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执行力主体范围的扩张——以实体权利转让与执行权利的获得为中心

通过诉讼程序已经得以确定的实体权利在执行开始前以及执行程序中,能否在权利人将其权利转让给受让人后,使受让人因此而获得执行申请权以及其他执行权利,这是一个司法实践中有争议的问题。应当说,受让人在获得实体权利的情况下,就享有相应的程序权利。这种程序权利的获得是基于实体权利主体的变更,而非程序权利的转让。它是执行力主体范围扩张其权利主体变更后,应采取措施保证强制执行的正当性。

论公司决议诉讼的裁判效力范围

《公司法》第22条建立了两种公司决议诉讼类型以解决决议效力纠纷,《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又增设了确认决议不成立的诉讼类型。从民事裁判的既判力理论框架来观察公司决议诉讼,可以发现在既判力客观范围方面,各种否认公司决议效力的确认之诉的诉讼标的都指向决议能否发生效力,因而应当一并审理,一经判决,就不能再以其他事由再次提起确认之诉。在既判力主观范围方面,所有公司决议诉讼的裁判,无论结果如何,都应具有对世效力,未参加诉讼的利益相关方亦受判决约束。在既判力时间范围方面,所有公司决议诉讼的裁判,一经作出后就已完成对公司决议行为的效力评价。《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在实体法层面细化了决议瑕疵的类型,但在程序法层面还有待进一步综合。

论民事诉讼中的部分判决

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9条规定,司法实践中法院作出部分判决是常见的现象。然而,由于民事诉讼立法的原则、笼统,理论研究的欠缺,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意见难以统一。为此,本文对民事诉讼中部分判决的概念、意义,部分判决范围的认定,部分判决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与剩余部分的程序处理及部分判决的上诉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以期对完善民事诉讼立法有所裨益。

我国民事判决既判力的范围研究

大陆法系既判力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关于既判力范围的法律规范。既判力的范围包括主观范围、客观范围和时间范围。就主观范围和客观范围而言,我国与大陆法系国家基本一致,但是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零散而模糊,具体内容亦有不少不合理处,容易导致既判力在司法实践中的不当扩张。就时间范围而言,我国法律未有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处理相关问题无法可依。为有利于实现民事诉讼解决纠纷的目的和维护法的安定性,我国应当参照大陆法系国家的既判力范围,就既判力的范围作出系统、明确和合理的规定。

论民事二审程序的审判范围

审判范围乃是人民法院在上诉审程序中对民事案件行使上诉审判权的权力界限,这个范围是由诉权和审判权交互作用划定而成的。具体来说,模式论、制度论、结构论、原则论都属于确定二审审判范围的论题。其中原则论、模式论、制度论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确定了二审审判范围的横向内容,也就是划定了二审审判范围的宽度,结构论则从定量的视角确定了二审审判范围的纵向内容,也就是划定了二审审判范围的深度。它们的有机结合,共同综合作用,二审审判范围得到最终确定。

论废弃判决之拘束力

赋予废弃判决拘束力,目的在于保护当事人及维护诉讼经济,此种拘束力系民事诉讼法为发回判决所特别规定。废弃判决之拘束力的客观范围限于否定原审判决且与撤销原判决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法律见解及该法律见解的必要前提条件。重审法院及作出发回判决的法院均应受此拘束。在我国,发回裁定并不具有拘束上下级法院的效力,显有必要予以改进。

论我国一般给付判决的适用范围——以231份判决书为分析样本

2015年《行政诉讼法》修改在第七十三条增设了一般给付判决这一内容,丰富了我国行政诉讼判决的类型,成为本次修法的亮点之一。2018年2月8日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用不完全列举的方式对“给付义务”加以解释,但列举规定过于狭窄,仅包含“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和社会保险待遇”三类,“等给付义务”的概括规定又极其宽泛。实践中一般给付判决的适用亦十分广泛:突破了司法解释明文规定的三种类型,又与履行判决和行政协议判决的适用发生了竞合和混同。当前我国一般给付判决的适用范围应当包括财产性给付、事实行为给付,一般不作为给付和预防性不作为给付,未来应进一步将请求颁布相应规范的给付行为纳入其中。

再论“逻辑方阵(对当关系)”的适用范围及其条件

许多逻辑教材将4种直言判断的"逻辑方阵(对当关系)"运用到同样是4个种类的模态判断和规范判断身上,从而导致了严重的逻辑混乱与错误。直言判断"逻辑方阵(对当关系)"的成立需要3个条件,其主要根基是对主项和谓项外延关系的穷尽分析,而所谓模态判断与规范判断的"逻辑方阵(对当关系)"却缺乏这些条件,因此是根本不能成立的。把"逻辑方阵(对当关系)"套到规范判断上是更大的错误。

民事诉讼请求范围之类案监督研究

人民法院的裁判是否超越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是检察院抗诉的重点监督内容。在对突袭性裁判的检察监督中,检察院既有许多成功的抗诉案例,又不可避免和人民法院存在认识上的分歧。检察院要提高对越界裁判的抗诉质量,应当进行有效的类案研究,总结抗诉经验教训,准确界定民事诉讼请求的内涵,明确民事诉讼请求的刚性界限和柔性界限。

论著作权实质性相似规则的司法适用──以琼瑶诉于正案为视角

实质性相似规则作为著作权侵权认定的基本标准之一,一直都是司法适用上一个关键而又复杂的问题。在非文字性作品要素的侵权判定过程中,具体表现为思想与表达划分上的不明确,以及实质性侵权判定方法和标准上的不统一。诸如个性化的故事情节和作品结构等非文字性作品元素应该受到著作权的合理保护,并且在其相似性判定过程中,也应该根据不同的作品类型,具体采取不同的侵权判定方法。此外,对于实质性侵权判定的标准,还应该采用"超出合理使用的限度,并达到一般公众相似体验"的认定程度。

既判力客观范围再研究

既判力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理论范畴,它以其客观范围为核心。既判力客观范围是以确定判决中所裁判的诉讼标的为限的,它涉及诉讼标的、判决理由、诉权等多项诉讼法学理论,是研究既判力理论必须经过的桥。在诉讼标的和诉权理论不断发展,判决理由进一步充实化的今天,对既判力客观范围的再研究也势在必行。

惩罚性损害赔偿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研究

外国法院惩罚性损害赔偿判决①的承认与执行一直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对该问题持有不同的态度。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对惩罚性损害判决的性质、是否与内国的公共政策相抵触、适用范围等问题的理解存在着差异。我国法院在将来的司法实践中可以依据我国法律对惩罚性损害赔偿判决的性质进行识别,在认可此类判决具有民商事性的前提下,慎用公共政策,可在侵权以及合同等民商事领域内分割承认与执行惩罚性损害判决。

关于海事审判“三合一”的思考

我国的知识产权审判已经基本实现了"三合一"的审判模式。为了充分发挥海事审判为建设海洋强国提供司法保障的功能,结合海事案件的特点,海事审判亦应探索建立"三合一"的审判模式。海事审判已经有了专门的、受理行政案件的海事法院,可以借鉴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的经验。论述了海事审判"三合一"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具体操作步骤。

反思与重构:重复保险制度再思考

我国重复保险制度存在若干争议问题,这些争议问题一直困扰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本文结合我国的相关法律条文,通过比较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相关规定,尤其是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说和实务,认为重复保险的概念应采狭义论,范围包括所有损失补偿保险,"超额保险"的判断时点应在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责任应采连带责任。

注册会计师第三人民事责任问题探讨

注册会计师第三人民事责任问题不仅是法律事实判断问题 ,还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 ,要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和情况。本文把注册会计师业务分为证券业务和非证券业务 。

实体法与程序法交互作用下的共有物分割之诉

在共有物分割之诉中,实体法与程序法呈现出明显的交互关系。一是围绕共有物分割滋生的实体权利义务争议涉及诸多事项,基于实体权利义务的一体性,应对争议事项做一揽子解决。这就导致共有物分割之诉突破了程序法的诉讼类型区分,囊括了确认之诉、形成之诉与给付之诉等多重内容。二是实体法上关于裁判分割方法的确定,具有明显的非讼属性,而共有人份额的确定、是否符合分割条件的判断,则属于典型的诉讼事件。这就导致共有物分割之诉兼具非讼向度与诉讼向度,但为效率计,仍应在一个诉讼程序中一并解决。三是在具体确定起诉条件、分割方法、他项权利人的诉讼地位、诉讼费的分配时,亦涉及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交错问题,应同时满足二者的要求。

当下我国外观设计保护模式的反思

为解决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着的外观设计权利保护范围不清晰与外观设计侵权判定标准不完善的症结。以“手持淋浴喷头”案为导入,厘清了《专利法》下外观设计的法律概念,分析了外观设计权利的保护范围。以例为证,以图为佐,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论证了混淆模式、创新模式、整体比较三大外观设计侵权判定标准的优劣情况。明确了外观设计权利的保护范围应以图片所反映的内容为准,表明了判定外观设计侵权的方法应为各个判断标准的有机结合。该方法可为法官审理外观设计侵权案件时提供帮助,在“中国智造2025”的大背景下,这也能够鼓励发明创造,加快工业创新驱动水平的提高,助力中国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与范围判定及实例

本文以界首市某红丹生产企业为实例,介绍红丹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铅尘污染物的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与范围的判定标准和方法,并对不同的判定结果加以分析比对,确定符合导则要求的判定方法。

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

既判力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理论范畴,主要是以其客观范围为核心。既判力客观范围是以确定判决中所裁判的诉讼标的为限的,它涉及诉讼标的、判决理由、诉权等多项诉讼法学理论,是研究既判力理论必须经过的桥。在诉讼标的和诉权理论不断发展,判决理由进一步充实化的今天,对既判力客观范围的深入研究也势在必行。

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的本土化构想——以日本为借鉴

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对于约束法官裁判行为和保障上诉人权益具有重要价值。我国立法尚未规定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且学者对该原则的基本概念存在混淆,但根据对裁判文书的分析,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确立了这一审判理念。由于中日两国上诉"请求拘束"的理论基础以及判决理由的效力存在较大区别,相关理论和制度的改造是构建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的前提。具体来说,增加关于上诉请求约束裁判范围的立法,"不利益"的范围扩大至判决理由中的事实判断,增设附带上诉制度并修改发回重审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