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积分绩效分配模式在消毒供应中心工勤人员中的应用研究

目的探讨量化积分在消毒供应中心工勤人员绩效分配中的应用效果,为消毒供应中心提供一种有效的绩效分配方法。方法采用前-后对照研究方法,选取2020年1月至12月本院消毒供应中心绩效分配模式为对照组,选取2021年1月至12月本院消毒供应中心绩效分配模式为试验组。对照组采用按工勤人员工龄绩效分配模式,试验组采用量化积分绩效分配模式,即从技术层级、工作质量、工作效率、工作量方面实施量化绩效分配模式。比较改进前后两组工勤人员工作效率、工作质量缺陷发生率(包装器械缺失、器械种类错误、包装标识错误、收送物品错误、信息系统操作错误)、临床科室满意度情况。结果实施量化积分绩效分配模式后,试验组工勤人员工作效率和临床科室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工作缺陷发生率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量化积分绩效分配模式在消毒供应中心工勤人员中的应用,能够提高工勤人员的工作能动性,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人口红利演变如何影响中国工业化

本文重点讨论了人口红利的历史演变将如何影响工业化。改革开放前较为宽松的生育政策与改革开放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共同作用,形成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口红利。运用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人口红利有利于推进中国工业化。进一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人口红利对中国工业化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人口红利通过三条路径显著地影响中国工业化:1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前两次生育高峰的人口全部进入劳动力市场,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直接推进了工业化进程。2大量劳动者涌入市场,压低了劳动报酬,形成"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有效推进了工业化。这一机制是人口红利影响工业化的主要路径。3人口红利的提高有效促进了资本形成,但是其影响力度较小。从区域的角度本文还发现了更细致的结论。西部地区人口红利对工业化的影响力度明显大于其他地区,而且通过劳动供给与压低劳动报酬的渠道对工业化的影响力度大于其他地区;东部地区人口红利对工业化的影响虽然较小,但通过资本形成推动工业化的影响力度大于其他地区。未来人口结构面临改革开放前后人口政策的历史影响,以及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冲击,人口红利预期将持续下降。依据实证研究,本文认为人口红利将带来旧有的工业化模式难以维系。未来应当通过发展智能装备制造、挖掘大国人才优势、促进技术进步,推动工业发展方式的转型。对于基本完成工业化的东部地区,更应发挥人力资本与科技进步的作用,率先推动依赖高投入的工业发展方式转变。西部地区应当创造良好的软环境,吸引劳动力流入,减缓人口红利下降对工业化的冲击;另一方面还应当充分利用成本优势,吸引资本流入,应对人口红利下降对资本形成的冲击。

中国高技能-低技能劳动的技术进步偏向性及其估算

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中的中国分行业高、低技能劳动数据,推算了1995—2009年中国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劳动投入和劳动报酬,并基于该数据测算了中国省域层面的高技能-低技能劳动技术进步偏向性。结果表明:中国所有省区的技术进步在大多数年份是偏向于高技能劳动的。

贵州初次收入分配格局问题研究——基于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的视角

1978—2007年的有关数据表明:贵州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1998年开始明显趋于下降,且比西南邻省下降幅度大、速度快。这既与英美等国劳动报酬比重相对稳定的"卡尔多"特征事实不一致,也与日韩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报酬比重趋于上升相悖。贵州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扭曲,已成为贵州加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关键瓶颈。贵州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导致劳动报酬比重下降的重要原因,而根本原因则是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与粗放型经济的增长方式。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公平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等深层次调整和改革,才能最终改变这种不利于劳动者的初次收入分配格局。

中国劳动力成本问题研究综述

中国劳动力成本问题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梳理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以及中国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企业创新和技术进步、企业效益和劳动生产率、居民消费、产业升级和劳动关系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认识到:企业劳动力成本是一种特殊的成本,具有激励功能,特别是对劳动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应该注重劳动力成本在企业、劳动者和社会三维度下的三重属性。劳动力成本只是企业成本的一部分,降低其他类型的非劳动力成本或非生产性成本可能是企业"降负"的有效途径。劳动生产率提高机制和生产要素替代机制会带动企业其他成本的下降,即使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但最终未必一定会增加企业的总成本。劳动力成本与劳动力薪酬具有相关性,人力薪酬可以度量人力成本的投入,同时其单位劳动力成本在一定程度下影响着其薪酬定取。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可以支撑较高的劳动力报酬水平,并维持较低的企业单位劳动力成本。中国企业劳动力成本和劳动力报酬的上升具有合理性且企业劳动力成本还有上升的空间,劳动力报酬还会进一步上升。针对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不可逆转趋势,提出鼓励企业技术投资,用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提高劳动力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体系和成本形成机制的政策建议。

关于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思考

如果将"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与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联系起来理解,按劳分配为主应该是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较大的比重。这既可以实现共同富裕,又与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相一致。通过对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现状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两点,一是自1992年以来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二是通过比较分析,劳动报酬提高的空间还是很大的。政府通过实施工资倍增计划,可以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创造一个十分有利的宏观环境。

不容回避的劳动关系矛盾 任重道远的通向和谐之路——本刊记者对话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劳动关系矛盾日趋增多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社会现实,并正逐渐成为我国诸多社会矛盾的主体。虽然劳动关系矛盾是多方面因素导致的,但核心问题或者说矛盾的症结在于收入分配不合理,劳动者特别是广大普通劳动者没有合理地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因此,从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入手,及时化解劳动关系矛盾,客观上要求加快推进企业工资集体协商,通过开展集体协商来平衡劳资之间的利益关系,但由于目前还存在种种制约集体协商发挥作用的不利因素,决定了通过开展集体协商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注定任重而道远。

人民公社时期农户劳动报酬与劳动激励再探讨——1970年代河北一个生产队的例证

1970年代中后期河北保定清苑县一个生产队的实物账及其他调查资料,从一个侧面呈现出人民公社时期工分制下农户劳动报酬与劳动激励的关系。具体分配措施中的实物报酬比例确实与农户劳动投入(出勤)有高度的相关性,按劳分粮比例过低抑制了农户的劳动力投入。受工分制中不劳动就没有工分、没有工分就不分粮这种"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制度约束,农户会追求一定程度的高出勤率,但高出勤率却不一定意味着强劳动激励。

非国有企业薪酬激励能够实现劳动者、企业与社会的合作共赢吗——基于劳动生产率、盈利与吸纳劳动力视角的研究

本文认为,我国非国有企业长期采取传统的压低工资、增加利润、吸纳劳动力模式,是其出现"民工荒"与近年来劳动者缺乏积极性、劳资关系紧张、劳资冲突频发的主要原因。基于257家企业的1617份问卷调查数据,本研究采用分层线性回归分析与多群组路径分析方法揭示出影响我国非国有企业总体与不同特征员工劳动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总体报酬要素,建立了通过这些要素的激励职能,激励劳动者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利润、扩大资本积累、吸纳劳动力、实现劳资双方与社会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主要结论是:(1)现阶段我国非国有企业激励员工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应主要通过总体报酬中的发展与职业机会和绩效与认可,但福利对西部地区员工、农民工、男性员工有显著激励作用;而对东部地区员工、80后员工要谨慎使用薪酬的激励职能,对90后员工谨慎使用福利的激励职能。(2)使用发展与职业机会和绩效与认可及福利,激励劳动者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企业盈利、吸纳更多劳动力是实现劳资双方与社会发展合作共赢的长久之计。(3)增加员工人力资本投资与提高45岁以下员工劳动熟练程度是企业盈利增大、吸纳更多劳动力的重要抓手与途径。这些研究为我国非国有企业提供了新的有效管理方式。

论劳动报酬权的优先权属性

劳动报酬权作为社会性权利,既是契约自由的表现,也是国家干预的结果。它的权利属性,决定了它的优先权属性。劳动报酬优先权具有一般特定债权的优先权特征和社会权法定性特征。我国立法特别是劳动法应确立劳动报酬权优先实现原则。

垄断和竞争性行业劳动报酬的比较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在中国经济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收入差距问题日益凸显。以辽宁工资统计数据为基础构建指标体系,分别对行业垄断情况和行业劳动报酬差距情况进行了描述,在此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辽宁省2004—2015年行业垄断程度和行业劳动报酬水平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辽宁省垄断性行业垄断程度在增加、行业劳动报酬差距在扩大、行业垄断程度对行业劳动报酬水平的影响具有决定性作用。在不同行业中,相对垄断程度每提高(下降)一个百分点,导致相对劳动报酬提高(下降)0.04-0.11个百分点。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政企分开和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措施可以打破行政垄断,缩小收入差距。

反倾销与我国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的保护

到2006年我国已连续12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长期以来政府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劳动报酬权保护的缺失是引起反倾销调查的一大原因。为此,政府和用人单位都要改变意识,特别是政府机关要加强执法力度,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权。

资源型地区转型研究——以山西省为例分析

资源型地区转型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本文以山西省为例探讨资源型地区转型中存在的问题,1)山西省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投资均增长过快;2)煤炭行业投资增长长期过快;3)轻工业发展缓慢,轻、重工业发展长期失衡;4)山西资源型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比重、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远远高出其他中部五省,产业调整难度最大;5)山西资源型产业从业人员劳动报酬比其他中部省份高;6)山西煤炭行业与交通运输业关联度最大。本文建议:1)降低第二产业投资,尤其是煤炭行业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2)改善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努力发展轻工业,稳步发展建筑业;3)降低山西资源型产业从业人员劳动报酬,减少资源型产业从业人数,降低资源型产业在工业结构中的比重;4)以提高煤炭行业经济效益为中心,适度发展煤炭行业。

试论支付令在追索劳动报酬中的适用

拖欠劳动者工资一直是受到关注的问题,新颁布的《劳动合同法》《调解仲裁法》对此有了相关改进规定,引入了支付令制度。本文旨在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分析在追索劳动报酬中适用支付令可能会存在的一些不利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追索劳动报酬中运用支付令应注意的相应问题。

GDP收入要素比重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分析

GDP收入要素比重变动影响税收收入,影响程度依次为营业盈余、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固定资产折旧。

中国旅游类上市公司规模报酬研究

旅游企业普遍存在盈利能力较低的问题,旅游类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表现也不佳。本文收集了1998～2007年18家旅游类上市公司的混合数据,试图从规模报酬的角度分析这个问题。笔者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分析和瓦尔德检验,计算旅游类企业的资本产出弹性、劳动力产出弹性和规模报酬,并对酒店、景区和旅行社3个子行业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旅游类上市公司的规模报酬递减,劳动力产出弹性显著大于资本产出弹性;3个子行业之间的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力产出弹性不存在差异,但是3个子行业之间的规模报酬存在差异。

论劳动报酬请求权与抗辩权

根据劳动给付和劳动报酬给付时间的不同,劳动报酬有预付、后付和期中支付等不同给付方式。当劳动者行使劳动报酬请求权时,雇主不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和不安抗辩权,但是可能享有顺序履行抗辩权。对于同一期次的劳动给付请求,劳动者不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但是雇主未支付前一期次的劳动报酬时,劳动者可以拒绝当期的劳动给付请求;当雇主发生财务困难以致有不能给付劳动报酬之虞时,劳动者应享有不安抗辩权。

人力资本激励误区辨析

人力资本激励的良好效果,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准确定位。现实当中对人力资本的激励存在很多认识误区,大大地限制了激励的效果。本文从八个方面对之进行了辨析,以还人力资本的本来定位,以求人力资本的高效约束与激励。

劳动力市场分割背景下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要素报酬的影响机制研究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全球价值链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企业要素报酬会产生深度影响。本文从企业层面出发,通过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全球价值链嵌入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对要素报酬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和劳动市场分割有利于企业劳动报酬提高,但对企业资本报酬有负向影响;全球价值链与劳动市场分割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劳动报酬正向影响更大,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本报酬更易受到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负向影响,且资本密集型企业资本报酬受到劳动市场分割的负向影响更大,同时全球价值链嵌入和劳动市场分割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显著大于国有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和劳动力市场分割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资产增长率来改善企业劳动要素报酬并降低企业资本报酬,其作用在资本密集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

论和谐劳动的构建

和谐劳动是劳动各要素在劳动过程中的协调有序,是劳动力所有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从事总体劳动各种职能的劳动者之间以及一个企业劳动者与其他企业劳动者之间的协调有序。劳资两利、按劳取酬、等价交换是构建和谐劳动的三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