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的分析

采用2005年深圳农民工专项调查数据,从行为融合和情感融合两个角度全面分析了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探索性地分析以社会支持网络为代表的行为融合现状对现实和未来的情感融合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行为融合方面,农民工社会支持网规模小,但强、弱关系比例差距不大;在现实的情感融合方面,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现实状况总体良好,农民工生活满意度较高,市民对农民工基本持认同态度,绝大多数市民不会歧视农民工;在情感融合意愿方面,行为融合和情感融合的现实对农民工交友意愿和未来打算均有显著影响。

从“先赋”到“后致”: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

社会网络对移民的社会融合具有重要影响。基于2009年X市农民工调查数据,本研究将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分为市民亲属关系、市民非亲属关系和非市民关系,将农民工的社会融合辨析为文化融合、社会经济融合和心理融合等三个维度,并分析农民工—市民网络与社会融合的关系。研究发现,市民非亲属关系对农民工的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均有显著的、不可替代的正向影响,但对社会经济融合的影响有限。农民工—市民网络对社会融合各维度的不均衡作用有可能导致农民工长期陷入城市社会底层。

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职业阶层和收入:来自深圳调查的发现

本文利用2005年“深圳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定量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阶层和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求职关系网络的规模、关系构成对农民工职业阶层的提升和收入的提高有正向影响,而求职网成员的职业阶层趋同性则有负向影响。本研究表明,尽管个体因素和流动因素对农民工求职结果有重要影响,但是社会网络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对农民工求职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基于社会网络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研究

家族或泛家族社会关系网络对返乡农民工创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网络的完整与畅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成败。笔者在对社会资本、社会网络与返乡农民工创业关系研究的基础上,基于社会网络的创业价值构成要素分析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社会网络价值,得到了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社会网络条件,最后给出了基于自致和帮扶的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社会网络重构的对策建议。

社会网络与农民工初婚:性别视角的研究

采用2005年深圳农民工专项调查数据,从性别视角系统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初婚观念和行为的影响。在理想初婚年龄方面,婚姻讨论网络成员的数量、质量,尤其是网络成员的平均理想初婚年龄对农民工理想初婚年龄的延长有显著影响;在初婚行为方面,婚姻讨论网络成员的数量可以降低男性农民工早婚的风险。个人因素和流动因素对农民工理想初婚年龄的延长和降低早婚风险也有一定影响。

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根据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5年对深圳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以网络规模和有无弱关系分别代表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的数量和质量特征,分析了社会支持网络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现状分析表明,农民工发生流动后,其社会支持网的网络规模显著变小,以强关系为主;影响因素分析表明:经济地位对于社会支持网的数量和质量均产生影响,流动经历和工作转换经历这类经验性因素对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的数量特征具有影响,而农民工个体的个人属性、人力资本状况和后天的学习适应能力对其社会支持网络的质量特征也产生重要影响。

农民工小团体现象的探测与分析 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的研究

本文利用2005年对深圳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应用N-G算法,探测到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中的小团体现象,并通过对其数目、规模及内聚程度的分析,探讨了亲缘、地缘关系在小团体现象中的角色问题。本研究发现,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具有明显的小团体现象,不同性别和不同职业构成的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的团体化程度存在差异,实际支持网、情感支持网和社交支持网等三类网络的团体化程度也存在差异。混合性别网络的小团体的内聚程度低于单一性别网络的小团体的内聚程度,加工业农民工小团体的内聚力差异程度较大,而建筑业农民工小团体的内聚程度则普遍较高。加工业农民工的业缘关系是小团体形成的重要纽带,建筑业农民工的小团体以地缘关系为主,但业缘关系的作用开始凸显。

社会关系网为什么能提升农民工工资

本文构建一个两期招聘理论模型,研究社会关系网对我国农民工工资的作用机制。理论研究发现:厂商通过推荐方式招聘员工能减少信息缺失,使厂商和劳动者都获得额外收益;随着劳动者关系网的扩大,第二期劳动者的聘约工资增加,但影响呈边际效应递减。此外,农民工关系网质量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其工资。本文采用RUMi C数据,从社会关系网的规模和质量角度检验理论结论,结果支持关于社会关系网和聘约工资倒U关系的论断。

异质的社会网络与民工工资:来自中国的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22个省的农户调查数据研究了利用不同的社会网络对不同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并不是利用所有的社会网络都能够提高民工的工资水平,只有利用亲友关系找到的工作才能够得到更高的工资;其次,亲友关系并不能提高利用它找到工作的所有民工的工资水平,它只能显著提高女性和已婚民工的工资水平。这些结果表明,关于劳动力市场上社会网络对就业者工资影响的研究不能忽略它们的异质性。本文的结论也有助于帮助理解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及社会网络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

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的影响

实证分析发现,由于社会网络“趋同性选择”的制约以及返乡后自致性社会网络的“断裂”与“失灵”,返乡农民工在创业生存性阶段主要依赖于先赋性社会网络,但随着其返乡创业由生存性阶段向成长性阶段的转变,先赋性社会网络的作用随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减弱逐渐,而自致性社会网络的作用逐渐显现并呈增强的趋势。同时发现,返乡创业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能力对先赋性社会网络的生存性创业绩效与自致性社会网络的成长性创业绩效的提升效应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因此,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创业农民工在创业实践中应充分调动其社会网络的经营与开发能力,在维护业已建立的先赋性社会网络的同时不断构建与拓展自致性社会网络,从而提升返乡创业绩效,促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区域吸引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浙江省杭州市的实证

本文利用最新的对在杭州地区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研究了就业经济因素、就业保障因素、社会保障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对区域就业吸引力的决定效应,并以社会关系网络因素作为中间变量探究了各因素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就业经济因素、就业保障因素是影响区域就业吸引力的重要因素,但社会保障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社会关系网络对区域就业吸引力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并具有部分中间效应。研究结论为提高区域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吸引力提供了理论和实证支持。

从乡土倚重到社会理性: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会支持转向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会支持网络,按其存在形式可分为正式社会支持网络与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传统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由于具有高同质性、弱社会互动性和内倾性特征,并不能在社会互动与融入过程中提供创造性的支持,单纯依靠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会造成城市融入的"内卷化"。社会理性兼具实践性与主体间性,并将自我认知、关系协调、社会评估、策略优化等涵括其中。因此建构社会理性导向下的城市社会正式支持网络,能够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提供新的秩序规范与异质性社会资源,从而能够更好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延续与建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

进城农民工除了经历生活地点和职业身份的转变外,还要经历一个社会网络的转型过程。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转型过程有其自身的特点,他们对乡土社会网络的依赖和借重程度大大降低,城市特征更为明显。职业和居住地点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建构有重要影响。

社会关系网络构成性差异与“强弱关系”不平衡性效应分析——基于湖南省农民工“三融入”调查的分析

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作为一项基础性研究,一直受到相关研究者的高度关注,但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内部构成和强度结构往往被忽略。文章运用湖南省农民工"三融入"调查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特征。结果显示,基于资源提供的农民工的情感性、工具性和交往性网络的构成模式存在较大差异;地缘关系不再是农民工维持社会网络边界的依据,友缘关系成为农民工的重要依赖资本;农民工整体上与城市居民处于隔离状态,存在普遍的强弱关系不平衡效应;农民工的个体特征、流动特征和经济地位特征对其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不同影响。

乡村社会网络的利用与再造——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创业的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创业是一个对传统乡村网络充分利用和改造的过程。研究发现,由老乡和血缘关系构成的乡村原生的社会网络,是新生代农民工倚仗的最重要的社会资本。它在激发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意向,加快城市适应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通过城市生活中的非正式交往以及加入老乡会和地方商会等团体组织,乡村社会网络得到了扩展和改造,并在创业过程中发挥了示范和带动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层面,乡村社会网络中家人和亲属的支持贯彻创业的始终,从而构成最持久、最稳定的支持网络。

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如何形成:基于社会网络的分析

在微观社会资本"源头"逐渐成为研究前沿的背景下,对中国转型期农民工社会资本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的研究更显重要。本文结合个人社会网络的主要特征,构建了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动态投资模型。理论模型的结果显示,个人人力资本水平对社会资本流量和存量均有正向影响;迁移概率和社区专用性则对社会资本流量和存量有负向影响。基于北京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和工具变量的经验分析基本支持模型结论,但不同因素对以"质"或"量"度量的社会资本,以及对新增社会资本存量或流量影响的显著性有所不同。本文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制订促进农民工社会资本形成的政策提供了较为稳健的理论框架和经验依据。

农民工对婚前和婚外性行为的态度：基于社会网络的研究

文章利用2005年深圳农民工专项调查数据,定量分析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对"未婚先孕"和"婚外恋"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网络是促使农民工婚恋观念转化的重要途径之一,网络规模和网络成员的观念显著影响了农民工对"未婚先孕"和"婚外恋"的态度;社会融合程度越高的农民工的婚恋观念更容易趋同于城市市民;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加反对"未婚先孕"和"婚外恋",观念更趋传统。农民工在"未婚先孕"和"婚外恋"的变化促进了农民工与城市社会在文化价值观念上的融合,但也有可能加剧"未婚先孕"和"婚外恋"的发生。

社会支持还是社会比较——社会网络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机制研究

社会支持和社会比较均是社会网络影响精神健康的重要机制。农民工社会网络具有跨城乡和跨群体特征,据此可将其划分为跨地关系、本地非市民关系和本地市民关系。本文利用2016年广州市农民工调查数据比较了这三类社会关系通过社会支持和社会比较机制影响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异同。结果表明,跨地关系通过社会比较和社会支持的双重机制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本地非市民关系仅通过社会支持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社会比较机制的作用不显著。与预期相反,研究发现本地市民关系通过社会比较机制促进了农民工的精神健康。这可能是由于:(1)网络中市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偏低使农民工在社会比较中获得了优越感;(2)农民工对市民存在认知偏差。本文有助于理解社会网络影响精神健康的机制,对农民工精神健康促进工作有一定的启示。

珠江三角洲世界工厂的非正规职业中介及其作用——以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为例

国内外现有研究认为,农民工的求职渠道非常单一,主要依赖社会关系网络。本文选取典型的珠江三角洲世界工厂所在地——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为案例,对非正规职业中介机构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发现非正规中介机构在农民工的求职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帮助农民工实现灵活、即时的就业,其存在是在我国转型期市场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企业/工厂的用工需求、农民工的求职需要、中介机构的逐利目的和地方政府的宽容态度共同作用的结果。非正规职业中介机构是市场动力作用下的新型农民工非正规求职渠道,是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求职渠道的延伸。研究表明,在现阶段中国城市化过程中,非正规的动力在解决农民工求职乃至城市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乡俗惯性与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经验研究

乡俗惯性的延续往往被认为是农民工适应城市文化与融入城市社会的不利因素,但其对农民工城市生活体验的影响究竟如何,尚未得到充分的经验证实。文章利用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实证分析了乡俗惯性对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纠正了潜在的内生性偏误后,乡俗惯性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精神健康、社会善意倾向等主观生活质量指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而印证了农民工乡土本色的积极作用。(2)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乡俗惯性的保留能够使农民工更积极地加入务工地的老乡会,借助于这种跨地域正式社会网络组织的资源支持和风险分担功能,可以有效提升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3)乡俗惯性对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提升效应可能会因城市居民的积极接纳态度而变得更为强烈,且这种提升效应存在一定的代际差异。上述结论说明,充分尊重文化多样性,塑造农民工的传统文化自信,提高农民工的文化适应能力,规范化发展以乡土文化为依托的农民工城市初级社会网络组织,能够帮助这一群体在记住乡愁的同时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