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现状及其完善

以《劳动合同法》的颁行为标志,我国劳动合同立法攀上巅峰。然而,现有立法不能实现其预期,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契约自由规制不适度,突出表现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等制度中。而要改变这一现状,就需要从外在与内在两个视角加以努力,以体系化的方法设计劳动合同制度,补足劳动合同制度的强制性。

《劳动合同法》争鸣之探析:聚焦倾斜性权利配置限度

《劳动合同法》受到的质疑基本在于认为其过于倾向保护劳动者而忽视市场规律和用人灵活性;《劳动合同法》作为社会法,在权利配置方面实际也理应存在倾斜性,一方面是要从观念上把握倾斜立法与倾斜性权利配置的区别,另一方面是坚持倾斜性权利配置在《劳动合同法》中的必要存在;减少《劳动合同法》质疑之声的关键在于把握倾斜的度,即在尊重合同自由原则和契约自由精神的前提下,倾斜考虑劳动者"最低需求"的生活保障条件;在这一限度标准的框架内,现有《劳动合同法》的确存在"失度"之处,应该针对这些不足做出适当调整和修订。

劳动合同自由与劳动合同正义浅探

劳动合同正义是劳动合同自由的核心,一部劳动合同自由的发展史,同样也是劳动合同正义的演进史。劳动合同消极自由与劳动合同形式正义、劳动合同积极自由与劳动合同实质正义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劳动合同积极自由与劳动合同消极自由相互包容,以此来达到劳雇双方利益的均衡,进而达到社会和国家利益的均衡时,劳动合同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也就得到统一,劳动合同正义也就得以实现,劳动合同自由与劳动合同正义的动态的协调统一也就得以完成。

劳动契约的自由与限制——以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为视角

18—19世纪,在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影响下,劳动契约也奉行"契约自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行使司法审查权,用"契约自由"原则来保障劳动契约的充分自由。20世纪以来,雇主以"契约自由"的名义损害雇工的现象日益增多,保护雇工合法权益的州立法逐渐得到最高法院的认可,劳动契约的自由开始受到限制。最高法院从保障劳动契约的充分自由到认可州立法对劳动契约自由的限制,体现了对劳工合法权益的倾向性保护。

对《劳动合同法》立法精神的解读

本文试图探寻社会财富创造所应具有的劳动基础,通过对我国劳动合同法立法精神的解读,本文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创造财富的劳动应当体现劳动安定、劳动自由和劳动合作三种精神品质。

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理性反思和制度完善——以解雇保护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为视角

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劳动争议案件的发生是围绕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产生的。用人单位单方解除权的滥用,一方面会威胁劳动者的生存权,另一方面也必然会影响劳动关系的稳定,甚至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笔者在介绍解雇自由和解雇保护的概念及相关发展的基础上,分别从自然法、经济学、社会学角度对解雇保护的正当性进行了论述,指出我国对用人单位的单方解除权进行限制是正当的,也是符合国际立法趋势的。然后透过司法实践遇到的问题指出我国劳动合同法中解雇保护的不足和缺陷,并在参照国外成功立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立法建议,希望通过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方面规制完善来形成一套完整的解雇保护制度,达到效率和公平的最佳平衡点,体现合理性。

论短期劳动合同

短期劳动合同是指劳资双方约定合作期限较短的劳动合同,或以完成一个明确事项为合作内容的劳动合同,亦可指在双方没有明确约定,而一方欲迅速了结双方合作的情况下,法律对此等未予明确约定的短期合作的评价。立法上承认短期劳动合同并予以合理的规范,有助于降低劳资双方在确立劳动关系之初付出的成本,使劳资双方有一个相互了解并磨合的机会,也可为迅速了结不确定的劳动关系提供渠道。短期劳动合同对于建立健康稳固的劳资关系,活跃劳资市场具有积极的作用。

诚信法律规制的完善——以我国劳动法律实施绩效的提高为视角

法律规制的"日臻完美"并没有使法治水平随之提高,而这不能不是诚信法律规制的不尽人意所致。弱势不是倾斜弱者的根据,更不是给予弱者——劳动者不诚信自由的理由,劳动法律关系主体在诚信上的差异并不是权利、义务上的,充其量只是责任上的、主客观诚信上的不同。诚信既是对不当劳动契约自由的限制,又是对得当劳动契约自由的保障,劳动法律规制得当及其有效实施不得不涉及自由与诚信关系的处理。诚信之帝王之位并不具有私法专属性,劳动法治更需要它。此外,为确保法律实施绩效,尚需提高诚信植入劳动法律的技术水平、尚需将诚信作为用人评价指标并使之法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