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杨绛记忆书写的伦理与诗学

杨绛的记忆书写在新时期老作家的同类型作品中别具一格。一方面杨绛的写作自外于当时“组织制作记忆”的常规流程,更多体现出作家个人的主体意识,另一方面,杨绛在其中对知识分子身份及文学的社会功效提出自己独到的理解。杨绛回忆作品中所展现出的作家姿态和自我意识,及其对所忆内容的取舍着墨和对“改造”成效的自审,不仅从形式上丰富了新时期的记忆书写,同时也提示了知识分子反思历史的别样可能。

读马王堆帛书医方札记四则

通过对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房内记》医方中的四个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以下论点:“以汁【□】之”的缺文不能补作“■(歠)”或“■(飲)”,而应补作“洒”或“沃”“■(洗)”等字;“枣种”不是指大枣,而是指大枣的种子,即枣仁;“澡石”不是一味药,而是处理药石的一种方法;桑枝不是桑枝汁,二者在医疗活动中的运用各有不同。

曾国藩病证与养生观点浅析

以《曾国藩家书》和《曾国藩日记》为蓝本,从医学视角梳理困扰曾国藩一生的主要病证及其养生理念。研究发现,曾国藩素体怕热、易疲倦、不寐、盗汗,其体质倾向于阴虚质或气虚质或气阴两虚质。皮肤疮癣是困扰曾国藩一生的最主要病证;青年时期因身心压力诱发了耳鸣;中老年后深受目疾与早衰的影响,突出表现为疲乏、目蒙、尿频、眩晕等肝肾精血亏虚证。养生方面,其主张规律性饮食与作息、调节情绪的自然法道养生观,反对以药补体、以药养生的方式。曾国藩一生的病证与养生观点可为个人健康管理提供启示。

《史记·项羽本纪》与项羽形象刍论

文章立足于《史记·项羽本纪》及相关篇章的细读,辩驳了"司马迁同情、赞美项羽"之类的观点,并分析了近代以来文学鉴赏领域项羽形象虚美化的复杂成因。

川剧高腔《琵琶记》考论

川剧高腔《琵琶记》是川剧高腔的经典剧目,现存的皆为舞台演出本,根据川剧高腔的舞台演出实际及艺术形式,对原本的情节与人物形象都作了改动,使其更适应于舞台演出。

《初学记》《艺文类聚》比较研究——以“诗文”为中心的考察

《初学记》与《艺文类聚》皆是唐人编纂的经典类书,前辈学者多认为二书是绝无关系的彼此,文章通过比较研究认为《初学记》之“诗文”题名及排列顺序毫无置疑地受到了《艺文类聚》的影响。再者,《初学记》之“诗文”内容对《艺文类聚》之“诗文”内容的因袭亦是明显,但此因袭绝不是剿袭,二者之“诗文”部分可谓因袭与变革同在、删并与增补共存。总之,《初学记》与《艺文类聚》是关系紧密的两个文本,二者之间既有继承更有发展。

南戏《破窑记》版本考述

现存的明刊(钞)本《破窑记》皆对元本在曲调与曲文以及故事情节上作了改动,而各刊本之间也有差异,其中富春堂本产生的年代较李评本早,与元本相同或相近的曲调与曲文,较李评本多。李评本增加了"夫人看女""吕蒙正数罗汉""刘千金辞窑"等情节。钞本《彩楼记》(简称钞本),是早期南戏《破窑记》的改编本,对原作作了较大的压缩,并增强了舞台效果。

《乐记》的撰作年代与作者问题研究述评

《乐记》是在中国音乐史和文艺理论史上都十分重要的著作。学术界历来对其作者与撰作年代问题颇有争议。本文对各家主要观点作了梳理,并且在此基础上,认为“非一人一时之作”的观点最为合理。

说“纪”、“记”

从字形、本义方面考察“纪”、“记”两个汉字,说明“纪”、“记”两个字的含义不同,“纪”的使用场合不同于“记”,“纪念”与“记念”也不同。

敦煌写本《古贤集》典出《史记》考

《古贤集》现存九个抄本,是敦煌遗书中一部重要的民间文学作品,也是唐五代民间流行的有关历史知识的蒙书之一。该作品的特点是大量运用典故,其中疑似出自《史记》者约15处。本文对这15处典故作了考论,求证了其实际情况。

《霞笺记》与《西楼记》考论

《霞笺记》始以传奇剧体制敷演文言小说《心坚金石传》,易悲剧为喜剧,其得失尚需探讨。惜乎作者姓字不详。《西楼记》作者则为明末清初曲坛大家袁于令。两剧皆取材于青楼妓女与士人之离合悲欢,都在不同程度上曲折地反映出晚明特定时代士人的婚恋观念。

校勘俗文学文献的方法——从《第八才子书花笺记会评会校本》校记之商榷谈起

《花笺记》是粤调说唱文学“木鱼书”的代表作，《第八才子书花笺记会评会校本》是木鱼书文本整理的一个重要成果。不过，书中也有一些地方值得商讨，尤其是在异文的选择上，由此探讨若干俗文学校勘整理的方法。

《荆钗记》注释商榷

俞为民《宋元四大戏文读本》对《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曲白中的方言、典故以及戏曲术语都作了注释,为我们的阅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其注释尚有若干可疑而值得商榷的地方,我们仅就《荆钗记》中一些注非所当之处,提出修正意见。

文情·文事·文法:毛声山批《第七才子书琵琶记》的三维理论建构

清初毛声山批点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是明代以还《琵琶记》评点本中的集大成之作,毛声山从文情、文事、文法三维角度建构起了相对比较完善的戏曲评点理论体系:"文情"的多层次性揭示了评点中情感与形式之间的张力,"文事"探讨了历史与文学虚构的原则把握问题,"文法"是毛声山艺术经验的理论总结,从而为今天建设民族特色戏曲理论提供经典借鉴。

《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匡正

《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在底本原文移录、断句标点等方面存在不少可商之处,文章择要对其进行辨析纠误。

释汉简中的“记”

"记"作为一种重要的书信形式,在西北汉简中常有出现,相较其他文书形式,"记"作为官方文书出现时,是一种非常规的,用于处理急需解决的事件,带有催促性质的官府下行文书。作为私人信件使用时,除了记述私人的事务外,往往还夹带着公务的内容。同时"记"也可作为物品记录使用。

《考工记》中的制车手工业标准化及对秦代的影响

文章从研究、探索中国古代标准化的起源和发展出发,通过对《考工记》中标准化应用的深入研究分析,认为:车辆起源甚早,可以追溯至黄帝时期,夏代已有制车手工业及其管理部门。车轮承载着整个车辆本身和所载重物的全部重量,是车辆最重要的部件,结构复杂。因此轮、毂、辐、牙,从选材到制作和装配必须严格,车轮检验按六道检验工序的方法标准进行。确保所制作出的车轮,各方面性能都符合规定要求,其制作工匠和检验人员谓之国工。从夏代至春秋战国时期,车辆主要用于作战。由于"列国战争必用车"而促进了制车手工业的发展,于是制车手工业标准化随之出现,并为秦代制车手工业奠定了基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令"车同轨"、"舆六尺",标志着中国古代制车手工业进入了成熟标准化阶段。

浅论《搜神记》中的新词

魏晋时期是汉语从单音节词向复音词转化的时期。由于语言内部语义的演变 ,出现了根词词素构词、义位引申构词、同义复指构词、类义偏指构词和借代比喻构词等五种方式 ,从而产生了不少新词。

《入蜀记》引诗研究

频繁引诗是《入蜀记》的一个显著特点。旅途中,陆游发现了古诗句诞生的地点及场景,将之强化展示出来,复现了古诗的世俗生命力。《入蜀记》引诗的目的不一,情境多变,功效显著,既论诗又以诗为用,一方面利用"当地"之便揭示古诗创作背景,解释语义,赏析辨误,另一方面又用古诗丰富行记的历史层次,辨正世俗讹传,提供审视自然的新视角。通过对《入蜀记》引诗解诗用诗的考察,可以发现陆游受古诗影响的具体方面和实际情形以及散文与诗歌的关系。

《郑志》与《郑记》关系新诠

《郑志》《郑记》是记录郑玄及其门人弟子就经义相互问答的作品,原书均亡佚已久。前人多以为两书判然有别、各是一书,然而从史志目录著录《郑志》的篇卷变化及唐人征引《郑记》的情况来看,两书在流传过程中曾有内容上的分合。《郑志》八篇大约成书于汉末三国时期,在后人的修撰中增入郑玄弟子间的对话而成十一卷本《郑志》,开元初年之前再次整理时又剔除了《郑记》之文而缩略为九卷。《郑记》一书出现则应是在十一卷本《郑志》成书以后,由郑门后学汇集郑玄弟子间互相问答之语撰集而成,当不晚于隋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