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漂泊者》与革命文学的蒋光慈模式

蒋光慈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也是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奠基人。虽然《少年漂泊者》是蒋光慈的小说开篇、革命文学的初期样本,但是却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与双重的历史意义。在政治意义上,它是当时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热心追求革命的进步青年的“指路明灯”,是革命家认识社会、理解时代的一面镜子。在文学意义上,它不仅开创与引领了革命文学的创作潮流,而且以鲜明的阶级立场与叙事伦理、明确的内容取舍与价值倾向,以及具有示范意义的叙事形式,确立了革命文学的写作范式——蒋光慈模式。《少年漂泊者》是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的革命文学范本。

蒋光慈革命文学中的皖西故乡书写

蒋光慈是从皖西大别山走出来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先驱。皖西这片革命的热土深深地滋养着他影响着他,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素材。蒋光慈常常把写作背景置于皖西乡村,以革命的笔触审视家乡,以作家的眼光回忆故乡,融皖西田园空间图景于革命叙事之中。在《少年飘泊者》《咆哮了的土地》《乡情》等革命小说和诗歌中,呈现了大量皖西山川风物、民间风俗以及方言俗语,地域文化特征凸显。这些畅销的诗文既广泛宣传了革命思想,也扩充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土文学的题材领域,并从一个角度见证了皖西革命历史。

辨认远去的身影:蒋光慈“革命加恋爱”模式的回溯

回溯蒋光慈“革命加恋爱”模式形成的原初语境,把握其生成脉络,可以进一步填充该模式的内在筋骨,唤醒其在数十年变革中所展现出的强大生命力,以期为今天的文学创作、文学接受等文学活动提供新的思路与灵感。

蒋光慈长篇小说论

在中国现代文学长篇小说写作的草创期,蒋光慈贡献了多部作品,主要有《少年飘泊者》《短裤党》《丽莎的哀怨》《冲出云围的月亮》《胜利的微笑》《田野的风》六部长篇。蒋光慈的长篇小说创作表现出了一种典型的杂糅性特质,既有对现实的高度观照,又以浪漫主义的笔法和情怀写作革命文学,还钟情于超现实主义艺术技法的应用。由此映照了新文学深邃复杂的现代性,揭示了蒋光慈文学观的繁杂广博。

论蒋光慈的“非虚构写作”及其“现实主义”意义

蒋光慈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现象级”作家,其创作具有巨大的阐释价值和学术增殖意义。从文体学和主题学层面来看,蒋光慈的报告文学式小说是跨文体的非虚构写作,不仅具有文体创新价值,更以实录精神和阶级意识为现代中国留下了“历史的证据”,因而在中国新文学由启蒙文学向普罗文学和“人民文学”的转型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现实主义文学”源流来看,蒋光慈小说批判“资本的权力”和都市贫富分化现象,更接近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文学本质,不仅使茅盾藉以扬弃了普罗文学的幼稚病进而创作出具有经典意义的现实主义文学巨制《子夜》,而且对于今天反思“无边的现实主义”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反抗的执着与自由的偏至—论蒋光慈的“英雄情结”

蒋光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无产阶级作家、理论家。特定的社会现实和独特的人生经历,使得他无意识中萌发了强大而持久的英雄情结,这种以侠义精神为核心的英雄情结制约了他的艺术和性爱情结,并影响到其思想和行为。由于心理能量在英雄情结上的过多集结,导致蒋光慈走向了集体主义的反面并最终退党,盛年而终。

蒋光慈前期文艺思想探源

蒋光慈是中国早期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其文艺思想与苏俄文艺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

蒋光慈与韦素园——同殉革命事业的同乡挚友

皖西籍革命作家蒋光慈与韦素园少年时代就疾恶如仇、敢于抗争,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勇敢地走在时代的前列。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他们献身革命事业的开端。作为中国共产党秘密派往苏联"取经"的最早成员,他们取来革命火种、力驱社会黑暗。他俩同以革命文艺作品"为光明而奋斗鼓号",携手战斗,生命不息,事业不止!而立之年为革命事业殉道离世,为理想挥洒一腔热血。

伦理情感化与蒋光慈小说的革命叙事

伦理情感化是中国现代文化的特征。在叛逆家庭、追求婚恋自由中,中国知识分子建构了一种自我化的伦理价值观。从自我化到社会化,蒋光慈小说通过"革命加恋爱"的叙事模式把自我之爱与政治之憎结合起来,并在塑造集体主义英雄方面使个性主义升华为集体主义,完成了现代政治文化的伦理建构。

从红色编辑出版物看蒋光慈的革命文学贡献

从皖西大别山区走出的革命作家蒋光慈,自参与共产国际大会会刊的编印开始,执着地走上了红色编辑之路。他分别主持编辑春雷社、太阳社以及左联这些革命社团组织的不同刊物共36期,主持编印红色丛书3种,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活动搭建了至关重要的平台。这些红色出版物积极构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全力传播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为1930年代左翼文学的繁荣推波助澜。在反动派对左翼文化阵线进行残酷围剿的白色恐怖时期,蒋光慈勇敢地担当起革命的"喇叭手"的神圣职责。

论蒋光慈模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现代文学中"革命+恋爱"模式(即蒋光慈模式)并没有因为评论界的诟病而销声匿迹,相反在不同的革命语境中,革命与恋爱被不断重复和修改,这种对革命和情爱不同比例的处理隐喻了政治意识形态下焦虑心理寻求释放的渴盼。在20世纪文学创作中,蒋光慈模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游走于暴力和正义之间——论蒋光慈的革命侠义情结

蒋光慈从小深受侠文化影响,侠文化精神的浸润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灵魂洗礼,在其人格结构和文化心理深层逐渐形成一种复杂的情结——革命侠义情结。蒋光慈的小说创作始终流贯着革命侠义情结,不仅体现了他的人格建构的理想,而且表达了他对无产阶级文化建构的追求。这种革命侠义情结的特点呈现为革命与侠义结合,人性与侠性交融,使暴力和正义二者在革命话语中达成有机统一,从而在现实革命斗争中起到呼唤民众觉醒、砥砺人民斗志的积极作用。

由马斯洛的层次需求解读丽莎——评蒋光慈《丽莎的哀怨》

《丽莎的哀怨》是蒋光慈小说中艺术价值较高的一部作品,也是引起广泛争议的一部。在不同时期,对这部小说主人公丽莎的解读也是不同的。根据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分析丽莎这一形象,丽莎的悲剧便是丽莎性格与命运的悲剧。

“单纯”的叙述与欲望化历史场景——论蒋光慈的革命小说《咆哮了的土地》

作为革命小说的范本,作为蒋光慈的代表作,《咆哮了的土地》展示了当时农村被重构自身文化与历史时的欲望化场景以及作者对此体验和臆想后的"单纯"的叙述。

论蒋光慈小说中的革命者形象

革命者形象是蒋光慈小说中重要的人物类型,这类人物形象类型繁多、特征鲜明,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有着重大的时代意义。蒋光慈的小说是对创作革命文学的初步探索,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缺陷,可是作为革命文学先锋代表,我们应该认识到其作品的价值,从公正的角度去评价。

蒋光慈小说的叙事特色及其内在矛盾

蒋光慈小说的叙事有鲜明的特色,其在主题、题材、情节、结构、语言、人物形象和美学风格等方面都表现出与五四启蒙小说的不同追求,同时也存在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以阶级属性来判定家庭的好坏,却让家庭专制意识借助阶级的外壳还魂;极力张扬革命和革命的集体主义精神,却潜在地流露出浓厚的个性主义思想;努力表现光明的前途,营造粗犷的阳刚之气,却仍留有难以排解的哀怨情怀。

《新梦》:中国革命文学的先声——兼谈蒋光慈的留苏经历及其诗人角色定位

诗集《新梦》是蒋光慈留苏期间从事新诗活动的产物,洋溢着无产阶级革命热情以及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憧憬。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最早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品,《新梦》甫一出版即在青年中引起反响。由于蒋光慈留苏期间决定当一名"东亚革命的歌者",且在归国后固守于这一角色定位,最终导致了他的人生悲剧。

革命作家蒋光慈与同乡同学李宗邺轶事钩沉

少年蒋光慈与同乡好友李宗邺在芜湖五中同班读书,他们在寻找救国救民真理道路上携手共进。两人最初都作为无政府主义信仰者,活跃于五四安徽爱国革命运动前列。之后,蒋光慈幸运地“遭遇”马克思主义真理,而李宗邺的真理追寻之路曲折坎坷。从蒋光慈、李宗邺的信仰演进轨迹来看,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对早期进步青年的价值认知、正确道路选择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蒋光慈、李宗邺殊途同归,都在各自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爱国主义足迹,都为新中国的建立、为人民的幸福生活做出了独特贡献。

蒋光慈与茅盾作品比较论析

上海存在形态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可以说使它集中了中国社会所有的对立因素和矛盾方面。茅盾以及蒋光慈等怀有不同思想、观念、经历和追求的知识分子都在上海获得了各自的生存体验和发展空间,并由此形成了对上海的记忆、想象、感受和期盼。

个人主义革命话语生产的幻灭——再论蒋光慈诗歌

蒋光慈是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之一,其革命诗歌著作主要有《新梦》《哀中国》《乡情集》三部诗集。《新梦》主要对苏俄十月革命及其领导人的赞歌;《哀中国》揭示列强控制下的中国及其人民的多灾多难,号召中华民族奋起抗争,坚信未来属于中国人民。《乡情集》主要抒写爱国之情、母子之情、夫妻之情、朋友之情等在国难当头时期无奈、感伤、痛惜的个人情绪。然而,在这三部诗集昂扬向上,积极进取,高歌革命的主旋律下,每部诗集都存在一些抒写个人感伤、悲观、失望、消沉、甚至颓废的诗歌,它们从另一侧面揭示了蒋光慈诗歌中浓厚的个人主义情绪。这种个人主义情绪直接影响甚至贬抑蒋光慈革命诗歌的合法性及其作为革命诗人的身份。从个人主义的角度重审蒋光慈革命诗歌并不是否定过去的研究,而是为了更全面地理解蒋光慈革命诗歌及其给中国革命诗歌发展带来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