引发错案纠正呈现为一种偶然性的现实,违背立法对审判监督程序的价值期待。

对刑事错案责任主体的再认识

错案率是检验依法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为了能抑制刑事错案的发生,司法实务与学界可谓不遗余力,几乎在侦查、起诉、审判等各环节均可觅得错案责任的踪迹,但对责任的过分关注却造成刑事错案责任主体认定的乱象。为了更加客观冷静地认识这个问题,有必要从实践与理论的认识冲突出发,分析其中原因,并沿着认识论的发展规律对刑事错案责任主体进行重新认识。

美国刑事错案救济制度及对中国的启示

由于人们认识能力与司法能力的局限性,刑事错案的发生已成为世界性难题。通过对美国刑事错案救济制度介绍与分析,不难发现美国刑事错案救济制度有其先进之处,值得借鉴与吸收,这将对我国刑事错案救济制度的建构带来启示性作用。

侦查措施的适用与刑事错案的关系研究

错案的主体指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机关,其过程涉及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原因包括违反法律程序、适用法律错误和不当执法等,对象包括"正当程序错误"和"放纵犯罪错误"。各种侦查措施的具体适用都可能导致错误,实践中侦查措施适用形成的错误与刑事错案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当适用侦查措施可能导致错案;依法适用侦查措施可能导致错案;违法适用侦查措施不必然导致错案;单一错误的证据材料可能为错案的形成留下隐患;单一错误的鉴定可能在错案形成中常起到关键作用。通过推进执法规范化,有助于避免侦查措施适用中可能造成的证据材料失真,进而从源头上避免错案。

法院错案追究制度的困境分析与重构

法院错案追究制度因欠缺运作上的效果支持,并且存在诸如错案的标准不明确、错案追究的主体不科学、错案追究的依据不合理等理论上不可克服的障碍,产生了损害法官独立性的司法负效应。因此,应以法官任职保障制度(尤其是法官豁免制度)和法官惩戒制度取代之。

构建我国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立论基础

权力制约理论是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近代化、理性化的科学依据 ,也是构建我国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理论基础。我国文化传统的惯性和特殊的社会结构是构建我国错案责任追制度的现实基础 ;

论司法赔偿与错案追究的关系

自错案追究制实施以来,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经常将错案追究与司法赔偿、国家赔偿等概念混为一谈,形成了诸多理论误区和错误做法。司法赔偿与错案追究虽存在一定联系,但在原因行为、法律关系主体、行为人主观状态、责任的承担者与承担形式等多方面均有区别。澄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破除错误认识,保证司法侵权行为受害人获得司法赔偿。

论法官惩戒之事由

英美法系国家或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惩戒事由主要包括司法内不当行为和司法外不当行为两个部分,而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官惩戒事由除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外,还包括"错案追究"和"业绩考核"。为完善我国法官惩戒制度,未来应当在逐渐扩大司法外不当行为的范围、为法官惩戒设置禁区、消除业绩考核和错案追究制度给法官带来的消极影响等几个方面努力,使法官惩戒逐渐从"行为、结果混合主义"转向"行为主义"。

论我国主办侦查员制度之构建

以落实办案质量责任终身制和突出主办侦查员办案中主体地位的主办侦查员制度是当前刑事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构建主办侦查员制度对于提高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司法责任体系,提升公安队伍战斗力,加强公安队伍规范化建设,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当前构建主办侦查员制度在法律法规、体制机制和操作落实层面均存在一定的障碍。严格规范的遴选机制、行之有效的考核机制、科学合理的监督问责机制和与责权利相一致的职业保障机制是主办侦查员制度构建的重要内容。

论错案责任之“错案”

错案是错案责任问责的前提和基础,正确界定错案的概念、确立统一的错案认定标准,对于正确追责以及防范错案的发生具有积极意义。在错案标准的设定上,要坚持协调性原则,协调好公众视野下的正义观与司法正义观之间的关系,以两种正义观的交集部分为基础,在倾斜于司法正义观的过程中适度兼顾"民意";同时也要坚持等级化原则。错案概念与错案标准作为错案认定问题的"一体两面",只有相互融会贯通才会推升错案研究的成效,并借此夯实错案的预防。

刑事错案预防与侦查能力的提升

当前刑事错案研究多立足于法院审判环节,而侦查语境下的研究意义尚未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在"接近正义"之司法理念指引下,可以侦查为切入点重新梳理刑事错案的概念,明确刑事错案的判断标准及研究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刑事错案的长效预防机制:完善侦查措施,规范侦查行为,建立错案应对常态化机制,组建刑事错案审查机构,促进侦查能力的提升。

论刑事领域中的错案追究制对司法行为的影响及其对策

刑事领域中的错案追究制不符合司法的客观规律和职业特点,容易影响法官和检察官的心理,继而对司法行为产生影响。应废止错案追究制,吸收责任归因理论的研究成果,以可控性为原则,以行为和程序为标准规范检察行为和审判行为,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

司法地缘化对独立行使审判权之影响——行政诉讼价值取向应实现与行政审判体制改革相契合的法治效果

当下,受地缘化影响司法依然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并成为实现公正特别是行政诉讼公平正义的主要障碍。司法不能独立导致的后果是以行政意志为中心的立案难、审理难、求正难、执行难。实践证明,解决"四难"只靠修改行政诉讼法本身无法达到法治预期,还须启动与之相适应的司法体制改革抑或行政审判制度改革。因为,"四难"现象虽发生在法院内部但其症结却植根于权力外部,表现在体制结构的外部环境长期得不到有效地治理和改善的结果。权力可以使法律荡然无存,并形成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法外特权,故此,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心应当从立法向执法监督的制度构建上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