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gion coverage control for multiple stratospheric airships with combined self-/event-triggered mechanism

The region coverage control problem of multiple stratospheric airships system is firstly addressed in this paper.Towards it,we propose a two-layer control framework with the artificial potential field(APF)-based region coverage control law and the adaptive tracking control law.The APF-based region coverage control law ensures the coverage task is achieved until every single stratospheric airship ends up performing station keeping where near the respective global minimum point,in which an innovative solution to the local minimum problem is put forward.The adaptive tracking control law is designed to realize motion control using tracking the desired velocity and angular velocity given by coverage control law,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several practical control problems as unknow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external disturbances.To save resources,the combined self-/event-triggered mechanism designed therein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times of state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nd control law calculation.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control framework is verified through simulations.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轻罪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思路--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切入

轻罪治理是法治现代化在刑法领域的具体体现,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一环;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新冠疫情暴发期间作为必要的刑事手段,体现出轻罪化特点。分析疫情期间有关判决,该罪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后仍面临入罪标准不具体、主观罪过不明确、与同类型重罪界限不清晰以及因果关系证明难等问题;对此应以刑事政策为指引,把握轻罪化的立法与司法两条线,明确入罪标准和畅通出罪渠道,使轻罪治理能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应有作用。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少年法治体系的本土化构建

我国少年法治体系已逐渐在实体与程序双重互动、犯罪控制与司法体系及刑事政策与社会治理的交叠视野下实现完善与优化,但仍存在系统发展与复杂交错个体问题难以融合的瓶颈。以刑事一体化视野来梳理少年法治体系的整体架构是实现各个环节彼此联动形成合力应对个体化难题的重要抓手,通过将少年法治体系梳理为犯罪控制与预防、少年犯司法体系、少年犯附随后果三个层次,并且按照刑事一体化思路对三个层次以顺位的形式对各自的个体化难题——罪错未成年人的行为分级干预难题、不起诉程序的适用混乱、前科消灭制度尚待完善等问题进行分析,以寻求更切实有利的由点到面的完善少年法治体系的通路,从而使我国少年法治体系得以在现有的基础上构建更为完善且合理的本土化少年法治模型。

轻微违法经营行为不予行政处罚的实施规则与司法控制

行政机关对轻微违法经营行为进行处罚,需要处理好行政处罚法与特别法、法定要件和自由裁量、市场主体权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教育与处罚等之间的关系。通过对轻微违法经营行为的司法审查,能够明晰针对轻微违法经营行为提起诉讼的原告资格、不予行政处罚的构成要件以及法院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审查内容、强度等问题,既能有效监督依法行政,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也能通过个案裁判规则的创制,为法定条文的原则性以及免罚清单的有限性提供有益之补充。

《民法典》视阈下违约金司法酌减规则的区分适用论

衡诸学术、实务两界,素有违约金司法酌减规则是适用于惩罚性违约金,还是补偿性违约金的论争。在《民法典》时代,宜从功能主义出发,依据当事人的合意内容对违约金做出补偿功能与压力功能的区分。详言之,当事人若是以督促履约作为违约金的合意内容,构成压力功能的违约金;若是以损害赔偿的预定为合意内容,则构成补偿功能的违约金。至于对违约金功能的识别,可在附条件法律行为的技术理路下,通过观察违约金生效条件的内部构造得到实现。据此,在违约金发挥压力功能的场合,只需顾及违约金合意的形成是否符合合同效力控制规则的要求,而不存在违约金司法酌减规则的适用空间;但在违约金发挥补偿功能的场合,特别是对最高损害赔偿的预定而言,囿于违约金司法酌减规则适用过程的实质是损害赔偿规则思路的运用,因而适用违约金司法酌减规则有其法理基础和制度空间。

再论违约金的规制模式:异化与回归

我国民法上违约金规则系糅合了法国民法和德国民法关于违约金规则的立法范式,亦即对违约金的定义采德国模式,而违约金司法酌减规则的规制对象则与法国法相同。但经过司法实践的演化,违约金司法酌减规则业已异化为以补偿债权人为内核的数字型酌减模式,由此引致民法规范体系的不融贯、规则的适用无法实现其规范意涵的局面,严重影响了以交换正义为目的的合同法律制度价值的实现。因此,应当重新审视违约金作为合意产物的本质,让违约金的规制模式回归于合同效力控制规则的道路上,并根据合意特性的不同,从合意度和均衡度两个方面检视违约金的效力。值此情形,并不会因违约金的给付而给当事人带来风险。由此,注重违约金规制模式的本土化改造,以新的立法实践和司法实践回应当下的时代课题,方能推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的民法理论体系的发展。

网络平台纠纷治理的困境及其纾解

网络平台纠纷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网络平台作为新兴事物,在管理规则、责任承担和公开机制等方面存在障碍,其中平台规则逃逸于公法约束之外而救济有限,平台规制机制异化催生投机循环风险,诉前特色化监管纠纷化解力度不足,原则性司法裁判难以形成类型化引领规则。究其原因是法律与制度供给亟待完善,不同主体治理优势领域未能优化适配,平台规则商谈不足易产生程序迷雾争议。网络平台纠纷治理应当遵循权利与秩序平衡、统一与区分并重、谦抑与能动兼顾的原则。为此,网络平台纠纷治理需要健全网络平台的管理规则,明确网络平台责任承担方式,完善网络平台控制机制。

高等职业教育司法类国控专业教学标准建设再思考——以司法警务专业为例

当前,司法类国控专业教学标准存在行业招录机制与职业面向的冲突,培养目标忽略“劳育”及专业课程设置体系逻辑不明晰等方面的问题。因此,专业教学标准修订应坚持面向范围更广的岗位群或职业群进行人才培养的原则,建立理论紧密结合实践的标准更新机制,对接职业能力标准确定课程体系内容。

司法体制改革能否抑制公司违规——基于地方法院人财物省级统管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以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司法体制改革对公司违规的影响。研究发现:司法体制改革能够显著降低公司违规倾向和违规频数,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但政策效果因公司规模、产权性质和司法异地管辖而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小规模企业、民营企业和非司法异地管辖注册地企业的获益更大。从影响机制看,司法体制改革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升公司治理来抑制公司违规。

算法决策涉入下的法官法感研究

在数字化背景下,以算法为代表的大数据人工智能被引入司法权的行使过程并拥有了合法化的外衣,对于作为传统法官裁决案件源点的法官法感产生了威胁与考验。法官法感的失位与演变是司法权面临算法决策所产生的负面效果之一。长此以往,法官法感将失去其司法地位,司法权也将被算法技术所裹挟,必须对此趋势采取控制手段。应通过重构算法决策结果呈现、增强法官法感的价值认同度等手段,配合法官法律素养的提升以促进法官法感层次的上行,利用对通用算法和专业算法的重新构筑保障司法裁判过程中的感觉理性不被虚置或驯化性改变。

不动产登记与法院网络司法查控协同办理模式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针对传统人工查控模式存在的“查人找物”难题,本文提出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网络司法查控的重要性,结合省级“总对总”方式开展的网络司法查控协同办理工作新模式,从总体思路和业务流程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并对其中的关键问题进行说明。通过在永州、益阳、沅江等3个地区的试运行实践发现,该模式可促进全省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查(解)封登记“全网办”“无纸化”,可实现法院与不动产登记的双向减负和效率共进,为全省范围内不动产网络司法查控的全面铺开提供支撑保障。

法官裁判权的控制与司法公正的实现——以民事裁判制度为中心的讨论

秉承大陆法系传统、遵循依“法”裁判原则构建的我国司法裁判制度,以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法规范作为司法裁判制度运转的枢纽——既作为当事人行为的准则、发动诉讼的根据,也作为法官裁判的标准、控制法官裁判权的基本工具,以及获得裁判结论正当性的基础;与此相应,程序制度没有独立的价值。这一制度体系与我国的法治现实极不适应。我们应该借鉴英美法系的做法,重构司法裁判制度通过程序制度使当事人、社会公众以恰当的方式参与法官的裁判过程,分享、制约法官的裁判权,正当化法官所“造”之法、所做裁判结论。

警察权的配置原则及其控制——基于治安行政管理和刑事诉讼的视角

以治安管理和刑事侦查权为代表的警察权在本质上属于行政权的范畴,因此对警察权的配置一方面必须符合行政权的有效、及时原则,另一方面又必须遵循对行政权的依法控制原则。对警察权的控制方式最典型的是警察权比例原则和司法控制原则。

刑事自由裁量权负效应及其克服

刑事自由裁量权能够克服刑法局限性,但同时此种权力也有一定的负价值,这种负价值主要体现在此权力容易造成司法随意性和司法腐败。为了克服刑事自由裁量权的负面价值,必须对其进行静态控制和动态控制。其中静态控制包括完善刑事立法,完善刑事司法解释,加强刑事判例编纂。动态控制包括完善对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强化判决理由,强化媒体监督。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因素是司法官员的个人素质。

公司利益不确定性的控制机制

公司利益的不确定性具有多种表现,其存在有其必然性与必要性。公司的营利性要求适度的公司利益不确定性,不受控制的不确定性则蕴含风险。对公司利益的不确定性应进行实体上的控制、自我控制与司法控制。实体控制可从利益构成、客体范围及对相关行为的控制进行。自我控制包括从组织上的控制和程序上的控制。司法控制则主要体现为司法对公司利益判断的程序审查,但不应绝对排除对其进行实体审查。公司法中缺乏对公司利益不确定性控制的系统性安排,可增加监事会决议瑕疵制度、公司机会的认定标准、商业判断规则等。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控制——以美国行政法为视角

在实际世界中,绝大多数的行政行为并没有受到司法审查,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行为的性质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受到有效的司法控制。传统的行政法学过分注重“法”的这一面,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立法与法院,以至于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即行政机构在许多情形下都具有很难受到控制的自由裁量权。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法律控制的可能性问题是行政法治的根本问题,因为有关司法审查的标准与力度的问题在本质上就是如何对待行政自由裁量权。

谁对宏观调控说“不”——探究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

探究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重点在于宏观调控法的可诉性问题。而宏观调控法的可诉性问题的正确认识又依赖于对宏观调控及宏观调控法本身属性的正确界定,以及对作为宏观调控法调控主体的政府责任的界定。虽然宏观调控法不能简单地套用传统的三大诉讼法中任何一种,但宏观调控法理论上仍具有可诉性,且与违宪审查机制相关。

社会控制:关于司法与社会最一般关系的理论分析

对司法功能的恰当认识是增强有关司法的知识、进行司法改革的理论前提和基础。而司法与社会最一般的功能联系 ,可以诉诸社会控制的概念予以解释。作为历史上由来已久的社会控制形式 ,司法所具有的特点包括了 :它是法律规范与组织化力量的结合 ;是对个别行为的直接控制与普遍行为的张力控制的结合 ;是法律权威与司法角色行为影响力的结合 ;是公正价值与司法制度的结合。在社会控制体系中 ,司法也居于正式的、专门的、最高的地位。

论司法自制——以美国案例为材料

本文以美国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持司法自制立场的案例为材料,对司法自制在美国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并概括出司法自制哲学之内涵本质及基本原则。司法自制乃司法审查的传统价值立场,它既是司法审查之制动器,又为宪政政制之保护器。司法自制研究是全面评介司法审查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加强对此课题的正视与重视。

人民法院审判辅助业务外包的合法性控制

人民法院审判辅助业务外包反映了中国基层人民法院正在进行自发的审判辅助业务配置改革,是当前司法改革在基层人民法院的一个缩影。这种自发性职权配置改革的合法基础在于不触及审判核心业务。同时,由于司法性质的审判辅助业务自身固有的司法权属性以及由因变异而带有的行政权属性,其外包的方式应当兼具司法权的公正价值与行政权的效率价值。对此,人民法院可以通过保留审判辅助业务的决定权,委托审判辅助业务的执行权来维护审判辅助业务外包的合法性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