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人化自然”对费尔巴哈“自在自然”的批判性超越

通过对观念论建制的颠覆和瓦解,费尔巴哈摧毁了德国形而上学的神秘基础,并将哲学从超感性的天国唤回到了感性的现实之中。他以直观中的自然和人作为“未来哲学”的出发点,并构建起了一种以自然主义为根基的人本学。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哲学的这一构想尽管恢复了感性自然的本体论意义,但同时却使人沦为非现实的抽象物:一方面,直观中的自然只是以自在存在的状态与人相对立;另一方面,人在“自在自然”中仅仅具有对自然的纯粹依附性。一言以蔽之,自然与人在本质上相分离而失却了彼此间的内在同一。与之相异,马克思从人与自然之间内在的同一性出发,在批判直观哲学范式的基础上将自然把握为与现实的人密切相关的“人化自然”,并揭示了其在人的感性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三重内在构境。据此,马克思实现了对费尔巴哈“自在自然”的批判性超越。

“道法自然”在济慈“三颂”中的回响

约翰·济慈的诗论“消极的能力”“诗人无自我”和“变色龙诗人”充分体现了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道法自然”在济慈整个诗歌创作过程中形成一个从理论基础到创作实践,从主要内容到主题意境的无所不包的闭环。以道家“道法自然”思想、济慈诗论和济慈三大颂歌为基础,通过对照阅读《秋颂》《夜莺颂》和《希腊古瓮颂》,深入探讨济慈诗歌理论、诗歌创作及诗歌作品中体现的“道法自然”思想。“三颂”中济慈通过秋天、夜莺和古瓮对“道法自然”思想进行了别出心裁的阐发,达到了“景外有景,象外有象”的“道”的境界。

现象自身给予之非因果性——论马里翁“事件”理论

作为当今欧陆现象学继承者与领军人物的马里翁,“事件”理论是其给予性现象学之核心理论。事件在时间中自发涌现、突然降临、无限绵延,具有非因果性、非对象性和事实性,最为典型地彰显了现象自身给出与显现的根本模式。通过阐发“事件”理论来祛除形而上学主体强加于现象自身之上的因果性等知性桎梏,马里翁为我们揭示现象自身给予之充溢与过度的事件性特征,并废黜传统形而上学笛卡尔式思维主体的操控性权威,恢复现象的本真面目。

员工敬业度前因及提升策略研究

近些年,员工敬业度概念愈发引人关注,迄今为止,员工敬业度的前因众说纷纭,相关理论百花齐放,基于以往的研究结果和一系列研究调查,组织、工作本身和管理者干预这三个细分维度对员工敬业度影响较为显著,此三前因可较好地为管理者所用。管理者可基于这三个细分维度,从人员招募、员工职业发展、薪资体系、工作环境、管理方式等五方面入手,施用相应举措,提升员工敬业度。

“孔乙己文学”视域下青年价值观塑造的挑战及其应对

“孔乙己文学”作为当前社会热点话题,反映了青年一代所面临的迷茫与困顿。“孔乙己文学”现象是以部分青年创新意识不足、从众心理滋生,劳动观念弱化、拜金主义泛滥,奋斗主义消解、躺平现象蔓延为表征的青年价值观新样态,对新时代青年价值观塑造带来严重挑战。其得以生成,既是社会身份预期的结构失位,也是温室型家庭教育机制的结果,还与网络戏谑语言表达和现代性经济社会高度内卷综合形塑密不可分。为有效应对青年价值观塑造所面临的挑战,需要社会、家庭、媒体、政府的通力合作,在社会发展环境、家庭教育机制、媒体社会责任、政府关照诉求等方面作出正向回应。

再议“善相”——对一种学术批评的回应之三

在牟宗三的学理中,存有论是指“就一物之存在而明其如何有其存在”,而不是指“本心仁体或自由意志之真实存有性”。前者的重点在于说明道德之心如何影响天地万物使之成为存在,后者的重点在于说明本心仁体或自由意志作为道德创造实体是真实的,不能以后者代替前者。牟宗三将道德之心创生的存有对象规定为“物自身”,源于对康德智的直觉这一概念的误解。智的直觉原指“本源的直观”,意即不需要外部对象刺激即可形成质料的直观,牟宗三则将其理解为一种不需要时空和范畴的思维方式;因为本心仁体的自我体认以及创生道德存有,都不需要借助时空和范畴,所以牟宗三便认定这种思维方式为智的直觉;又因为在康德那里智的直觉是针对本体(物自身)的,所以牟宗三又将道德之心创生的存有对象称为“物自身”。道德之心创生道德存有,本质是以道德之心影响天地万物,既如此,其对象即已经脱离了“物之在其自己”的身份,无论如何不能称为“物自身”。天地万物受到道德之心的影响便有了道德之相,这种道德之相即为“善相”,与之相应,两层存有应是“善相”的存有和“识相”的存有,而不应是“物自身”的存有和“现相”的存有。

学生主体:从“以为”到“自为”

无论是在普遍还是特殊的意义上,自在的主体乃是学生本身本然的存在状态。确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承诺,既有其本体论基础和合理性根据,又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以学生为主体”的践行极大地改观了学生的学习与发展状况,而强调外部赋予的实践又可能让学生成为“他为”的主体。为了真实而充分地展现和发展学生的主体性,教育还需将学生从“他为”的主体提升为“自为”的主体。从根本上讲,学生的主体状态连同自身的素养都是在实践活动中生成的。突显学习与发展活动的实践性,让学生在实践参与中学习与发展,则是学生作为“他为主体”和“自为主体”同时生成的根本途径,其关键是为学生创设出真正而有品质的实践活动。

劳动本体、审美感通及其情感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论美学视角

马克思实践论“审美活动经验”,以洞穿形而上学这一内在意识建制为取向,并涵括对象化的审美经验。该审美“动词性”视角以劳动为价值始基,通过物—人感通的架构,促进感通秩序的生成: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性和谐和审美道义。区别于天命、神义的形上统筹,劳动始基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敞开提供物—人双向解放、陶冶的理论前提和造命逻辑:劳动工具及其语言行动是承载社会联动和历史薪传的人类硕果——劳动即本即体,是超越特定规律和有限目的的践行方式和普遍形式;自然感性和社会感通的基础同构是马克思审美感通概念延伸向社会改造的历史动力。基于物—人同构而人—人同构的内在逻辑,实践论美学在批判私有财产制度和资本逻辑弊端的前提下,反观实践活动自身自然—宇宙美学的受限经验,介入命运共同体的感通架构与人文信靠。

回到自在的差异——德勒兹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三重批判

德勒兹对黑格尔辩证法持鲜明的批判态度,他认为在黑格尔那里,差异仅仅被理解为辩证的、思辨的差异,即绝对精神内部的自相矛盾,而这种自相矛盾又随着绝对精神的自我回归得到最终解决。通过回到自在的差异,他彻底颠覆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三重机制:表象主义、同一哲学和绝对体系,从而避免了在黑格尔的地基上反对黑格尔。首先,德勒兹追溯了以往哲学史对差异的表象主义把握,揭示出黑格尔式的辩证运动是由概念所表象的差异趋向最高同一性的运动,是取消了真实差异的虚假运动而非自在的差异运动,因而只是使自在的差异无法出场的无限大的表象运动。其次,黑格尔辩证法的否定性原则是绝对精神自我回归的原则,而不是差异之逃逸的去中心化原则。要真正使自在的差异现身,还需要进一步使自在的差异从黑格尔同一哲学的外部否定和中心化管理之下逃逸出去,不是以同一性否定差异,而是肯定差异自身的差异化力量。最后,在以柏拉图主义为肇始的绝对体系破产之后,黑格尔的绝对知识体系的地位也岌岌可危,重新向自在的差异敞开要求颠转柏拉图主义中原型与拟像的地位,认识到主动综合之下的被动综合,转变对自在的差异的态度。

论辩证法的确定性--以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为例

辩证法有其自身的确定性,丧失了确定性的诡辩论和怀疑论只是对辩证法的主观性应用。辩证法的确定性根源于客观的“事情本身”,辩证法是关于“事情本身”的逻辑,这一逻辑要求把握“事情本身”的主观性不打扰“事情本身”的进程,从而保证了辩证法的确定性。黑格尔面向的“事情本身”是绝对精神,其辩证法描述的是绝对精神“实体即主体”的实现过程,而马克思面向的“事情本身”是人,其辩证法描述的是“人的现实生活”,均具有确定性。

德勒兹“影像自身”的真实性策略

德勒兹在他的电影理论中提出了一个“影像自身”的概念,这一概念立足于事物初始源起的状态,渐次生成发展成为“影像”,其真实性蕴含于这一过程之中。尽管真实性没有在电影理论中被正面论述,但却可以在德勒兹有关“生成”的理论中找到,并且,真实性的基因同样存在于德勒兹对于电影的分类之中,德勒兹将其作为电影分类的原则,因而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电影分类。

赋权增能视域下民族民间体育的传承演进———基于皖江裕溪河龙舟竞渡的田野调查

基于田野调查,以皖江裕溪河龙舟竞渡为个案,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民以民族民间体育活动助推农村建设表征其主体性的社会心态历程。发现民族民间体育赋权农民主体性的阶段性特征:自在运行阶段的农民主体性,是以农耕文化传统惯习驱动,赋权自然村落家族单位的组织结构,以社会文化秩序增能建设农村的水平;自为传承阶段的农民主体性,是以农耕文明保护为乡村价值的发展逻辑,赋权地方乡贤能人组织地域文化集体行动,以乡村民俗活动的话语权力增能驾驭生活的水平;自由发展阶段的农民主体性,是以农村体育发展在乡村振兴中的地位,赋权农村社区体育组织积极再造乡村文化价值,以文化资本开发增能建设农村社区的水平。自在、自为、自由的阶段特征也是农民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对农村地位认同差异的社会心态表征。

王阳明“心”思想的澄清

王阳明对“心”的认识,受到孔子、孟子、北宋五子以及朱熹、陆象山等关键人物的影响。他把“吾心”纳入宇宙论体系中进行逻辑论证,以此说明“吾心”是世界的来源和组成部分,只有这样理解,方可以透悟“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从而理解“心体”这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核心概念。如果不从本体论的角度深刻理解“心体”的涵义,我们就无法把握王阳明心性思想的精髓,进而把握“人心和道心”的关系。从认识论的角度厘清人心和道心这两个概念,建构人心和道心在心性学中的中枢地位,以诠释孟子所说的“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而如果从工夫论的角度阐明“求放心”,则在儒家思想中又具有形而上学的理论意义。依照这样的逻辑理路,本体论与工夫论之间则可相得益彰,宇宙论和认识论就会达到有机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理

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理的研究现状,内在吁求“回到事情本身”的马克思主义视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政理的核心要义在于:政治上,中国社会拥有极具吸聚力和动员力的先进、科学、合理的政治体制;经济上,中国社会的经济活动领域适度释放了“权利本位式”人民性格;文化上,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让人们的“映显缺陷”和其“权利本位式”人民性格发挥积极作用的文化结构条件;外交上,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实力”外交思维为“里子”和以“怀柔”外交思维为“面子”的现代外交思维结构。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政理的核心要义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

课程何以建构美好生活——基于课程美育的视角

“美好生活”人人向往,而“美好生活”蕴藏着生活之中的享受劳动创造之美、体验自由民主之美、呈现良善淳厚之美、展现和谐通达之美。从学校育人的角度,需要通过课程建构美好生活和学会享受美好生活,即通过课程美育构建美好生活。美好生活与课程美育之间有着多重的内在本质关联:美好生活为课程美育提供价值引领、构成课程美育的重要内容、增强课程美育的实施动力;而课程美育则昭示着美好生活的本质回归、融为美好生活建构的重要内容,并为美好生活建构提供孕育土壤。以课程构建美好生活,需要通过课程美育树立学生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信念;以课程本体之美,构建美好教育生活世界;以课程育人,培养学生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和素养。

《黄河保护法》背景下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的制度调适——以流域中上游地区为规制重点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地带,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该地区的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实践已开展了七十余年。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的提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等法律规范性文件的相继出台,黄河流域系统修复框架下的水土保持工作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为解决相关实践在大流域尺度、生态脆弱区域、小流域单元、林草管护领域存在的问题,未来应在水土保持工作选择性纳入生态修复大系统的基础上,通过“自然恢复为主”原则的确立、黄河流域统筹协调机制的落实、地方河湖长制的职能拓展、适应性管理方法的逐步推广,实现流域中上游地区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的制度优化。

如何建构具身的艺术史?—论梅洛-庞蒂对黑格尔艺术哲学的批评

在《间接的语言与沉默的声音》中,梅洛-庞蒂通过对黑格尔艺术哲学的批评,建构了以身体知觉和表达为基础的具身艺术史观。首先,其强调主宰艺术历史的是建立在肉身主体与被知觉世界的原初知觉关联基础上的身体表达,而不是外在于艺术家和艺术品的“绝对精神”;其次,其借鉴但弱化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先验原则和自我实现原则,肯定自我发展的“艺术自身”的存在,强调了人类的身体表达活动在历史与存在之间的中介作用,用艺术表达的沉积说、差异化结构说取代了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再次,其将艺术发展演化的历史还原为身体的知觉和表达,对社会历史实践因素的重视明显不足。真正的具身艺术史不仅是把艺术家解读为身体,还要辩证地理解艺术家的内在知觉风格与外在社会历史实践之间的关系,形成稳定的艺术史叙事模式。

近代内陆自建公园营造的“自在”与“自为”——以西安莲湖公园为例

西安莲湖公园是近代西北地区最早进行系统建设的自建公园之一,其早期持续的营建活动不仅是近代内陆园林转型历程的一个缩影,也展现出不同于沿海开埠地区城市公园的鲜明特色。为探求近代内陆自建公园营造在“西风东渐”文化冲击下的自主探索与能动受纳,引入“自在”与“自为”这一对概念,系统梳理近代时期莲湖公园由整备、营造、修葺到重建4个阶段中“自在”的营建特征和“自为”的主导观念,借此总结近代自建公园营建之客观内涵背后的能动本质,以史为鉴反思近代公园建设发展的经验教训,也为新时代的公园更新提供更多参照。

走向教育事实本身的课堂教学实践探索

回归课堂教学事实即要增强教师的课堂教学意识,重视课堂教学体验,提高课堂教学认识水平,将课堂教学体验上升到教育理论层面。当前课堂教学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包括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相脱离、主体性发挥失衡、师生互动不畅、教学方式低效等。优化课堂教学实践的路径,需要从走向教育事实本身入手,找到理论与实践的融入点,充分关照教学主体性,革新师生互动关系,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式。

海德格尔论祖国作为“存有本身”的“大地和自然”维度

海德格尔将“祖国”阐释为“存有本身”是与其“大地和自然”思想密切关联的,是在古希腊日耳曼(德意志)与犹太基督教(或天主教)两大欧洲传统的对峙中展开的。海氏关于希腊的“第一次开端”和德国的“另一次开端”的叙事指向了对于犹太主义的批判,是关联着家乡大地和本真自然的生存的;建构存在论意义的祖国,就是从时间出发以寻找德国精神的源头,是民族的历史性此在时间与创造者时间的实现;作为“存有本身”的“祖国”和海氏的基础存在论相关,是穹苍、大地、终有一死者、诸神所共属的命运,是不断涌现和沉落的孤独者和憔悴者,是与资本和技术对立的幽然自闭的存在;海氏对“祖国”作为“存有本身”的审美性建构,要旨在于将祖国建造为庇护人之诗意存在的居所,但其在伦理学上还相对欠缺一种共享或大享精神,也当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