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政与王道:孟子的政治哲学初探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孟子被历代文人学子尊为亚圣,他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并不仅仅限于儒家,而是通过儒家,通过历代政府及其身后的文人学子,使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发生了变化。他的仁政与王道思想,是两千多年来一面高扬的民本主义旗帜,是儒家政治哲学的基本标识。孟子的政治哲学主要有三方面主张:一是力倡制民之产,二是力主息不义之战,三是致力于“格君心之非”。孟子的仁政与王道思想对当今之世许多疑难课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君子——孔子的理想人格

"君子"是孔子理想人格的典范;仁爱的宽广胸怀、中庸的处事准则、重礼的道德规范、智明而圣的自觉意识、义以为上的价值取向、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诚信不欺的为人品行等是其基本特征;其价值目标是内圣外王。

胡安国《春秋传》学术渊源探析

胡安国是两宋之际著名的经学家和理学家,其倾注毕生心血所著的《春秋胡氏传》专涉科场达三百年之久,同"三传"并显,被列为《春秋》四传,享誉甚隆。胡安国《春秋》之学深受孙复及程颐的影响,其解《春秋》,会通三传,兼采诸家之说,以成一家之言。诚如他在《春秋传.述纲领》中所说"今所传,事按《左氏》,义采《公羊》、《谷梁》之精者,大纲本孟子,而微词多以程氏之说为证云"。[1]

孟子仁政的王道理想与霸道的政治现实

孟子的仁政体系有套完整的执政理念,但其在霸道的现实政治面前却并不被君主所采纳。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王道理想与现实政治在执政目标、用人观、民众观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执政目标上,孟子追求圣王,而君主追求王圣;在用人观上,孟子主张启用贤士,而君主却希望招揽善战的武士和发展经济的谋士;在民众观上,孟子要求君主与民同乐,而君主却热衷于独享其乐。

试论伪满祀孔典礼的堕落与变异——兼论“王道政治”的历史命运

1932年伪满成立后,非常重视对儒家文化的利用,独立打出了"王道政治"的旗帜,并在东北沦陷区大肆恢复祭孔。但在日本侵略者强权下,伪满的祀孔典礼遭遇了畸变:仪式由清廷古礼变为不中不日的"协和礼",地位由居于首位沦为三流。从祀孔礼仪的变异可以窥见伪满"王道政治"逐渐向军国主义"皇道文化"屈从归化的历史命运。

从内圣到外王:中国企业品牌建设之道

品牌实力不强一直中国企业面对国际化竞争的短板。如何走出品牌建设困境,找到有中国特色的品牌建设之道是当前中国企业的当务之急。中国的企业品牌建设应以"内圣外王"思想为指导,以"内圣"为核心,在不断塑造优秀品牌品格的基础上,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最终达到"外王"的目标。

孟子王道理念的内在逻辑及其当代价值

孟子的王道理念是战国时期儒家德治思想的集中体现,它针对战国中期霸道横行的现实所发明,以民贵君轻为自己的特色和核心要义,提出推恩及民为其抽象实践法则,最终要达到民富且教的人间盛世。王道理念就是孟子通过王霸之辩,民贵君轻,推恩及民,民富且教四个有机联系环节所构建的内在逻辑自洽的政治理想范型。在当今社会,思考探讨王道理念当代价值仍然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现代政治语境中的传统王道理想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仅要积极吸取当代政治发展中的新经验,还要追溯古代治理实践中的合理成分。中国古代的王道理念可以被视为一种关于治理的理想、方法和实践,其中包含着一系列协商理念以及制度安排叶办商、交往沟通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具有丰富形式的实践,并且先于选举政治而存在。中国协商政治受益于王道理念,同时也是王道理念的一种形式和方法。王道原则和价值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可以理解为一种民主协商的原则和理念,而协商民主是实现王道治理的一种较佳的制度形式和方法。这一认识或许能够为当代国家治理的改善提供一种新视角和解决思路。

辩证解析中国和平崛起大战略

中国的和平崛起正在开创一条大国崛起新路径,和平崛起并不排斥武力自卫,并以维护自身核心利益为前提与依归。当代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对"务实王道"战略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光大。中国的和平崛起须统筹兼顾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维护自身权益与承担国际责任,积极应对中美战略博弈、中日钓鱼岛争端、南海问题三大外部挑战。中国的和平崛起势将打破"国强必霸"的所谓"定律",并将在经受诸多考验中稳步前行。

《尚书·洪范》的道统观和王道思想

《洪范》总结了西周以前的治世理念和政治智慧,开启、影响了此后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精神。它既开儒家的道统观念之源,也初步确立了道统与治统之别,并试图以道统来统摄治统。这一思想高扬了道的至上性,消解了君权的神圣性,激励着后世儒家“弘道”“践道”的价值追求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同时,《洪范》所论“九畴”内涵丰富,各有侧重,关系密切,互为呼应,且诸畴因“皇极”之“建用”而汇聚、贯通为一体。借助“九畴”之说,《洪范》构建了一个寓意丰富、体系宏大的政治哲学体系,展现了先民深厚的生存智慧和深刻的治世理念。而在关于王道理想的构建中,《洪范》对于君道的阐释与发挥尤为令人深思:君极之立与否,实际上构成了其能否召唤、凝聚天下人心以及王道能否得立的关键性因素。

孟子王道理想的心性向度

王道理想是孟子政治哲学的核心,作为一套超乎现实却又对现实具有普遍导向意义的治国理念,其践行的基石被孟子归结在人的心性之上。立足于“心”孟子提出王道缘起于“仁”,基于“性”孟子断言王道的落实在于“义”;由“心”“性”的统一确立了仁义一体的构想,据此认为,“居仁由义”是王道理想得以向现实转化的基本思路。

康雍乾儒理治世政策与风雅诗学的复兴和变异

清代前中期儒家诗学体系之重建,是明清之际儒学复兴运动的组成部分,是汉族文人自发的文化反思的结果,而康雍乾时期的文化政策使儒家诗学体系的重建与政教联系到了一起。文人对道统坚守中的人格独立追求,与政统之间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反映到文学中就是诗教与政教之间的矛盾。文人一方面充满为儒学元典引发的大济天下的理想主义精神,一方面又面临着安身立命的困境,这种矛盾彷徨反映到文学中,变风、变雅由此而生,儒家诗学之复兴由此而终结。

伪满“王道政治”的出笼与其异化错位研究

伪满的“王道政治”是日伪共同策划下出现的一个怪胎,其张扬顺天安民,标榜施行仁政,兜售正己修身,侈谈民族协和与大同思想。与中国传统的王道思想相比,被日伪进行了别有用心的异化和扭曲,从而产生了严重的异化错位。

康有为1888年上书的文化渊源

康有为1888年上书与他的早期大同思想有直接的联系。"内圣外王"是康有为的思想体系,其渊源来自朱熹理学。他依循朱熹的伦理哲学,"修养"分为内外两个方面:其内的心性修养,产生了救国献身的精神力量;其外的穷究义理,得到了"治国平天下"的公理,为今后的变法行动作好了理论准备。由"内圣"走向"外王",第一步就是《第一次上清皇帝书》。

重建国际新秩序与儒家王道政治哲学

重建国际新秩序和全球伦理是当今人类社会遇到的两个重大问题,两者之间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在重建国际新秩序中,中国传统儒家王道政治哲学可资多方面思想资源。在儒家王道政治哲学里,“王道”与“儒道”即是合而为一的。具体言之,儒家王道政治哲学的“仁义”“爱人”“天下为公”“四海之内皆兄弟”等思想,以及“无偏无党”“无反无侧”的原则和主张,为化解西方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人权与国权关系上的尖锐对立和分歧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思想资源和启示。儒家王道政治哲学的“制民之产”“与民同乐”“仁民爱物”“天人合一”等思想,对于克服因经济全球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产生的弊端,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具有警示和借鉴意义。儒家王道政治哲学的“以夏变夷”的中国中心论观念,则从反面为建立一个更加互相包容、互相借鉴的国际文化新秩序提供了需要引以为戒的教训。在重建国际新秩序和全球伦理过程中,中国传统儒家王道政治哲学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应该亦完全可以为其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明朝治藏政策成因述要

明王朝的治藏政策之所以是温和而富有成效的,不应孤立地从明朝的国力强弱去评判,这与在当时占统治地位之朱学“王道”思想,还有草原文化的冲击及当时西藏地方的政教发展形势等均有莫大的关系。在主观层面上,明王朝从一开始就自觉地走上了一条与前代崇尚法家、醉心于开疆拓土所不同的发展思路。历史地看,这既是一个具有高度封建文明的中华民族的理性选择,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

宋代新《春秋》学的文化诠释

唐代啖助学派开启的新《春秋》学,至宋代而蔚为大观。《春秋》宋学不仅在知识形态上实现了章句训诂向义理之学的转变,还力求在经典诠释中寻求巩固与绵延皇权制度的良方,客观上使得儒道、儒学最终落实于政治实践。宋代《春秋》学者在这个过程中不仅继承了原始儒家的思想文化,而且还推动了儒家文化在学、道、术三个层面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样,宋学所建构的思想文化不仅是统一全国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成为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制度儒学中的圣人正义论

制度儒学以圣人正义论作为处理民众、君主与天命之间关系的准则,认为民众是王道政治的现实基础,民众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社会秩序,君主是社会秩序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必须加强君主的权威以保障整体的稳定与和谐。制度儒学中的天命观念不同于墨家的天志学说,尤其对后者忽视群体生活中的个性差异的价值取向持否定态度。毕竟儒家理想中的圣人能够揭示天命变化的规律,为公众选择和公共利益提供合法性论证,进而确保社会共同体的繁荣。

论张说的“大手笔”与开元政治理念的转变

"大手笔"主要表现为发布王言与润色王道两种类型,张说的"大手笔"属于后者。在润色王道的过程中,张说以"大手笔"为开元王朝树立了光明、正义的政治形象,提供了自觉、理性的进取动力与高远、超俗的政治理想,并以精巧的构思向朝廷、时代展示了这种政治理想在当下实现的可能,并促使其在开元王朝得以实践,从而在事实上完成了开元王朝政治理念从功利层次向王道层次的提升,为盛唐气象的形成奠定了精神基础。

对中国睦邻外交的国际关系理论分析

中国的睦邻外交古已有之、于今为盛,构成了广义国际关系史中的一大独特景观。中国历代长期与自觉地坚持睦邻外交,既有以儒家为主、传统王道战略文化的主观原因,也有国家利益与实力对比的客观原因。只有将强调主观因素的建构主义与强调客观因素的现实主义相结合,才能比较充分地解释中国睦邻外交从古至今绵延不绝、与时偕行的独特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