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害品种权法定赔偿数额的司法决策因素检视及因应

品种创新是种业振兴的关键,识别侵害品种权法定赔偿的司法决策因素,以提高品种权司法保护水平,进而激励育种创新,实有必要。以2002-2023年侵害品种权适用法定赔偿的案例为样本,分析其时空特征,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探究法定赔偿数额的参考因素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侵害品种权法定赔偿适用“泛化”且判赔额较低,提高法定赔偿上限的立法举措效果甚微;法定赔偿参考因素缺乏量化标准,维权合理开支定位不清;锚定效应、审判经验等因素对司法决策影响显著。为提高品种权司法保护质效,建议采取如下措施:通过严格适用法定赔偿,消除举证责任障碍,降低证明标准,以克服法定赔偿“泛化”适用;通过确立赔偿数额计算标准和规则,另行计赔维权合理开支,以避免裁判的主观性;通过提高司法决策信息质量,提升法官素养,提供司法决策空间,以减少锚定效应,保证裁判的公平性。

司法裁判如何安置“社会命题”?

司法裁判中的法律论证要同时运用“规则命题”和“社会命题”。社会命题既能够作为裁判理由增强判决的说服力,又能够成为裁判依据的内容辅助发挥依法裁判的功能。按照说理效果的不同,可区分出法官有强法定义务援引的社会命题,法官有弱法定义务参照的社会命题,以及法官仅有道德义务去参考的社会命题。不同类型的社会命题与规则命题在法律论证的外部证成层面呈现不同的结构关联:一方面,社会命题可以通过实质理由、解释依据或替补性法源的方式与规则命题相融合;另一方面,社会命题也可能与规则命题发生冲突,在依规则裁判优先的前提下通过设定差异化的论证负担来创制例外。由此,社会命题与规则命题共同致力于实现司法裁判的“二阶正确性”。

《歧路灯》与“春秋决狱”渊源关系研究

长篇小说《歧路灯》写到谭绍闻因参与赌博而涉讼,导致对簿公堂,但官员在审案时多忽略法律条文,依据儒家纲常伦理或涉案人的身份等来判决,小说中官员审案方式与汉代董仲舒等人“春秋决狱”有异曲同工之处。汉代司法实践中“春秋决狱”的审判方式出现在清代小说中,究其根源,和“以儒释法”、科举制度以及作者所处时代背景、人生经历等相关,从侧面说明儒家思想对社会运转的多方面影响。

权利救济视角下备案审查与司法诉讼的制度衔接——以《备案审查决定》新增条款为基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第6条和第14条的规定,为备案审查制度衔接司法诉讼制度的进一步细化提供了规范空间。从保障当事人权利出发,可以具体搭建以下制度衔接:当事人提起备案审查引发的备案审查决定对已决原因案件、未决原因案件的两类溯及制度,备案审查决定作出后对在审案件及审判终结案件的两类普遍溯及制度。在程序上需要借助诉讼中止、恢复诉讼、再审等机制与备案审查形成联动,且当事人根据备案审查决定提出再审应受到再审期限的限制,具体按照“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为由,自知道备案审查决定作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但刑事诉讼除外。目前备案审查实践中普遍存在的书面审查意见,其效力的发挥需以制定机关实际废止、修改规范性文件作为前提和具体起算点,且比照备案审查决定予以适用。

法官工作时间贫困感的前因及其司法决策后果的质性探究

“诉讼爆炸”时代背景下,“案多”与“人少”的现实矛盾愈演愈烈,法官工作时间贫困现象尤为突出。文章从“以人为中心”的视角出发,探索诱发法官工作时间贫困感的现实因素,及其影响司法决策质效的深层机制。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根据目的性抽样原则,以华北、华中、东南地区的审判与执行法官为对象(51人),形成访谈逐字稿一百余万字。基于扎根理论构建出工作时间贫困感的前因及其司法决策后果的双路径模型。研究表明:1)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的结构性失衡,即一方面是庞杂的工作内容与繁重的考核指标所造成的工作要求激增,而另一方面是人员配备和支持不足所造成的工作资源匮乏,共同催生了法官普遍体验到的时间贫困感。2)源于工作要求-资源失衡的时间贫困感,迫使法官个体采用“工作提速策略”与“工时延长策略”的应对方式,进而促使法官采用“结案导向”工作模式,同时加剧了法官内在身心资源的损耗,最终造成对司法决策质效的潜在威胁。

当事人宪法援引的实践考察与规范化路径

司法裁判中的宪法援引可有效回应社会层面对宪法实施的功能需求,进一步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借助大数据分析,可以清晰地把握宪法援引案例的总体分布情况。通过类型化梳理,当事人的宪法援引方式包括罗列式、关联式、说明式和回应式,法院对不同援引方式的回应主要包括不予支持、纠正援引和认可援引。司法实践显示,对当事人的宪法援引有回应的必要,但法院的回应率相对较低。法院对当事人宪法援引的重视程度、规范化程度以及回应能力均需进一步提升。为此,应确立援引原则、明确回应情形、开展援引培训、制发指导性文件和案例,以推动宪法援引规范化发展,使其成为有迹可循的宪法实施方式。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司法裁判研究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特征与法律品格,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理论渊源和组成内容,对于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构筑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凝聚最广泛司法认同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司法实践中,做实“如我在诉”、坚持能动履职、追求德法并举、推进诉源治理、锻造法院铁军均是对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进入新时代,人民法院要始终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弘扬“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公正司法”的价值追求、“以和为贵”的司法理念和“法理情融合”的裁判方法,积极探索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司法裁判、夯实法治基础。

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本体模型构建

个人信息保护是时代数字化发展的重要议题。在人工智能辅助裁判的背景下,司法保障的关键是个人信息保护案件的裁判公正与审判效率之间的协调。法律本体模型是连接法律知识和人工智能裁判之间的桥梁,是法律知识的计算机化,是人工智能辅助裁判的底层逻辑。因此,对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规范解构,在此基础上,构建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本体模型,实现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法律知识的组织和表示。挖掘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本体模型在司法保障中的应用场景,从法律咨询的可靠度、量刑辅助的准确度和类案推荐的相关度等三方面保障个人信息保护案件的裁判公正。

何处安放情感?——司法与法官情感的关系反思

面对司法是否应该去情感化的大哉问,本文从现代认知科学对于情感的认识出发,指出情感虽然是有偏向性的,但是情感对于司法审判来说既是有益品,也是必需品,基于案情本身而产生的情感并没有违反司法中立性原则,这种情感也使得公正司法成为可能,但是庭审前、庭审中产生的对人不对事的情感,确实是违反司法中立性的,应予摒弃。至于事前存在的针对与本案有关的类型化事实而发的情感,虽然严格来说不符合中立性原则,但是无法除之而后快,只能借助共情能力来克服。

人工智能辅助司法裁判的价值与规范进路

信息化时代,人工智能逐渐深入司法领域,具有提高司法效率、增加量刑精确性等重要价值,在司法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人工智能与司法裁判不断深度融合,其在司法裁判中的价值属性应进一步明确,当前,AI法官的主体性地位能否实现仍是需要确定的根本性问题。人工智能技术自身的局限性也使得当前人工智能融入司法实践面临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算法黑箱与司法公开的冲突、对司法责任制的挑战以及司法数据库不完善等。针对这些问题,应当从质和量上完善司法数据库,从价值平衡出发弥补算法缺陷,在坚持保障法官审判权和审判责任制的同时,提高人工智能系统在辅助司法裁判中的运用效能。

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的冲突与化解——基于司法实证的分析

股东协议相较公司章程更具灵活性和流程优势,日渐成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形式。《公司法》股东协议制度的缺位和适用者对股东协议双重属性的认知局限,导致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的冲突时有发生。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于股东协议和公司章程的关系、股东协议效力认定的考量因素和裁判思路也存在差异。基于司法实证分析,探究冲突的现实成因和司法适用困境,提出二者冲突的化解应采取以下路径:将股东协议制度纳入公司法规范,明确组织属性;明晰公司章程与股东协议自治的界限;冲突发生后结合双重属性与个案正义进行裁判,规范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的适用。

图书馆被诉侵权的胜诉与败诉抗辩策略研究——以信息网络传播权类案为例

分析信息网络传播权类案件中图书馆被诉侵权的胜诉和败诉抗辩策略,能够为图书馆面临诉讼时提供抗辩要点,进而提高抗辩有效性。以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类案件中图书馆被诉侵权的案例为样本,运用扎根理论方法获取176个初始概念、46个范畴和10个主范畴,提炼出图书馆被诉时的抗辩要点并绘制谱系,总结图书馆被诉侵权的抗辩策略。有效抗辩策略的思路是优先考虑不侵权,其次是侵权不判赔:主张已过诉讼时效可一招取胜,主张无权利来源需分类阐释权利具体类型,主张侵权不判赔的制胜关键是主体性质。无效抗辩策略主要体现为认定侵权时抗辩偏离重点且暗含承认,停止侵害时抗辩遗漏关键点且缺乏论证,判处赔偿时抗辩没有针对性且片面化。为提高图书馆可能败诉时的抗辩有效性,提出优化建议:认定侵权时,以权利来源和行为性质为重点,并按照逻辑链条有序展开抗辩;停止侵害时,以主观方面和主体性质为重点,注重全面举证和充分论证;判处赔偿抗辩时,以主体性质和客观方面为重点,分层次阐释以避免抗辩过于片面。

Generative AI生成司法决策的可靠性困境及其应对

在人工智能时代,Generative AI能否取代人类裁判者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但该技术直接生成司法决策却在可靠性方面存在困境。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Generative AI的算法原理和数据库具有黑箱属性,可以通过不对称的信息对人类形成不对称的权力,最终将真实数据导出为不可靠的虚假信息。在技术依赖的前提下,人类自我意识的逐渐封闭将进一步放大Generative AI信息不对称的优势,最终形成司法决策不可靠的困境。为了破解上述困境,需要从人机之间信息对称的视角出发,勘定Generative AI介入司法决策活动的边界,合理界定Generative AI和裁判者之间的功能定位和职能范围,严格审查Generative AI的输入和输出内容。

司法裁判视角下跳单行为的约束机制构建

跳单纠纷案件的司法裁判整体呈现出谨慎的态势,表现为跳单行为司法认定的比例较低、中介人的诉讼请求难以获得全部支持两种样态。究其原因,乃是法院需平衡自由公平等多元价值,居间报酬请求权法理依据的交织碰撞,以及中介人必要费用请求权在立法层面行权方式受限综合导致。为了约束跳单行为的发生,可以参考司法裁判的做法从多元共治视角构建约束机制。居间人应当强化合同合规建设,提升服务质量;委托人应当全面审查合同内容,树立正确交易观念;行业协会应当用好房源共享机制,指导行业标准制定。

高校教师服务期违约责任的法律规制

高校教师服务期违约责任缺乏人事立法明确规定,导致司法裁判标准不一,加剧了教师与高校的利益博弈。根据《劳动合同法》第96条从而严格依照该法第22条审理此类纠纷,将导致高校教师服务期违约责任的虚置。实际上,该法第96条之“依照”实为“参照适用”,属于目的性评价,由此,高校教师服务期违约责任因与该法第22条之规定目的一致故而获具了正当性。依据目的解释,高层次人才引进资助、公费支持教师攻读更高学位或脱产进修、安排落户或子女入学应属合理的服务期协议事由,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则不宜作为协议事由。应依据损害填补原则确定违约金总额,并根据总额明确服务期期限;确立按比例返还的违约金支付方式;明确违约金与损害赔偿金择一适用。

雇佣决策算法下就业性别歧视司法审查困境与纾解

雇佣决策算法在企业用工领域的拓展应用引发了新型就业性别歧视风险,其不仅出现在雇佣决策过程中,甚至提前出现在招聘广告推送之时。通过解构雇佣决策算法中就业性别歧视的产生原理,分析其对传统就业性别歧视司法审查的冲击,发现雇佣决策算法介入所产生的新型就业性别歧视现象对传统的直接歧视与间接歧视审查标准均产生了较大影响,应当通过完善构成要件审查标准和例外审查标准的方式纾解就业性别歧视司法审查的困境,避免性别歧视行为对劳动者平等就业权造成损害,从而有效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利用视频图像计算车辆速度

交通事故车辆行驶速度的确认,是分析事故发生原因及认定事故责任的重要依据。在交通违法案件处理过程中,车辆行驶速度超过道路规定限制值的多少,也决定了驾驶人所受处罚程度的轻重。利用固定式视频图像计算车辆行驶速度时,通常需要在目标车辆同侧车身表面距地等高位置上,选取两个至车辆纵向对称面等距离的特征点,二者之间的距离为被鉴定车辆的行驶位移。当视频图像模糊不清晰,难以准确选取前述的特征点时,仅能依靠车辆同侧车身易于识别的特征位置,对车辆行驶速度进行粗略的估算,计算结果的精度较低。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对一起交通事故车辆的行驶速度进行分析研究,并通过调整相关参数提高鉴定结果的精准度。

反不正当竞争法视野下商业道德认定的新思路——基于法律论证分析框架

反不正当竞争法视野下的商业道德内涵多元且极为抽象,既有以行业惯例、创设具体细则认定商业道德的做法无法从根本上克服商业道德的不确定性。其缘由是归入决定论立场的前者奉行简单的逻辑推演而未予利益平衡,忽略个案商业道德的"特质性",且不同领域的行业惯例通常不具通约性并呈阶段性特征,无法为商业道德认定输送稳定源泉;纳入决断论立场的后者既难以把握商业道德的"不唯一性",亦无法确保所作裁判基于客观要求而非恣意,也并未达致商业道德的客观认定。而法律论证分析框架不推崇从前提到结论的简单推演,充分进行利益衡量且重视在讨论中不断论证,并以可视化的形式规则和技术规则最大限度约束司法裁量权,故可作为商业道德认定的新思路。法律论证分析框架的具体运用体现为:对商业道德的认定理由进行多元分解且细致还原其推导步骤,并以论证链的形式分层论证这些多元理由。

我国避风港规则适用的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以170份裁判书为视角

避风港规则作为网络服务商侵权责任的免责条款,在调整网络服务商与版权人的平衡利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正确理解并适用这一规则却存在诸多不同的观点。通过对170份裁判书的实证分析,发现此类案件具有以下特点:北京和上海法院是受理案件最为集中地区,案件上诉率高于一般知识产权民商事案件,案件数量呈现一个倒U型曲线,案件呈类型化趋势,原告总体胜诉率为87.06%,平均赔偿额为2.29万等。在此基础之上,对各地法院如何运用避风港规则进行了梳理与归纳,提出了促进著作权人和网络服务商利益平衡的政策建议。

裁判行为的认知心理学阐释

心理学中的格式塔理论和联结主义表征,从发生学上阐明了法律现实主义者没能讲清楚的直觉裁判问题,并为认识裁判行为或司法决策提供了一套较精细的工具。依据格式塔理论的"趋完性"特征,能够解释裁判之际的推理过程,以及法官从结果出发进行法律推理的现象。在疑难案件中,左右裁判行为的约束满足机制,是"趋完性"特征与联结主义模型相结合的结果。融贯性作为这一机制的核心要素,指导了对命题和推理的激活和调整过程,并使裁判行为最终表现为在两组命题集合之间选择更融贯的一组。因此,融贯性不仅是裁判行为和司法说理的一项内在要求,也是判断司法决定之优劣的一个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