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增加技术特征的角度浅谈修改超范围的问题

专利法第三十三条是实质审查过程中经常会使用的条款,也是审查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通过向权利要求增加技术特征属于对权利要求常见的修改方式,而对于将说明书具体实施方式中记载的技术特征增加到权利要求中是对权利要求的进一步限定,可能会有不易察觉的超范围的内容。文章从立法宗旨出发,给出了权利要求中增加的技术特征在申请文件中有明确文字记载时修改超范围的判断方法,并结合三个案例,分析了对权利要求中增加的技术特征虽然说明书中有明确文字记载,但当割裂了技术特征、忽略了并列技术方案技术特征的组合时,也可能会导致修改超范围。

论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制度的完善

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制度目前面临权利主体地位不独立、权利范围不清晰、责任主体不确定等问题。未来立法应当认定胎儿的特殊主体地位,合理确定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权利范围,在此基础上,类型化界定胎儿父母、父母外第三人相关责任主体。

行政首次判断权理论的适用困境与纾解——以金钱给付行政判决为视角

基于对150篇样本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行政首次判断权理论在金钱给付之诉行政案件中的适用范围正逐步扩大且所涉行政行为类型精细化、多样化,但因缺乏规范指引以及在行政诉讼中司法审查重心产生偏移导致判决说理不充分,案件上诉率和申诉率高,服判率低;加之司法工作人员对行政首次判断权理论的曲解以及对合法性审查原则较为机械地运用,使得程序空转等问题突出。欲纾解上述困境,应通过建立典型案例库来弥合理论与实践的差距,结合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和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理念,对行政首次判断权的理论价值予以本土化修正与改造,并以能动司法为导向构造与之相契合的适用规范。

浅析外观设计请求保护色彩

在外观设计专利申请过程中,当申请人提交彩色图片或照片时,可能会对是否需要请求保护色彩感到犹豫或困惑。文章从色彩如何增加产品附加值、构成品牌特色和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个性需求等方面深入分析了色彩在外观设计中的作用,通过结合具体案例分析,阐明了色彩变化对外观设计保护范围的影响,论述了色彩在外观设计保护中的意义及其影响,探讨了申请中请求保护色彩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并进一步提出了针对色彩创新保护的合理化建议。同时,为了实现外观设计的全面保护,给出了在申请文件提交方式上的合理化建议,以助于申请人在提交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时作出明智的选择,以确保色彩创新得到适当的法律保护。

我国民事判决既判力的范围研究

大陆法系既判力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关于既判力范围的法律规范。既判力的范围包括主观范围、客观范围和时间范围。就主观范围和客观范围而言,我国与大陆法系国家基本一致,但是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零散而模糊,具体内容亦有不少不合理处,容易导致既判力在司法实践中的不当扩张。就时间范围而言,我国法律未有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处理相关问题无法可依。为有利于实现民事诉讼解决纠纷的目的和维护法的安定性,我国应当参照大陆法系国家的既判力范围,就既判力的范围作出系统、明确和合理的规定。

论侵权案件裁判中的公共政策因素——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侵权案例为分析对象

虽然从形式上看,在侵权案件中公共政策并不作为裁判的依据直接加以引用,但它却对司法裁判过程和结果产生直接的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的典型案例显示,价值优位、社会环境、秩序管理、责任保险等公共政策因素对侵权案件的裁判产生了重要影响。侵权案件裁判中考虑公共政策因素是实现侵权责任法目的的要求、侵权责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以及现代法院角色变迁的诉求。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角度来分析,上述公共政策因素通过损害的认可、过错的认定、因果关系的确定、抗辩事由的确认等方式得以实现。

判决执行力主体范围的扩张——以实体权利转让与执行权利的获得为中心

通过诉讼程序已经得以确定的实体权利在执行开始前以及执行程序中,能否在权利人将其权利转让给受让人后,使受让人因此而获得执行申请权以及其他执行权利,这是一个司法实践中有争议的问题。应当说,受让人在获得实体权利的情况下,就享有相应的程序权利。这种程序权利的获得是基于实体权利主体的变更,而非程序权利的转让。它是执行力主体范围扩张其权利主体变更后,应采取措施保证强制执行的正当性。

论纠纷的可诉性

纠纷的可诉性是实现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的逻辑前提 ,纠纷可诉性的广度反映了裁判请求权的实现程度。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理论和实务界关于纠纷可诉性的标准或依据及范围的理解限制了裁判请求权实现的空间范围。纠纷可诉性的标准应当为纠纷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争议和人身关系争议 ,而并非限于民事法律关系争议。纠纷可诉性的范围包括民法所调整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的争议、应受民事法律保护的应有权利受到侵害引发的争议、宪法权利受到私法主体侵害所引发的争议。

宽泛权利要求的合理权利边界——从生物技术领域视角谈专利权的扩张与限制

宽泛权利要求现象在各领域均一定程度存在,尤以生物技术领域比较普遍。专利审查及司法裁判中对其合理边界的把握是一个难点,实践中各国的审查标准反映了其不同考量与选择。因应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审查标准国际变迁,结合我国国情,需要仔细研究和重新审视生物技术领域专利宽泛权利要求相关审查标准及专利保护政策。

民事判决的既判力客观范围

既判力理论是民事诉讼法学界备受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关于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在学者之间以及司法实务中争议颇多。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既判力客观范围问题在我国日益得到学者和司法界的重视。但由于我国对既判力客观范围研究起步较晚,对此问题仍需要深入研究,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既判力客观范围以及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探悉,可以探讨一些我国处理既判力客观范围问题的可行性方案。

利益返还请求权若干问题探析

我国票据法对利益返还请求权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且有不周全之处。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性质应为不当得利 ,其请求权人应包含空白背书的持票人和故意为背书涂销行为的持票人 ,其利益返还义务人应在出票人和承兑人之外还包括背书人和无权代理人 ,行使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法定要因应增列持票人因手续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

浮动抵押权人优先受偿范围限制规则研究

《物权法》第189条第2款本质上是对浮动抵押权人优先受偿财产范围的限制,但仅凭这一条无法构建完整的浮动抵押权人优先受偿范围限制规则。浮动抵押虽源于英美法系,由于中美两国的浮动抵押权均是一经公示,即享有优先于后成立的固定担保和一般债权优先受偿的权利,故应以美国法为模板。在构建这一制度时,应区分浮动抵押人是买受人和出卖人两种情况,引进购买价金担保优先制度,完善正常经营买受人优先制度。具体而言,对我国浮动抵押的公示方式和客体范围分析后可知,在我国引进购买价金担保优先制度具有制度土壤,需要根据我国信用状况对美式制度略作微调;正常经营买受人优先制度的完善应聚焦在对"正常经营活动"的解释上。

论民事诉讼中的部分判决

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9条规定,司法实践中法院作出部分判决是常见的现象。然而,由于民事诉讼立法的原则、笼统,理论研究的欠缺,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意见难以统一。为此,本文对民事诉讼中部分判决的概念、意义,部分判决范围的认定,部分判决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与剩余部分的程序处理及部分判决的上诉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以期对完善民事诉讼立法有所裨益。

论公司决议诉讼的裁判效力范围

《公司法》第22条建立了两种公司决议诉讼类型以解决决议效力纠纷,《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又增设了确认决议不成立的诉讼类型。从民事裁判的既判力理论框架来观察公司决议诉讼,可以发现在既判力客观范围方面,各种否认公司决议效力的确认之诉的诉讼标的都指向决议能否发生效力,因而应当一并审理,一经判决,就不能再以其他事由再次提起确认之诉。在既判力主观范围方面,所有公司决议诉讼的裁判,无论结果如何,都应具有对世效力,未参加诉讼的利益相关方亦受判决约束。在既判力时间范围方面,所有公司决议诉讼的裁判,一经作出后就已完成对公司决议行为的效力评价。《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在实体法层面细化了决议瑕疵的类型,但在程序法层面还有待进一步综合。

从变更诉讼请求的释明到法律观点的释明——新《民事证据规定》第53条的法解释学分析

当事人所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法院的认定不一致时,原《民事证据规定》第35条注重纠纷的一次性解决,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新《民事证据规定》第53条更为关注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防止突袭性裁判,要求“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实务考察发现,新《民事证据规定》第53条的适用呈现出不同形态:一种表现为消极防止突袭性裁判,另一种则在程序保障的同时积极谋求纠纷的一次性解决。从防止突袭性裁判的核心目的出发,应将新《民事证据规定》第53条定位于法院的法律观点释明义务。具体适用中,应在防止突袭性裁判的同时,兼及纠纷的一次性解决。

动产善意取得制度适用范围例外规定研究

: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作为一项利益冲突的协调策略 ,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激烈冲突中 ,作出了艰难的取舍。如何通过对于该制度适用范围的妥当规定 ,合理兼顾所有权人与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社会震荡 ,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讨论的重心。动产善意取得制度适用范围的例外规定 。

论废弃判决之拘束力

赋予废弃判决拘束力,目的在于保护当事人及维护诉讼经济,此种拘束力系民事诉讼法为发回判决所特别规定。废弃判决之拘束力的客观范围限于否定原审判决且与撤销原判决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法律见解及该法律见解的必要前提条件。重审法院及作出发回判决的法院均应受此拘束。在我国,发回裁定并不具有拘束上下级法院的效力,显有必要予以改进。

论封闭性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保护——兼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四款的完善

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起源于美国,是股东平等原则的重要体现。我国在2005年新《公司法》中确立了该制度,但《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对封闭性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保护不足,因此有必要对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加以完善,以期更为有效地保护封闭性股份有限公司异议股东的权益。

债权信用保障功能定位下物上请求权的诉讼时效适用探究——诉讼时效基本理论的反思与我国诉讼时效立法的重新选择(三)

诉讼时效的功能在于保障第三人对债务人信用的合理期待,这是诉讼时效的制度基础。通过物权法定和公示公信原则,任何人的物权性财产信息处于透明状态,使第三人不至于对债务人的信用产生错误判断。这决定了没有必要设置诉讼时效制度,对物上请求权的行使加以限制。返还财产之外的其他物上请求权没有财产内容,更没有适用诉讼时效的必要。即使法律强行规定诉讼时效适用于物上请求权,诉讼时效也会被当事人的私力救济所消解,物上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缺乏客观可能。无论在必要性还是可能性方面,物上请求权均不适用诉讼时效。

民事诉讼诉讼标的基础论

诉讼标的是民事诉讼法学中的核心概念与研习难点。应辨析诉讼标的与理论上抽象的民事之诉、当事人具体追求的诉讼请求与对应事实上发生的诉讼程序的诉讼三个概念的差别。围绕诉讼标的的诉讼法问题主要是诉讼标的的概念和诉讼标的的识别标准,同时诉讼标的理论也与诉的系属、合并、变更和既判力等更具体的理论问题密切相关。实体请求权竞合的情形是适用诉讼标的理论的典型案件,需要了解旧实体法说、诉讼法说和新实体法说这三种代表性学说,其分别以实体法或者诉讼法上的因素作为识别诉讼标的数量的标准,但也都分别存在理论解释不周延或者不清晰的问题。在我国现行法上,司法解释中的诉讼标的、诉讼请求和新的事实的认定是三个关键问题,解决实务问题时也需要考虑配套制度的协同。最后,博智案是近年来最高法院参与处理诉讼标的问题的系列案,其体现了诉讼法说的观点,更值得我们作为进一步观察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