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贸易、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水平——来自中国出口部门的实证研究

笔者利用中国以RCA指数测算的具有比较优势的11个出口部门的数据建立行业面板数据模型,就我国行业出口贸易、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水平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劳动生产率增长对工资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工资的增长率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存在从劳动收入到资本收入的国民收入再分配现象;出口贸易通过改变产品出口价格显著地影响出口部门工人工资;不同出口部门出口价格对工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抑制了部门间工资差距的缩小。

论《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的收益效应

通过分析《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后劳动者的工资水平、相对就业水平以及劳动者收益的代理变量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发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短期内大幅提高了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与企业要素投入中的资本劳动比,扭转了该法实施之前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趋势。经历调整期的波动之后,工资、资本劳动比的变化率又回归至正常水平,但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上升。《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可以有效促进工资水平的上涨,抵消该法对劳动者相对就业水平的不利影响,为劳动者带来正向的收益效应。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劳动力市场与工资水平

英国工业革命使经济迅速发展。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劳动力需求是巨大的。而圈地运动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量的自由劳动力。众所周知,劳动力市场供需的变化对工资水平具有直接的影响。李嘉图曾认为,工人的工资决定于劳动者维持其自身与家庭所需的食物、必需品和享用品的价格,是一种生存工资。本文论证了为什么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劳动力市场的巨大需求没有引起工资水平的上升,而只是处于李嘉图所说的生存工资水平上。

民间借贷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机理与实证检验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金融发展支持对于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言至关重要,民间金融则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从理论和实证研究民间借贷如何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在估算民间借贷规模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得出两点主要结论:第一,民间借贷规模的扩大会减少劳动工资较低地区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仅增加劳动工资较高地区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第二,民间借贷规模的扩大会减少技术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仅增加技术水平较高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针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的实证研究则表明民间借贷的直接推动作用较为明显,并且第一个结论仍然成立,而第二个结论不再显著。

建筑劳务工人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基于上海市数据的分析

目前我国建筑业劳务工人职业流动过于频繁,这一现象对建筑工程质量和安全、劳务工人利益保障及技术水平提升等方面均存在重大影响。针对这一问题,通过结构化的问卷实地调研建筑劳务工人的职业流动历史、对行业内流动行为的感知以及未来流动意愿的情况,分析了劳务工人职业流动频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建筑业职业流动率介于30%~45%之间,职业流动过于频繁;薪酬水平和社会关系是影响劳务工人职业流动的最主要因素;不同的社会关系造成的信任程度会影响劳务工人职业流动的选择;劳务工人选择职业流动时薪酬变动的心理阈值为现有薪酬水平的10%~15%之间。基于以上发现,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劳动生产率与企业工资水平--基于22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A股工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10—2017年A股工业上市公司数据,同时匹配22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环境规制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提高了我国工业上市公司的工资水平,改善了社会福利,且劳动生产率发挥重要中介作用。在使用湿度作为工具变量后,回归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基于城市和行业特征异质性的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非资源型、高金融发展水平和高对外开放度城市及技术密集型和低自然资源依赖度行业中工业企业工资水平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低资源、高资金、高开放和高技术偏向。本文为中国实现环境效应与收入效应“双赢”的目标提供不同的思路。

出口贸易提高了出口企业工资水平吗?——基于1999—2007年我国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1999—2007年中国160多万家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检验出口贸易是否提高了出口企业的工资水平,分析表明: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存在显著的工资差异,出口企业的工资比非出口企业大约高7.1%;出口企业未出口前与其他持续非出口企业的工资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别,甚至低于非出口企业。因此,出口贸易的确提高了出口企业的工资水平。

从工资到身价:大学毕业生与农民工的比较

经过从工资水平到社会处境的比较可知,大学生的总体身价是高于农民工的,"大学生身价不如农民工"的论断并不成立;大学生工资多次下降的现实并未改变其身价高于农民工的事实;"读书无用"等观点也难以成立。这有利于劳动者做出投资于高等教育的决策。而优化高等教育的培养机制则可实现高等教育投入利益最大化。

工资集体协商中的经济分析

本文针对工资集体协商中的经济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分析 ,在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和企业经济状况的基础上 ,着重对工资集体协商中的几个重要指标进行了剖析 ,力求能对企业工会参加工资集体协商的实践有所帮助。

基于劳动力市场均衡框架的大学生失业原因分析

目前影响大学生失业的原因主要可以从两大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在劳动力市场均衡框架之类的原因,大学生的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自愿性失业属于这类原因;另一方面是在劳动力市场均衡框架之外的原因,从均衡工资,有效需求和供给三个方面出发进行分析,可以认为有效需求不足,供给过剩,高于均衡工资的高水平工资也是引起大学生失业的原因,而高于均衡工资的高水平工资更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论合理工资水平与我国的劳工政策

合理的工资水平不但关系着劳资分配,还关系着国民经济的正常循环。在短期内,工资水平是通过劳资谈判确立的。长期内一国的工资水平会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提高。短期工资总是围绕着长期工资趋势线波动,这是一个马尔科夫试错性均衡过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战后工资水平不断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上升,和劳资谈判这一试错机制的贡献密不可分。我国要形成符合经济发展水平的合理工资水平,必须用劳工立法和和集体谈判纠正工人的弱势地位。

基于流入地经济发达程度视角的流动人口城乡户籍工资差异分析——以受过高等教育群体为例

基于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应用微观计量经济方法,从流入地经济发达程度的视角对高等教育流动者存在的城乡户籍工资差异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于高等教育流动者群体,即使其流动限制较少,但是在流入地的选择方面仍存在户籍歧视现象;在控制了样本流入地选择偏差之后,高等教育流动者群体工资仍存在户籍歧视,而且经济发达地区就业群体的工资户籍歧视程度显著低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其中,前者不可解释部分为42.70%,后者该数值为65.38%。

国有企业工资水平、劳动份额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分析

社会上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国有企业工资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是社会工资不平等的重要原因。这种观点值得探讨。通过理论推导、数值模拟和经验研究等方式,分析国有企业工资水平、组内不平等程度和劳动份额变化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发现在理论层面,在国有企业工资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变异系数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增加国有企业的雇佣劳动份额,可以降低社会的工资不平等程度;另外,在经验层面,国有企业工资水平确实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工资变异程度低于平均水平;提高国有企业的雇佣劳动份额,确实会减少工资的整体不平等程度。

我国私营工业企业劳动报酬水平及提高幅度研究

把我国私营工业企业的实际劳动报酬水平和以我国农村为标准的劳动力价值水平、以城市为标准的劳动力价值水平,与在私营工业企业就业的劳动者的劳动要素的贡献水平加以比较,可以分析出私营工业企业劳动报酬水平的具体位置。同时,以劳动要素的贡献为依据,并结合劳动报酬的社会功能,即以企业正常的盈利水平和企业的正常运营发展为约束,可以测算出我国私营工业企业报酬的提高幅度。

人工智能、劳动力就业与收入分配:回顾与展望

通过对人工智能影响劳动力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发现,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既会降低劳动力就业,使劳动力冗余,但也将创造新就业岗位,提升非机器工作的劳动力需求,最终促使劳动力就业结构呈现极化趋势;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工资水平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但会扩大收入差距。提出未来研究应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注重劳动力本身的属性与人工智能劳动力需求的匹配性,深化人工智能发展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以及拓展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质量等。

外来人口供给冲击对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来自CHIP 1995—2013的证据

在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向资源集中的发达地区聚集。关于这个群体对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尤其是对当地工资水平的影响,学术界还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本文依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利用1995—2013年期间的城市劳动力结构与工资水平数据,分析不同劳动力市场的相互关系,并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的方法以克服模型的内生性。结果表明,不同劳动力市场之间并非以往理论所阐释的那样相互独立,而是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关系。而这种相关关系导致了不同市场上外来劳动力的占比对本地工资水平影响各不相同。总体来说,高端人才和实践型人才的迁入刺激了本地工资水平的上涨,简单劳动力的迁入则抑制了本地工资水平的上涨。当高端人才的迁入导致对应劳动力市场饱和时,其能力将被低估,这部分劳动力对本地工资上涨也起到了抑制作用。

人工智能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中国城市数据的经验证据

构建人工智能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理论模型,利用2005—2018年中国287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验证,探讨人工智能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过提高工资水平,人工智能发展有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短期内,由于存在“索洛悖论”,人工智能发展对整体劳动生产率无显著影响,提高工资水平是人工智能发展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机制;长期内,人工智能发展推动劳动生产率提升,通过提高工资水平进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效果被逐渐提升的劳动生产率所抵消,导致长期内人工智能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无显著影响。因此,为发展人工智能,克服索洛悖论,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就要完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体制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学研结合;建立完备的工资增长长效机制,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健全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技术应用保障体系,加快推动产业智能化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

土地财政对中国城镇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省域2002—2012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及差分GMM计量方法,研究了中国近年来各级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对中国城镇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土地财政对中国城镇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涨具有显著的助推作用,使得中国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升脱离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长,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具有一定的负面效应。当然,导致中国城镇劳动力工资水平上涨的最主要原因还是中国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工资效应——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就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微观企业异质性工人工资水平和工资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显著提高了技能和非技能劳动的工资水平,但是相对于非技能劳动而言,技能劳动的工资水平增加幅度更大,从而拉大了工资差距。具体而言,人民币升值通过出口途径促进工人工资水平上升并拉大工资差距,通过进口途径降低工人工资水平并缩小工资差距,出口途径起主导作用。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有企业工资差距影响较小,而对私营和外资企业工资差距影响较大。汇率工资弹性动态呈“V”型分布。进一步地,人民币升值使企业增加投资,减少出口。

生育对流动女性就业的影响——基于户籍差异的比较分析

对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三期混合截面数据展开实证分析,加入工具变量并检验其外生性。结果发现:生育行为对不同户籍类型的流动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均产生消极影响;对于农业户籍的流动女性,子女数量与其劳动参与率之间确有内生关系,对于非农户籍的流动女性,二者之间不存在内生关系;利用工具变量解决农业户籍流动女性内生问题后,生育行为对其劳动参与率的消极影响程度加深;生育对非农户籍与农业户籍流动女性工资水平分别产生正、负效应。基于此,从国家、企业、家庭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倡导提高流动劳动女性的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