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型环境规制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绿色信贷政策视角

本文以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作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层面分析了其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并基于微观企业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该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1)绿色信贷政策显著降低了污染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作用渠道主要是加剧企业的资本深化过程,而不是缩减产出规模,同时外部融资约束也会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2)该政策显著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并且资本深化过程对劳动生产率也会产生影响;(3)绿色信贷在市场集中度更高以及技术偏向较低的企业中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更大,同时企业更强的偿债能力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正向作用。本文为进一步推进环境规制与劳动收入分配的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经验证据。

纳税信用评级制度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采用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纳税信用评级制度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机制分析表明,纳税信用评级制度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调整企业雇佣决策进而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发现,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对于非国有企业、信息不对称较高企业以及普通员工更为显著。本研究对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绿色信贷政策对劳动力需求的冲击效应研究——来自中国一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绿色低碳转型不可避免对劳动力需求造成影响。为了评估绿色信贷政策对劳动力需求的冲击效应,文章将2012年的绿色信贷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从理论上探究了该政策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机制。进一步,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同时,从内部企业特征、外部环境特征和城市特征角度讨论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第一,绿色信贷政策显著降低了重污染企业的就业。第二,资本更新效应在绿色信贷政策和就业之间表现为遮掩效应。产出效应和融资约束效应在绿色信贷政策和就业之间存在中介效应。第三,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金融发展水平低、市场化水平低的企业中,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劳动力需求产生了更深的负面影响。此外,在城市产业结构水平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以及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中,绿色信贷政策对劳动力需求的负面影响更强。文章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预期效应检验、控制重要政策及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PSM-DID检验,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支持研究结论。文章具有启示意义,随着环境规制的继续加强,政府部门在考虑企业的减排目标时,也应考虑到其对就业的不利影响。

人工智能应用是否影响了家庭债务?——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5年、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考察了人工智能应用对家庭债务的影响,并从信贷供求渠道验证了两者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应用抑制了家庭债务规模的上升。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应用更容易抑制户主为低教育水平的家庭、农村户口家庭、西部地区家庭以及低人力资本存量地区家庭的债务扩张。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应用主要通过紧缩信贷供给从而抑制了家庭债务上涨。

社会信用体系改革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路径。本文基于社会信用体系改革分批试点的准自然实验场景,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探究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社会信用体系改革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2)社会信用体系改革通过缓解企业代理问题、提高企业信贷融资可得性以及盈利溢出效应等路径提升劳动收入份额;(3)社会信用体系改革提高了普通员工的劳动收入份额,降低了高管的劳动收入份额;(4)社会信用体系改革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城市的企业更加突出。本文从劳动收入份额视角为社会信用体系改革的政策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对于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完善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现实意义。

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基于新《预算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以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以新《预算法》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双重差分估计显示,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证实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改革有助于优化初次分配格局。上述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保持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通过要素组成效应和人力资本升级效应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上述效应更为凸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显著缩小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普通员工劳动收入份额提升而高管劳动收入份额无显著变化。文章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经济后果拓展到企业要素收入分配领域,强调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不仅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困境、优化要素投入和推动企业人力资本升级,而且为完善初次收入分配、增加居民收入以扩大消费、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并提供决策依据。

融资约束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基于流动资本的视角,在新古典要素分配模型中引入融资约束,分析了企业流动资本约束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考察了融资约束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与流动资本紧密相关的内源融资约束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尤其是对于非国有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外源融资约束的加强在一定程度上则可能减少企业流动资本的挤占,从而增加劳动收入份额;企业垄断能力的变化及其实收资本中不同所有制所属份额,都将显著改变融资约束影响要素收入份额的程度。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与资金市场的几个问题——对科大卫先生文的商榷和补充

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生产方式或生产组织 ,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既要重视与之相关的“资本流通”暨资金市场等制度性因素的探讨 ,也要对生产方式本身继续进行深入研究。基于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 ,中国没有经历特许设立的历史阶段 ,故而中国的营利性商业社团 (合伙乃至公司 )虽在古代有了区别于股东个人的团体性 ,某些类型的合伙也有了一些类似于法人的因素 ,但法人的正式形成还要到清末《公司律》公布之后。中国 15— 18世纪的资金市场 (金融信用 )相对于同时期西欧一些国家 ,表现出了票据化、社会化进展迟滞的特点 ,新的信用工具有的缺乏 ,有的进展缓慢 。

论信用货币制度下的货币内生性——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探讨货币的内生性或外生性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这一问题至今仍没有较为公认的结论。笔者基于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立场,在简单考察了货币的起源、本质和演变后,认为货币的本质也可定义为社会劳动支配权力凭证,即货币是对社会总劳动或总劳动产品的一份索取权。随着由隐形金本位时代进入到当下纯信用货币时代,事实上形成了以央行、商业银行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和收缩为主要表现形式,以银行借贷和资产抵押为主要方式的货币供给机制。在现代银行企业会计记账规则的基础上,阐述信用货币制度下基本的货币创造与银行运行过程,并结合马克思的两大部类企业扩大再生产模型,说明了信用货币供给与实体经济互动相生的关系。

土地流转能够影响农业转移劳动力创业吗? --基于社会保障和信贷约束的调节效应分析

创业是农业转移劳动力,实现高质量就业、增收的重要方式。基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和PSM模型,实证分析了土地流转对农业转移劳动力创业的影响,并检验了信贷约束和社会保障在其中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土地流转显著地增加了农业转移劳动力创业的可能性。机制检验表明,信贷约束在土地流转和创业之间起着正向调节作用,而社会保障在两者之间起着负向调节作用;地区、家庭耕地规模和代际土地流转和创业情况存在异质性。

1+X证书制度下建设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践研究

以建筑信息模型证书为例,分析1+X证书制度下建设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践路径,核心是重构书证融通型的模块化课程体系,创新分工协作的教学模式和探索建立基于学分互换的考评体系,推进校企合作双主体育人,培养出适应产业转型升级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农地确权与农户生产行为:研究述评及展望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是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重大部署。作为一场社会动员,新一轮农地确权在实测基础上进行权属确认。确权通过改变农户生产决策,影响资源的配置方式与效率。文章基于综合分析和比较分析法,从土地流转、劳动力转移、农业生产经营和信贷抵押四个方面,对农地确权与农户生产行为进行综述研究,对于全面把握确权政策的制度绩效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表明,农地确权会对农户生产行为产生影响,但由于这种影响是多维度与多层面的,导致不同地区不同时点农户产生不同的行为响应。在“三权分置”的条件下,需要将农地确权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并应充分考虑滞后性、联动性等因素,从而为相关政策执行提供理论依据。

大学生实习契约精神基本蕴涵与培育路径

契约精神是法治社会的重要内容,大学生实习契约精神是实习活动与实习契约制度的精神内核。实习契约精神的一般蕴涵主要包括法治精神、平等精神、自由精神和诚信精神;特殊蕴涵主要包括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大学生实习契约精神的培育与实现需要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以及外因与内因的共同作用。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实习法律规范,使实习契约精神与契约制度有机融合。实习派遣学校应当克服实习制度“空泛化”缺陷,新建实习劳动学分制度,建立专门的实习委员会以加强管理,还应大力加强实习师资队伍建设,加大实习经费投入。实习单位(特别是企业)应当提升实习社会责任,营造良好实习氛围。大学生自身应当矫正认识偏差,树立正确的实习观,严守契约,大力崇尚和弘扬劳动精神,共同培育和实现大学生契约精神。

劳动者辞职权引发的职业诚信的思考

职业诚信对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辞职的宽松的制度设计,使职业诚信建设面临很大的挑战。应构建一套约束劳动者滥用辞职权,恶意"跳槽"的制度体系,以提高劳动者的职业诚信度。

借鉴与整合:从英国ACAS看我国劳动争议调解制度改革

近年来,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改革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人们对仲裁和诉讼关系以及制度设计详加探讨的同时,却未给予调解足够的重视。我国现有劳动争议调解制度已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环境下劳动关系发展的需要。借鉴英国ACAS的制度和组织,在比较两国差异的基础上从信用的视角提出我国劳动争议调解制度改革的方案,整合现有资源,以发挥调解制度的作用,促进劳动争议的解决。

劳动争议处理之我见

近年来,我国的劳动争议案件逐年增多,且呈现复杂化、群体化、涉外化等趋势。我国政府为了实现社会公正,走上了通过扩大劳动者个人的权利来解决劳动争议的路子,致使劳动者、企业单位、工会、行政权力以及法院在处理劳动争议过程中的职能、地位发生扭曲。所以必须关注并完善劳资双方的信用关系、工会的职能与地位、行政权力在劳动争议处理中的地位和权威、法院最后的司法救济,从深层次解决原来的处理体制"用其所短"的弊端,实现劳资关系的和谐。

19世纪中叶赴美合同制华工与赊单制华工的比较

19世纪华工出洋的情况经常被笼统地归于契约劳工体系,美国学者当中有不少人认为华工赴美仍有苦力贸易的成分,但又缺乏有力证据证明。本文试图厘清契约劳工体系下,契约华工赴美的两种不同方式,即将债务合同与劳务合同绑定的合同制劳工和自愿且带有信贷色彩的赊单制劳工。华工出洋方式的演变既反映了晚清时期中国珠三角地区在近代化过程中不断适应西方世界经济体系的尝试,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晚清珠三角地区民间经济的活力和潜力。

人情支出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制度化信任”的缺失及其衍生出的“特事特办”制度引致当下中国人依然热衷于人际关系的培养与利用。农村熟人社会中的人情支出行为塑造了农民极具乡土色彩的人际关系网络,针对农村地区不断上涨的人情支出现象,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微观数据,探讨人情支出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情支出显著增加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概率,通过获得亲友信贷支持进行非农创业是重要的影响机制;工具变量法、敏感性分析与替换解释变量均表明人情支出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是稳健的;进一步地,异质性讨论得出人情支出对于年龄在40岁以下、低收入家庭以及所在村庄为非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促进效果会更加明显。研究结论不仅为理解农村熟人社会中的人情支出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探索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决定因素提供了新的证据。

基于集群的弱小经济体融资合作模式研究:信用联盟案例

中小企业、农户、商户等弱小经济体集群理论上存在独特优势,但现实中却面临融资困境的矛盾,原因之一是缺少组织化的制度安排。济宁市农村信用社系统推广建设的信用联盟案例证实,建立在以集群内部产业分工与合作基础的融资合作,通过信息机制、声誉机制、规模效应等,可以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条件。

马克思的产业组织理论及其应用

产业组织问题是当前我国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有关马克思的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还很少。马克思主要从竞争、信用、分工和纵向一体化等方面分析了产业组织的形成和变动。竞争是产业组织变动的基础,它通过优胜劣汰的筛选机制,扩大优势企业的规模,改变市场集中度;信用是产业组织变动的杠杆,加快产业组织的变化速度;专业化分工和纵向一体化则促使新企业和新产业的诞生,改变着产业组织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