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当代中国的司法参谋制

在当代中国司法语境中,法院围绕个案裁判积累了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生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司法参谋制。作为一种司法制度或司法惯例,它有着自己生效的条件、作用的方式和功能的边界。司法参谋制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司法体系,蕴含着中国独有的司法制度基因和纹理,是当代中国司法审判权运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参谋制展现了一种自下而上的经验探索和悄无声息的组织蜕变,始终与自上而下的制度建构并存、博弈和斗争。要充分发挥司法参谋制的正面制度功能,对其组织形态进行类型化,进而总结、归纳提炼出它的基本特征,探究其生成、演变机理和规律,并反思其变异原因,最终通过厘清司法参谋制的参谋权限、规范司法参谋制的参谋程序、祛除司法参谋制的行政化色彩、强化司法参谋制的决策职能等途径,深化对司法参谋制的制度改革。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法治内涵与制度完善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既需要满足公共数据要素价值激发的经济性目标,又需要符合数据安全保障的底线性要求,依据法理逻辑提炼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法治要点,可以在制度建设中予以全过程的原则性要求,在指导实践中形成体系化的理论支撑。分析各地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法治实践可知,当前缺乏全国性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法律规制,存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行政执法体系待建立、司法建设待完善的现实问题,应当采用鼓励省级地方立法先行、运用法律激励理论开展立法、分类式界定衍生数据财产权属进行立法制度性完善,进而形成体系化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行政执法规制,形成完备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司法救济途径。

论司法公信力

司法拘束力和司法公信力是司法权威获得普遍服从的两大资源,而司法公信力则是司法权威的核心要素。司法公信力是司法赢得社会公众信任和信赖的能力,这种能力直接取决于司法在拘束力、判断力、自制力和排除力方面是否能够经得起公众的信任和信赖。司法公信力的确立与司法队伍个人素质状况和司法制度安排有直接联系,但后者更为根本。

警察权的配置原则及其控制——基于治安行政管理和刑事诉讼的视角

以治安管理和刑事侦查权为代表的警察权在本质上属于行政权的范畴,因此对警察权的配置一方面必须符合行政权的有效、及时原则,另一方面又必须遵循对行政权的依法控制原则。对警察权的控制方式最典型的是警察权比例原则和司法控制原则。

合作型司法及其权威——以法院调解实践为视角

考察一下法院调解发展可以发现,它经历了式微到再次被重视的过程。法院调解提出了一种合作型司法模式。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民事诉讼程序改革,将更多的着力点放在"当事人主义"上,即赋予当事人更完整的程序权利。民事司法程序的原被告双方具有对等的诉讼权利,以保证其平等的对抗性地位,与裁判者共同构成一个对抗制的三方审判模式。但法院调解的发展突破了原有的"对抗型"司法为唯一模式的思维框架。文章通过对基层法院的调解实践的解剖,深入分析调解这种合作型司法运行的动力、发生的方式及司法权威性构造的特点等,认为合作型司法模式反映了法治的民主性内涵,是和谐司法的文化表现。

试论涉诉信访的制度困境及其出路

目前,我国的涉诉信访形势严峻,面临着一系列的制度困境。例如,涉诉信访冲击了司法独立、消解了司法权威、法院处理涉诉信访措施面临两难等。造成涉诉信访制度困境的原因主要有法院的原因、当事人的原因、司法体制的原因和诉讼制度的原因。为摆脱涉诉信访的制度困境,应当从完善司法独立和诉讼程序制度以及构建涉诉信访终结机制等方面着手。

初论司法权威

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司法公正和高效的必要条件,是贯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司法权威的结构就是具有权威性的法律原则及规则、司法主体、司法程序、司法场景、司法裁判等要素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所构成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司法权威对于现代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从司法制度设计上应对司法权威提供必要的保障。

关于司法的社会效果内涵之评析

良好的司法社会效果必须建立在严格依法的基础上 ,以得到社会的认同为必要 ,并有利于改革、发展与稳定。衡量司法的社会效果 ,需要正确界定社会效果与社会评价、司法职能目的、法律效果、司法公信力、法律秩序等的关系问题。通过分析论述 ,文章得出结论 :司法的社会效果主要体现在司法对社会的推动和社会对司法活动的认同性。

合作司法:司法公信力的社会治理谱系——基于福柯权力谱系学的展开

司法公信力是司法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在司法领域中的着力点。构筑司法公信力需要从社会治理高度对司法运作机制以重新审视。合作司法是社会治理谱系下从管理向治理转变在司法中的体现。降低司法成本和实践司法公正是合作司法实践路径中的两个向度,统筹两者是合作司法之于司法公信力的意蕴所在。

论法律运行的司法最终原则——以“行政依赖”的克服为中心

我国当前法律运行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行政依赖,有害于法治。应该将司法最终原则树立为法治的基本指导原则,将其贯彻到法律运行各环节,以司法裁判作为化解冲突和矛盾的终极手段。该原则的贯彻需要保障有效的审判独立,化解当前司法地方化困境,并且将可司法性作为立法质量的基本标准,便于社会权力通过司法对公权力守法进行监督。为了保障司法公正和公平,应该强化司法程序化、透明化,可以在人大制度框架内构建我国的法官弹劾制度,落实司法最终原则,确保法院和法官守法。

反垄断执法机构是否该拥有独立审判权

发展市场经济关键是激发和维系市场竞争 ,基于市场竞争而产生的垄断则排斥、限制着市场竞争 ,为此 ,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大都制定了统一的反垄断立法 ,并成立了专门的反垄断执法机构。目前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 ,尽快制定一部规范的《反垄断法》 ,加大反垄断的执法力度 ,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为有效地实施《反垄断法》 ,强化反垄断法的执法力度 ,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 ,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我国有必要成立一个专门的、具有高度权威性的、高效的反垄断执法机构 ,但该机构不能享有独立审判权。

论司法信息公开的多元化价值及其实现

借鉴交叉学科的相关理论,有助于建构司法信息公开的价值体系,发掘实践困境之根源,推动司法信息公开由被动到主动、由反向到正向、由盲目到理性、由单一的工具主义向多元的价值取向转变。所谓"公开促公正"只是宽泛的价值表述,司法信息公开之于"公正"的实现,需要逐步对应"基本权利的兑现"、"业务水准的提升"、"司法权威的树立"、"司法独立的彰显"和"理性商谈的推行"五个层次的价值取向,并推动其良性互动和有效实现。

法律信仰命题质疑与法律信任生成的路径选择

信任在信任对象、生成方式、价值追求以及内心确信程度等方面都不同于信仰。法律只能被信任,法律信仰几乎是可欲而不可求的。从国家权力结构的属性来看,法律的信任与司法权的行使密切相关,法律信任主要来源于司法权威与司法公正,而司法权威与司法公正又必须以司法权具有独立的品格为前提,此乃法律信任的一般逻辑。就我国目前的法律信任语境而言,树立司法独立品格显得尤为迫切。

论检察权的定位——兼论我国检察机构改革

作为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一种过渡性权力,检察权兼具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双重属性。与此相适应,检察权的运作也遵循着检察一体与检察独立的双重机制。检察一体,包括组织一体和心理一体两个层面;而检察独立,则包括组织独立与功能独立。检察权独立行使,是其承担法律监督功能的基础。为此,必须通过相关制度设置,从资源、身份、资质、权利等方面保障检察权的独立行使。在我国,虽然《宪法》规定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但是由于宪法和法律对保障检察机关组织独立的具体措施缺乏规定,致使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面临着诸多障碍,其中主要是检察权地方化问题。因此,当前我国检察机构改革的方向应当是保障检察权的独立行使。

利益衡量原则下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检讨

近年来的刑事再审司法实践表明,现行审判监督程序制度设计存在诸多缺陷与不足,比如再审程序的启动主体设计不合理,提起再审程序的事由与程序要求不具体,提起再审程序的时效及次数未做限制,等等。基于刑事诉讼程序一般原理以及利益衡量原则,结合司法实践中暴露出的现行刑事再审程序之问题和不足,改革和完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制度设计应坚持以下价值取向:努力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合理衡平,突出程序公正前提下兼顾实体公正,优先满足诉讼公正的同时不可偏废诉讼效率,坚持以法律事实支持司法裁判。在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制度完善过程中,要在充分保障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和近亲属的申诉权的同时,取消法院刑事再审提起权;明确和具体界定刑事再审提起事由;限制刑事再审提起期间及次数;严格遵循"疑罪从无"原则,排除"疑罪从轻"裁判。

董必武的司法权威观

董必武强调,维护法律与司法权威,是加强国家法制建设的客观要求;要维护司法权威,就必须树立司法的社会公信力,缺乏公信力的司法,必然导致司法权威的丧失;要维护司法权威,就必须切实加强审判监督和社会监督,建立健全必要的内部与外部监督机制;要维护司法权威,就必须正确处理有错必纠与维护法院生效裁判的关系,既高度重视涉法信访工作,又要维护司法审判活动的严肃性;要维护司法权威,最重要的就是必须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地行使司法权。

正当化撤诉

正当化的民事撤诉程序中,法官应被定位于消极、超然、中立的角色,当事人的处分权应得以尊重。处于诉讼模式转型进程中的我国的撤诉制度,在立法和实际运用中存在非正当化的倾向。撤诉主要被法院当作结案方式来使用,导致撤诉结案过多的局面。撤诉程序中法院的职权作用过于突出,不但当事人的处分权利和程序利益没有得到尊重,而且来自各方当事人对法院的制约也明显不足。在撤诉制度设计时,应实现法院权利属性的回归,保障被告的实质性参与,并赋予特定民事撤诉以既判力效果,在权利制约的层面实现撤诉程序正当化。

后疫情时代法院在线审理刑事案件之隐忧及纾解

“智慧法院”建设的倡导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需要,推动法院在线审理刑事案件呈迅猛发展之势。但是在线审理存在冲击直接言词原则、减损司法的威仪、被告人辩护权保障不到位等问题。不仅加剧庭审的形式化,而且导致审理程序公正性和司法权威性的降低。在线审理刑事案件仅是线下物理空间审理的例外和补充,主要适用于速裁程序审理且被告人同意的案件和召开庭前会议以及证人、鉴定人在特殊情况下作证的环节,不能将线上审理常态化和普遍化。法院应尊重和保障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法律援助全覆盖应“覆盖”至在线审理的案件,在线审理具有不同于线下审理的特点,应当建立相对独立的庭审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应尽快制定在线审理的技术规范,并将5G技术应用于在线审理。

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公开宣告制度

法律监督公开宣告制度是指检察人员在类似于法庭一样的特定场所,向法律监督相对方或其他利益相关方,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宣告法律监督的工作结果、结论。作为一项新生的公开制度,在实践中存在规定不一的情况,为此,需要从适用范围、宣告主体和地点选择进行规范。适用范围上应当是具有终结性决定,对其公开不会影响和妨碍执法的文书;宣告的主体应当是作出决定的办案负责人;参加人员应当包括与案件有关的利害关系人、人民监督员和普通民众;地点应当选择类似于人民法院法庭的专门用于公开宣告的场所,可以取名为"法律监督公开宣告室"。同时,为了更好发挥法律监督公开宣告制度的作用,应该从场所的规范化建设、增加媒体的参与和宣告后的答疑程序等方面进行配套机制的完善,以期构建我国特色的法律监督公开宣告制度。

司法权威·法官规训·制度网络——对法官角色的一种法社会学分析

现代法治社会中,法官充当着社会治理的重要角色,而实现良善的治理效果却是以“治理”法官为基础的。在现代社会对法官的治理主要是通过知识规训、体制规训、道德规训等多个层面来进行的,而我国传统家国式的治理模式,行政与司法合为一体,法官不仅没有获致应有的权威性,而且治理法官的机制也存在着诸多弊端。因此,当前我国应该通过多重规训机制的综合来逐渐调和司法职业化与生活化、法官精英化与法院官僚化之间的现实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