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时期宫廷玉器的探究

玉器是展现一个朝代社会背景、经济发展以及文化艺术的重要器物。清乾隆朝是中国历史上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国泰民安的朝代,也是中国玉器发展最快的时期。乾隆朝代玉器特点主要包括3个方面:第一,大量优质材料工艺精美的仿古玉器的出现;第二,乾隆朝时满族特色的玉器较多,统治者对此还加以等级规范;第三,人们对外来玉器持包容态度,对后世影响深远。从另一方面来说,了解玉器的风格和纹饰也是我们了解中国文化审美的一部分。文章主要从乾隆时期的玉器入手,从特色玉器中探讨其材料、工艺、纹样等方面的视觉解析,以此作为切入点并结合乾隆时期审美形成的原因,来论述乾隆时期玉器所具有的风格特点。旨在传播乾隆玉器之美,弘扬传统文化。

玉的隐喻:乾隆玉器的政治美学意蕴探析

玉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对于与乾隆政治人生相关的玉器而言,它既具备艺术欣赏性,同时又饱含政治美学的意蕴。乾隆为实现政治的“正心”,曾将玉玺视为自己的身份勋章,通过完善宝玺制度,强化了臣下对帝王身份和统治合法性的认同。盛世之治后,乾隆则用艺术形象来“魅心”,由他主导下创作的玉器《大禹治水》,不仅展现了独享玉石资源的帝王权威,同时也成就了一座歌颂“江山稳固”与“盛德教化”的丰碑。而在玉器出现审美趣味的异化后,乾隆为开展对士人阶层和平民阶层的“治心”,他对此执行了规训,以树立文化领导权。政治美学探析试图返回乾隆玉器中美的原境,同时也在政治与美学的有限与无限自由之间,诉说着一个“审美人”同时也是“政治人”的人性的曲折复杂,玉的隐喻就在美学与政治互为显隐的关系中,不断重复地表达着乾隆拥有至高权力的事实。

综合分析方法对余杭良渚遗址群出土玉器的原位无损研究

玉器作为良渚文化最重要的文化因子,是物质与技术的结晶。分析仪器的发展使得对文物进行原位无损研究成为可能。本文报道了综合分析方法对余杭良渚遗址群出土玉器制作工艺及材质的研究结果,涉及数码显微镜、拉曼光谱、X射线荧光光谱(XRF)及近红外光谱(NIR)等多种分析手段。

红外光谱技术对广东博罗横岭山商周时期墓地出土古玉器上蜡工艺的揭示及其意义

广东博罗横岭山商周时期墓地是广东省目前所发现的最重要的商周时期墓葬群，该墓地出土的玉器样品通过一系列的科学鉴定研究后发现，玉器的红外光谱在2960cm^-1（相对较弱）、2920和2853cm^-1附近出现了2～3个明显的特征性吸收峰，结合对纯蜡样品、现代上蜡玉器样品的测试比较，认为博罗横岭山墓地出土玉器在加工过程中曾经经过上蜡处理，首次揭示出商周时期岭南先民掌握了在加工中利用蜡来增加玉器美观技术的事实。

良渚文化时期玉器的特征与文明发展的关系

以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为主线,以南北两个玉文化中心为背景,从玉器的出土情况、质地、数量、质量和器物组合以及玉器加工技术等方面体现出的社会阶层差异、社会分工以及社会进步情况等,探讨了良渚文化玉器与文明发展的关系.

横岭山商周时期玉器的质地、白化现象和玉料产地研究

为研究广东博罗横岭山商周时期墓地出土玉器的质地、白化现象和玉料产地,对玉料样品进行常规矿物学、红外光谱、X射线粉晶衍射、扫描电镜和拉曼光谱的测试。结果显示,该墓地出土玉器的材质包括石英、水晶、透闪石(软玉)和杂砂岩。其中,透闪石质的玉器呈白色、不透明的外观,被认为和酸性土壤的腐蚀有关;出土的石英质玉器(含水晶器)的包裹体特征及包裹体均一温度显示该墓地出土的石英质玉器(含水晶器)的玉料较可能来自变质石英岩。伟晶岩或高温石英脉,将其与博罗本地、台山地区(近环珠江口地区)的石英及水晶样品进行对比,未有证据显示该墓地出土的石英质玉器(含水晶器)的原料来自上述地区。本研究可为揭示商周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先民对自然资源的认识和利用能力以及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物品交换及贸易路线等方面提供基础科学依据。

从传世及出土翡翠玉器看我国清代翡翠玉料的使用

根据最新发现的广州海关清代同治光绪年间玉石的进口记录以及其它翡翠资源开发的资料,通过分析中国主流博物馆清代传世及出土的翡翠玉器、国际著名拍卖公司专场拍卖的清代翡翠玉器以及云南等九省、市出土的清代翡翠玉器,统计分析了中国清代翡翠玉器的来源与材质特征,指出该时期进入中国市场的翡翠玉料数量可能相当巨大,广州是翡翠玉料最重要的进关口岸之一;其中"商品玉"或"白底青种"和"花青种"翡翠是清代翡翠玉器中最主要的类型,中国清代使用的翡翠玉料与现代使用的在总体组成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高质量翡翠的比例没有明显增加,显示出高质量翡翠具有明显的投资价值。

出土古玉器的料色和沁色辨析

通过分析古玉器的颜色来鉴别、评估古玉器是古玉器鉴定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出土古玉器的颜色成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玉料本身具有的颜色(作者称之为料色),它由玉石中所含致色元素的成分和质量分数决定;又有玉料被加工成器后因埋藏与周围介质发生作用而变化的颜色(即沁色)。在鉴定实践中不少的鉴定者将玉器的料色误定为沁色。以和田玉为例试图通过玉器的颜色与玉器雕琢纹饰之间的关系来辨别料色与沁色。

齐家文化玉器与三星堆文化的关系

中国玉器大约有着上万年的历史,源远流长。齐家文化玉器由于其地处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其品种多样、用材上乘、制作精致、通体磨光、器形美观、大气凝重的艺术特征近年来广泛被专家学者所关注。在研究齐家文化玉器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其造型、取材、加工工艺等对三星堆文化有很大的影响,齐家玉文化早于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化是齐家文化的延伸,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有源有序、一脉相承的。

中国古代设计的美学意蕴

作为物质文化的承载物,设计大到环境建筑、小到服装用具,往往通过造型和装饰表达一个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美学观及其生活方式。设计通过物质的媒介把一个民族生活的理想展示出来,把他们认为的美呈现出来,把他们认为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记录下来。中国古代的设计品仍然是我们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物质形式,如秦汉时期的青铜器、宋代的瓷器和明代的家具等,都是中国物质文化中最经典、最精美的代表。对这些器物的了解和欣赏,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文化中最为迷人的部分,理解中国人在审美文化上所达到的高度,理解中国文化至今仍然在世界文化中保持魅力的重要原因。

辽宁富铁蛇纹石玉的宝石学特征及开发利用

对辽宁营口后仙峪产出的蛇纹石玉的宝石学特征进行鉴定、分析和研究表明,其主要矿物组成为富铁蛇纹石(利蛇纹石和叶蛇纹石),其次为橄榄石(镁橄榄石和贵橄榄石)、滑石、水镁石、粒硅镁石、碳酸盐(白云石、方解石和菱镁矿),还有一定量的金属矿物如磁铁矿、黄铁矿、磁黄铁矿和硼镁铁矿。该玉石呈较深的碧绿色,质地细腻,微透明,玻璃光泽,局部金属光泽,具有斑块状、条纹状、星点状等组构类型。与传统的岫玉有所不同,该玉石属岫玉中一个特别的类型,可定名为"富铁蛇纹石玉"。该玉石的外观很像古代的青铜器,极适宜用来仿雕青铜器件,将中国灿烂的玉文化和青铜器文化紧密结合,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具有良好开发前景的玉石资源。

红山文化玉箍形器功能探析——上古巫、史之职的物解

红山文化中出土的玉箍是巫、史等神职人员司职的神器,它的出土对于研究北方远古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具有重大意义。玉箍作为祭祀神器是斜口陶器和无底筒形器的综合与升华,它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祭祀观念。巫、史等也借助它来绝地通天并以此来维系氏族或部落内部的稳定与团结。它在文明起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值得人们深思。

武山鸳鸯玉的前世今生——第十次玉帛之路渭河道考察札记

甘肃武山县特产的墨色、墨绿色鸳鸯玉,如今是批量生产旅游的纪念品——夜光杯的原材料。因为属于蛇纹石类的玉石鸳鸯玉,一直以来不被玉器收藏界所重视。目前鸳鸯玉产品处在玉器市场的低端产品和低价竞争的阶段。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组织的第九和第十次玉帛之路考察,先后在镇原县和武山县认识到常山下层文化玉器与齐家文化玉器中有一类墨绿色蛇纹石玉料,应属武山的鸳鸯玉。鸳鸯玉矿就在渭河上游的山上,落入河水中者成为籽料,顺着渭水东流的方向分布在当地,成为甘陕两省史前玉料的一个重要来源。渭河道成为华夏先民首选的一种西玉东输方式。武山鸳鸯玉矿的调研和采样,通过与仰韶文化出土玉器的对比,可以将以往认识的西玉东输的历史提前约两千年。

齐家玉器与夏文化

文章对齐家文化玉礼器如璧、琮、刀、戈、圭、璋、璜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璧琮组合源自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刀戈组合和圭璋组合始于青铜时代。大玉刀和大玉璋主要流行于夏代,是夏代文化的标志,亦是齐家文化的特色。玉器的盛衰表明齐家文化不仅是东亚文化的组成部分,亦反映了夏朝的时代特征和社会状况。自三代到秦汉再到隋唐直至明清,玉器发展除了雕琢工艺进步以外,其形制品种基本上没有脱离齐家文化玉器范畴,儒家文化主要礼器形制正是基于齐家文化玉器的基本造型。齐家文化玉器在东亚玉文化发展史上起了承上启下作用,应该是夏代玉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玉器中牛毛纹沁的形成机理初探

笔者通过对古玉器中牛毛纹的形状与分布规律的观察,通过对古玉器中牛毛纹与玉器雕琢纹饰之间的空间穿插关系的研究,得出所谓古玉器上的牛毛纹就是分布于玉石上,被铁的氧化物充填了的一系列张性裂隙,牛毛纹生成于尚未雕琢的玉石中。古玉器中牛毛纹的有无与玉器的年代、入土与否等无直接关系。故古人文献中提到的牛毛纹乃人之精神气血渗入之说完全是人们的臆想,和水银沁入没任何关系。

殷墟商墓随葬铜器玉器之“双轨制”现象探析

考古发现证明,晚商时期存在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墓葬随葬品有单独使用青铜器、单独使用玉器、同时使用铜器和玉器三种模式。不同的随葬模式,标志着不同族群的人们在社会地位、职业身份,可能还有宗教信仰方面,各有不同。即便在同一族群里,人们的职业属性虽然基本一致,但社会地位却差别很大。殷墟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资料说明,当时没有把青铜礼器用作赏赐、进献、交易的记录。商人在祭祀天地神祇、祖先神灵等活动中,青铜容器是作为“礼器”——容盛“礼物”的器物而存在,而装盛在铜容器里面的牲肉、粟米、酒醴,才是“礼物”。青铜礼器是施礼者身份和权力的象征,不可用作赏赐、贡纳、馈赠、交换等。而玉礼器则主要用作赏赐、进献、贡纳、祭祀,是真正的“礼物”。在当时,铜器更多代表地位和权力,玉器则更多偏向代表地位和财富。铜器和玉器分属两个不同的社会功能体系——即在表达社会功能时实行铜器、玉器“双轨制”,它们虽有交集却不可互为替代。

从真山出土玉器谈吴国的琢玉工艺

苏州真山大墓出土了一批春秋时期的玉器，系采用多种琢玉技法所形成，显示了２０００多年前吴国工匠高超的琢玉水平。

论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的关系

三星堆文明的年代大致在商王朝时期,金沙文明的年代大致在西周时期。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是前后承袭的发展关系。其时间上的分界点,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周之交。在金器方面,金沙文明承袭了三星堆文明的传统而又有所发展;在青铜器方面,金沙文明与三星堆文明之间既存在着前后承传关系,又有着鲜明的前后发展的段落差距;在玉器方面,金沙文明与三星堆文明有着相同的文化特征,但最为精致的玉器却保存在金沙祭祀区而不见于三星堆器物坑。以上现象,尤其是最为精致的玉器保存在金沙祭祀区的现象,体现出三星堆文明的核心即王室转移至金沙地区,成为金沙文明继承三星堆文明的重要实证。三星堆文明向金沙文明的转移,可能与商周更替这一宏观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关。三星堆大型器物坑与金沙祭祀区等重大考古发现,以充分的实物资料描绘了一幅古蜀文明在成都平原地区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画卷。

苏州盘门清代墓葬发掘简报

苏州盘门清代墓葬,墓主潘祖年为大收藏家潘祖荫之弟,出土了一批金玉饰件,制作精美,弥足珍贵。

从玉石到瓷器的造物路径

在中国文化原型基因中,玉石文化从野生状态的石头开始,经历了从劳动工具到国器象征、美学代表、道德转译的自身属性变迁。玉石不仅维系着先民生存的物质基础,更超越成为中华文明进程中的文化表征与精神信仰。作为原编码符号,玉石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发生史与道器合一的观念史,在长久的转换中凝聚为深层的文化原型。玉石催生了与之相适应的美学认知和国家精神,激发出"近玉"与"尚玉"的瓷器造物思维,成功求解到贯通数千年的文脉基因。一个没有建构"传播体系"的文明是不可能长久持续的,正是透过从玉到瓷的造物认知变迁与审美实践,中华造物路径中的智慧与观念最终整合为文化理想与文明传播共享的路径。溯源玉与瓷关联的造物文化基因,有助于解读"玉成中国"造物思想中的德性目标,并探索其作为中华文明传承的规范性文本和"CHINA"编码与解码之间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