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劳资关系与劳动收入份额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视角考察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理,通过构造59个国家2001—2019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并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研究发现:(1)人工智能自身的技术属性不仅能够通过提高资本技术构成所产生的劳动力挤出效应降低劳动收入份额,还会通过其就业创造效应提升劳动收入份额;(2)人工智能作为使用价值生产的要素投入,将和普通物质资本的深化一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或人工智能使用规模小的国家,人工智能使用增加会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3)人工智能的应用还将通过影响劳资关系变动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人工智能的应用将抑制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因此,在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的同时,还要客观认识人工智能发展对社会就业和劳动收入份额带来的冲击与机遇,尤其要通过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实现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提升。

资本项目开放对劳动议价能力与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跨国制造业数据的分析

针对近三十年来全球范围内普遍出现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现象,本文在议价博弈模型基础上就资本项目开放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进一步采用包含了1965—2010年超过120个国家的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和倍差模型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总体上看,资本项目开放未对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显著影响,但分样本结果表明,资本项目开放会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显著负面影响,且外部融资依赖度越高的行业受到的负面影响越大;②资本和劳动要素议价能力的相对变化是形成上述结果的关键。进一步的机制分析也表明资本项目开放显著降低了发展中经济体的劳动议价能力,但对发达经济体劳动议价能力未形成明显影响,从而为前述结论提供了支撑。

缺少约束的地方政府、资本与社会经济失衡——基于中西方政治制度比较研究

中国社会经济已出现相当程度的失衡。部分工人、农民得不到公正的待遇,内需一直不足,环境污染等。这些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业革命时期曾普遍出现过。当时,工会力量尚不能有效约束资本,民主制度尚把广大劳工排除在外,导致政府与资本结盟,缺少约束的资本追求利润导致社会经济失衡。但随着大众民主时代的到来,劳动通过民选政府间接约束资本。工会力量的不断强大直接约束资本。由此,劳资的力量趋于平衡促成社会经济不断走向平衡。当下的中国,工会尚不能对资本形成有效约束。民众对民主的实际参与度低,不能有效约束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为GDP高度依赖资本,导致资本缺少约束,社会经济走向失衡。要实现中国社会经济的平衡,首要是实现劳资双方的力量平衡,从而可相互制约,使得政府成为中立平衡的政府。民主制度、相对独立的工会以及充分的新闻自由是关键。

雇员组织在劳资谈判中的代理问题研究

雇员组织是工业化社会中以工薪收入为主的雇员群体所结成的利益同盟。理论上,该组织应在劳资谈判中以雇员福利为目标,不断寻求雇员福利的改进。但客观存在的代理问题也使得雇员组织并未有效实现这一目标。借助"委托—代理"理论分析框架发现,劳资谈判中的委托是一种集合性委托,其代理问题具有内外部双重属性;从劳资合作的视角,消解代理问题不仅需要作为委托人的雇员理性分析作为代理人的雇员组织在劳资谈判中的激励需求,同时也需要雇员加强对雇员组织的激励约束,更重要的是,作为集合性委托的雇员,还需要建立良好的内部利益摩擦协调机制。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优化:国家的视角

在当前中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劳动关系领域的矛盾冲突有所加剧,这就需要发挥包括工资集体协商在内的劳资关系调节机制的作用。研究认为,工资集体协商在实践中的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的关键在于国家在其中的作用发挥还不到位。因此,国家需要在工资集体协商中厘定与资方、劳方的关系并对双方进行有效的协调。国家在工资集体协商中不应再扮演主导者的角色,而应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劳资矛盾的协调者和裁判者、公共利益的维护者。面对"资强劳弱"的总体态势,国家应主要通过立法支持劳方并规范约束资方,以实现劳资之间的适度均衡,这样才能促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优化和劳资关系的有效治理,从而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步入新常态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

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广义纳什积劳资分配模型研究

劳资分配的结果,是影响企业产出的重要因素。探索能给企业带来长期更多产出的分配目标、方式与结果,一直是企业劳资分配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通过对劳资分配目标演进的分析,确立了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劳资分配目标。运用里昂惕夫劳资博弈思想,寻找劳资分配在非合作博弈下的改进空间;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企业人力资本价值以及合作博弈等理论,构建了广义纳什积劳资分配模型。模型的建立不仅为企业薪酬的初次分配提供了工具,而且是对实现"兼顾公平与效率"目标下,劳资合作博弈分配方式理论的尝试。

论合理工资水平与我国的劳工政策

合理的工资水平不但关系着劳资分配,还关系着国民经济的正常循环。在短期内,工资水平是通过劳资谈判确立的。长期内一国的工资水平会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提高。短期工资总是围绕着长期工资趋势线波动,这是一个马尔科夫试错性均衡过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战后工资水平不断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上升,和劳资谈判这一试错机制的贡献密不可分。我国要形成符合经济发展水平的合理工资水平,必须用劳工立法和和集体谈判纠正工人的弱势地位。

集体谈判与三方协商机制框架下的企业劳动关系运作——基于博弈论的视角

集体谈判是劳动者利益代表——企业工会或产业工会与资方组织之间就关切双方利益的实质性条款与程序性条款进行反复谈判与信息决策的过程。三方协商机制是政府、企业方和工会方就各方关心的问题在国家层面、地区层面或行业层面进行利益博弈和信息决策的过程。本文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分析了集体谈判双方的自主博弈过程及产业工会干预下的双方反复博弈过程,对劳资双方组织博弈和企业劳动关系运作进行初步探索,并探讨劳、资、政三方协商过程中的三方博弈行为,分析了理性人假设条件下各方如何实现各自长期效用的最大化,期望对了解劳动关系的运作机理有所帮助,对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角度。

基于合作共赢的和谐劳资关系构建研究

劳资关系是我国当前最主要的劳动关系形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应从深入研究劳资关系入手。以第七次中国职工状况调查数据为主,首先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期的劳资关系特征;其次从劳资利益分配权、政府利益偏好、劳资合作形式以及劳动法律体系等方面分析形成劳资关系现状的诱因,并挖掘形成这种劳资关系的本质是劳资议价能力的差异,即资方的议价能力强于劳方;最后提出合作共赢是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的努力方向,建议通过建立劳资利益认同机制、寻找利益平衡点、确立劳动要素的分配地位等路径,以及加强政府的强制性法规改革或培养具有独立性的工会力量等举措,达到新时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的目标。

我国非公企业劳资关系中集体协商问题的研究——基于上海市的调查

集体协商是新时期体现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重要形式,是维护企业稳定和社会安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机制。通过上海市总工会"非公企业集体协商"课题组开展的针对性调研,发现非公企业集体协商大多流于形式,其深层次原因有工会无法与企业进行真正的集体协商,企业拒绝与工会进行平等的集体协商,广大职工缺乏劳权意识和集体协商意识,集体协商没有被确定为法定的强制性义务,各级总工会对集体协商工作的宣传、指导力度不够。为此,建议明确非公企业工会的主要职责是通过集体协商维护职工利益;对非公企业工会会员的身份资格作出限制性规定;让各级总工会直接参与基层非公企业的集体协商;解决非公企业工会依赖企业拨付工会活动经费的问题;对非公企业工会如何依法行使集体争议权展开立法调研。

企业绿色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促进抑或挤出

在“双碳”背景下,研究企业绿色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以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企业绿色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绿色化转型能够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促进效应,而非挤出效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基准研究结论依旧成立。机制检验发现,企业绿色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经营收益、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创造就业岗位和增强劳动力薪酬议价能力的渠道,提高劳动收入份额。通过区分不同类型的劳动收入份额发现,相较于高管薪酬和劳动生产率,绿色化转型更能提升普通员工收入和工资率水平,且能够缩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通过分析不同地区绿色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差异发现,相较于东部地区企业,绿色化转型更能促进中西部地区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研究结论对于深入理解绿色发展理念、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具有启示意义。

国际政策扩散与国内制度转换——劳资集体谈判的中国路径

当某个国家内的政府关于是否采用某项政策创新的决定受到了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先前做出的选择的影响时,国际政策扩散就发生了。国际政策扩散并非一个二元变量,即结果要么是完全扩散,要么根本没有扩散。作为两个极端之间的一种中间类型,制度转换意味着旧的国内制度可以被用来实现与国际规范和政策相一致的新目标。国际政策扩散的这些不同结果将取决于国际政策与国内制度之间的"制度互补性"。作为劳资关系失衡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劳资纠纷在中国大量出现。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政府开始推进劳动法制建设以加强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作为核心的国际劳工标准之一,集体谈判在多部国内劳动法中得到了规定,集体合同的数量和签约率近年来显著上升。在坚持单一工会制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积极推动了中国工会的功能转变来完成集体谈判的目标。集体谈判在中国的扩散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工会的制度转换过程。基于制度互补性的逻辑,集体谈判在中国的扩散也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国家主导型的道路。

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背景下德国劳动关系的调整

本文介绍在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背景下德国劳动关系的调整,并对其变化的内在制度根源、效果及影响进行分析。为适应全球化环境下资本积累的需要,德国的集体谈判出现由行业向企业分权的趋势,企业在劳动时间和工资等方面获得更多的决定权和灵活性,这些调整有利于德国在全球经济危机中保持较高的就业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并侵蚀了原有稳定的劳动关系。

在职搜寻与农民工收入增长:议价视角及市场引申

基于工作技能异质性的议价视角和Burdett双保留工资理论,研究运用2016年兰州市923份调研数据,分析劳动市场中农民工能否通过在职搜寻促进其收入增长。结果发现:(1)相较于未在职搜寻的农民工,在职搜寻行为非显著性负向冲击在职搜寻的农民工的当前收入,但微弱正向显著影响其预期收入。这表明在职搜寻行为影响的是求职者的预期收入而非当前收入,这与Burdett双保留工资理论相一致。(2)农民工在职搜寻行为与议价行为的交互作用正向显著影响其当前收入。该结论为在职搜寻过程中农民工策略性地运用其技能进行议价可有效促进其收入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