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琮的营造隐喻:从营“方台”到筑“圆丘”

通过对大传统前代传世之玉琮形态的多角度分析,探究史前中国营造原型"方圆"之间所指征的造物"句法","玉"礼之崇威经由方位场景所指而透辟出后世儒家仁礼承载的能指语义,"圆丘"建筑的方位及场所精神与玉琮的"寓地拟天"同样表述对天地宇宙的图式逻辑。史前建筑在变迁过程中,已难以寻觅原型结构,本文梳理华夏文明最神圣的物质符号原型中所蕴涵的大传统前代建造形态组合编码之结构,希冀追溯原始文化中的宗教思维方式与视觉表象渊源,使其礼仪形式参与到当代社会伦理秩序的建构中,重续文化物证中留存至今而意义"不可忽略"的营造价值。

关于玉琮王“凹弧痕”的思考——试探早已泯灭无闻的玉卜兆与玉契符

浙江省余杭县雉山村反山12号墓出土的玉琮王庄严神圣,但其底部留有经琢磨而成的“凹弧痕”破坏了该器的完整。这是有权势的墓主人生前授意玉人的特意契刻的痕迹,应将这类“凹弧痕”诠释为“玉契符”,说明良渚文化时期确已有玉卜兆及玉契符。

良渚文化玉琮基本特征的考古学观察

全面、客观地考察良渚文化玉琮的基本特征,是研究良渚文化玉琮功用的基本功课。本文在网罗良渚文化玉琮出土资料的基础上,分四个部份剖析了和出土玉琮相关的基本事实,并对以往的有关观点做出了一些客观的修正。

璧琮原始意义新考

玉璧、玉琮是我国古代最为重要的两种礼器。对于二者象征意义的解释,诸说纷呈,莫衷一是。事实上,无论从文献记载来看,还是从考古材料来说,它们都应与阴阳观念相关,是阴阳、天地、乾坤、父母、男女等抽象话语的外化形式。其中,玉璧是阴、坤、母、地、女等概念的物化,是地母女阴的象征;玉琮是阳、乾、父、天、男等概念的具象,是天神男根的象征。"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乃出于先民交感天地、和合阴阳以祈求丰产增殖的美好愿望而已。

论大汶口文化骨牙雕筒与良渚玉琮的原初共性

从分子遗传学、考古学、民俗学、地域关系诸角度分析,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有相同渊源,均属东部地区同一文化大类,因此,大汶口文化骨牙雕筒应是良渚文化玉琮的前身。其衍生功能繁多,但原初功能相同,主要用于殓罩男性生殖器,以期求祖根不腐、瓜瓞绵延,这是史前生殖崇拜的常态。

良渚文化玉琮名和形的探讨

本文简要回顾玉琮名称的渊源,主要探讨了《古玉图考》中有关玉琮的定名,指出良渚文化玉琮的名和形的确定以《古玉图考》为源。在评述各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探讨良渚文化玉琮的渊源,提出了宏观上的“一元说”和微观上的“多元说”。

从龙山文化四种玉器的文化传统看濮阳地区在中国文明形成中的重要地位

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出现了一些高档次的、大型的玉器.其中许多不具有山东地区的文化传统.如临朐西朱封2件玉笄,不是龙山文化的作品,可能是石家河文化晚期的作品,辗转传入到山东地区.日照两城镇玉圭,是一件改制品,原件也是石家河文化晚期的作品,后传入山东地区.在鲁东南与胶东地区发现的8件牙璋,都不是龙山文化的作品,是中原地区在公元前1850～公元前1610年之间的作品,在鲁东南与胶东地区的埋葬年代可能在龙山文化之后.五莲丹土1件玉琮可能是龙山文化时期太湖地区的作品.这些精致的玉器传入山东地区,可能是在夏代前期至夏代末期分批次传入的.这些现象可能隐含着夏文化、夏部族与东夷文化、东夷部族之间的某种重要的历史事件.中原与山东地区的文化交流,自然与濮阳地区有关系,期待着濮阳地区夏时期文化遗存的重要发现.

从“神人兽面纹”看良渚文化玉琮形制

良渚文化玉器"琮王"上的神人兽面纹图像结构是由上为神人,下为神鸟所组成。由于该图像存在许多变异之形,且被用于相异器物之上,因而它是我们寻找器物关联性的重要线索。通过对良渚遗物相似形的分析,神人兽面纹不仅是上古人生命循环观和太阳神崇拜的象征体,也是解读玉琮形制起因的通道。具体而言,玉琮形制既蕴藏着神人兽面纹的简化图式,同时其形体又是上古人"方位观"和追求"升天长生"的产物。

良渚文化玉琮的型式研究

从玉琮的器形和纹样两个方面着手,对良渚文化玉琮进行分型、分式,并尝试着为玉琮分期,归纳出各期各段的特征。

考古学视野下古代玉器反映的文化迁徙与融合

玉器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具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器物。在社会发展产生了等级分化、产生了玉礼器以后,可以通过玉器、尤其是玉礼器反映的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现象探讨其所隐含的文化迁徙与融合问题。这种古代文化交流现象所隐含的文化迁徙与融合问题,很难由一两件玉器的交换、赠予来体现,需要有产生文化迁徙的原发地与文化融合发生地之间存在着较多的相同的玉器器类与器形的证据才能确认,是两种文化意识观念的交流与传播的结果。本文用三个不同的例子来说明和体现史前存在的几种不同的文化交流类型。其中,红山文化晚期后段与凌家滩文化玉器所体现的两者之间的文化交流现象很可能与文化迁徙与融合有关;岭南地区发现的诸多的良渚文化玉器体现的是良渚文化的一支迁徙到岭南地区后与当地本土文化发生了文化融合;而在成都平原地区的三星堆文化、福建沿海地区,珠江三角洲一带出土了二里头文化的牙璋、当地也有仿制的牙璋出现反映的则是夏遗民与当地居民的文化融合现象。

论兽面纹玉琮的艺术本质

对于艺术本质的研究与探索,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到20世纪初的弗洛伊德;从屈原的《离骚》到宗炳的《画山水述》、王微的《叙画》,一直就没有停留过。当下我们认为艺术的本质是以形象化的手段营造的让欣赏者产生非功利心态并进而自我确证的虚拟世界。湖北省博物馆馆藏曾侯乙墓出土的兽面纹玉琮,作为陪葬品,其出土的年代、材质、造型、功能及艺术价值,赋予它独特的审美本质。这对于艺术本质的研究提供了完整且形象具体的实物,有着重要的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石峡遗址玉琮形制与纹饰设计流变解读

通过梳理石峡遗址玉琮不同阶段形制与纹饰设计的变化,以及良渚文化和同时期其他地区玉琮的形制、纹饰和功能的分析,发现广东境内出土的玉琮与良渚文化关系极为密切,石峡遗址的多节玉琮更是直接来自于太湖地区,而那些纹饰设计出现颠倒或发生较大改变者应为本地仿制品。龙山时代,玉琮虽然传播和辐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但是在大部分地区其功能都发生了变化,只有广东地区的玉琮仍最大程度地坚守着传统与信仰。石峡遗址玉琮形制与纹饰设计流变,所反映出的这种文化传播方式、接收程度与再创作,突出地体现了一种强势文化在对外传播和扩散的过程中,因地因时而制宜。这或许可以提示我们,利用传统文化元素进行再设计,欲意达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契合,更理应如此。

红山文化玉猪龙与良渚文化玉琮的比较研究

在石器时代,北方的红山文化与南方的良渚文化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有特点的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留下来的优秀文化。由于这两个文化所处的时代十分的接近,所以导致两个文化存在许多可以比较的地方。尤其是在玉器方面,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和良渚文化的玉琮无论是在功能上还在形制上都有相似之处,所以也引发诸多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

庙底沟文化与璧的起源

本文结合史籍中关于璧的记载及目前对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等玉璧的相关认识,对璧等器物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并根据近年来高陵杨官寨、扶风案板、华县泉护村等遗址发现的璧、琮类器物以及彩陶图案中的相关题材,认为璧等深刻影响了古代中国的礼器在中原地区可能为本土起源,它们发生的时代也许可以追溯到庙底沟文化时期。

基于设计符号学的玉琮文化创意产品设计

文章以玉琮为研究对象,总结玉琮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现存问题。将玉琮的形制特征、文化内涵结合设计符号学理论展开研究,从设计符号学的四个维度进行设计解读,明确产品定位,提取设计符号并解构重组,结合现代产品特征,优化用户对文化创意产品的文化感知,最终完成设计方案。通过本文的研究,以期为玉琮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提供一定的参考。

反山大琮,何以称王

反山大琮即反山遗址M12:98玉琮,被誉为'玉琮王'。作为良渚社会极其重要的祭祀礼器,反山大琮是反映良渚时期科技发展水平、艺术造诣、精神观念的代表之作。本文将从多个方面,介绍此玉琮为何能脱颖而出,被称之为'琮王'的原因。

商周玉琮功用浅议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玉琮有其特殊的历史地位,散发着浓郁的气息。它在静止状态中凝聚着张力;在祭祀的烟火缭绕中,它当然又能造成一种静穆和神秘的气氛。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三号坑出土神树纹玉琮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三号坑遗物埋藏层出土1件神树纹玉琮(K3qw∶236),其平面位置靠近三号坑南壁,紧邻青铜顶尊跪坐人像。玉琮材质为透闪石―阳起石玉,整体呈较规整的方柱体,中有周正的圆孔,器表无节槽,有线刻纹饰,刻痕甚浅。玉琮四面均饰弦纹与窃曲纹条带,其中相对的两面各线刻一株神树,形象与三星堆出土青铜神树有颇多近似之处。其原先应为一件素面玉琮,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流传、磨损后,才被刻上纹饰。器物形制与齐家文化玉琮高度相似,无疑是受甘青地区文化影响的产物,甚至不能排除这件器物原本为齐家文化产品的可能。神树纹饰具有鲜明的三星堆文化特征,雕刻线条却又略显潦草,或说明玉琮在三星堆文化中尚未被视作礼器。

良渚文化玉琮及相关纹饰的文化隐喻

良渚文化中一种典型、奇特,且颇具神秘色彩的器物——玉琮,长久以来一直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迄今为止,关于它的研究文章,数量已经相当之多。有关玉琮的研究,一般集中于其形制、纹饰、源流、年代、功能、工艺等方面,观点多样,迄无定论。笔者近来对玉琮也略有思考,发现玉琮的形制、

良渚文化玉琮的功能和象征系统

良渚文化玉琮的功能和象征系统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在起初阶段,良渚文化玉琮主要是作为"神徽"的物质载体,其功能在于镇墓。其后,随着玉的价值被进一步认识,墓葬中随葬玉琮数量的逐渐增多,玉琮被赋予了财富和权力的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