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主体困境的生成机理与规制路径

数字劳动是数字时代全新的劳动范式。在资本逻辑统摄下,数字生产被以数字技术为中介的资本增殖所控制,形成了一个以数据为核心要素、以程序算法为生产条件的新剥削系统。资本逻辑全面渗入劳动主体的生活领域,推动着资本主义剥削系统从“物化系统”转变为“物性秩序”。在这一秩序内,数字劳动者被置于全时段和全领域的资本规训下,劳动者的主体性进一步丧失。数字技术强化了资本的社会权力属性,创造了数据这一新的生产要素,进一步剥夺了数字劳动者的自主性,数字劳动主体从“机器附庸”转变为“数字附庸”。破解数字劳动的主体困境,必须从社会主义制度入手,打破数字资本与数字技术之间以赚取最大利润为目的而加剧的劳动异化,规制数字资本的负面效应,将数字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回归于人本质的占有。

非雇佣数字劳动的主体性反思

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社会学,福克斯的数字劳动异化分析,是当下阐释非雇佣数字劳动的基础性理论资源。非雇佣数字劳动指的是与数字劳动平台不存在雇佣关系的主体所参与的数字劳动,非雇佣数字劳动主体包括博主、出行信息平台用户、各媒体平台用户等。非雇佣数字劳动的核心要素是信息与符码转换而来的流量,而其背后的原动力却是资本权力的扩张与渗透。非雇佣数字劳动具有两方面的显著特征:一是劳动主体的广泛性,二是劳动场景的随机性。非雇佣数字劳动基于信息通信技术服务商所提供的信息服务而实现,同时存在劳动主体性消解的可能:信息符码转化成数据流量致使非雇佣数字劳动主体被抽象化,劳动主体以无偿性评价行为直接参与去主体性过程,劳动背后的资本野蛮生长直接侵蚀主体性。

抗疫背景下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危”与“机”

在新冠感染疫情影响下,当代大学生的劳动价值观、劳动伦理观、劳动实践能力都经受一定的考验,并暴露出大学生劳动教育中存在的短板与问题,其思想根源在于“二元对立”思想对劳动价值的消解和多元价值观念对劳动精神的冲击。应在反思基础上抓住抗“疫”中的契机,以情景化劳动激发大学生的主体意识,以榜样的力量激励大学生的奋斗精神,以志愿服务展现青年的能动力,充分拓展劳动教育的思想深度,重塑青年人的劳动价值观,以实现新时代青年的“全面发展”。

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社会公平感的中介作用

家庭农场发展过程中,非家庭成员的农业雇工成为该新型经营组织的重要劳动力。基于雅安市3区(县)12村109名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实地调研数据,探究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及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平均水平整体偏高,但存在性别和年龄差异。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正向预测其主观幸福感。社会公平感在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在此基础上,提出立法、普法、劳动行政监督、加强内部管理四方面建议,以保障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进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

人工智能背景下“劳动主体性悖论”破解路径探析

人工智能技术是近年来科技发展的热点,在经济社会生活各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已成为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特征和重要力量,但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导致人类主体性在劳动方面遭遇了诸多现实困境,引发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劳动主体性悖论”。“劳动主体性悖论”具体表现为人工智能技术为异化劳动创造条件,加强了劳动者的机械化和去技能化,并加深了主体间劳动关系的不平衡发展等。劳动不仅在物质生产领域同人工智能存在着密切联系,而且是人类维持与发展自身主体性的关键。我们必须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尺度,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与劳动价值论,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探寻解决“劳动主体性悖论”的有效办法,构建人工智能服务于人类的具体路径,为新时代劳动者的发展创造积极条件。

资本主体性的成因及其消解——基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

剖析资本主体性的成因是推动人的主体性实现彻底解放的关键。资本的主体性是资本以自身为根据,实现价值的自我保存和增殖的能动性。资本成为主体意味着价值增殖成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主导原则。资本与雇佣劳动独特的生产关系导致资本占有了劳动力商品的使用权,进而导致劳动的生产力成为资本的因素,劳动的主体性成为资本的主体性。资本的主体性特征表现为生产性、无限性、过程性和强制性,这些特征相互关联,统一于价值的增殖原则。资本主体性不是永恒的,资本关系的内在矛盾预示了资本主体性的历史性,这为人追求主体性的彻底解放提供了理论的必然性。

数字劳动教育的主体形塑与实践进路

数字劳动存在劳动者发展与物化、劳动自觉性彰显与算法操控、生产共享与资本宰制的“主体性”悖论。数字劳动教育在价值内涵上应凸显劳动者综合素养拓展、劳动自觉性提升、劳动者主体间性构建等价值目标。数字劳动教育体系构建要形成面向生活世界的教育范式,构建五育并举、学科融合的教育格局,培育超越技术异化的主体素养,弘扬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导向的数字劳动文化。

数字劳动的文明景观、异化面向与治理策略

作为一种新的劳动形态,数字劳动不仅促进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也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呈现出数字文明新景观。同时,伴随数字技术与资本的深度融合,资本通过数字平台形成对劳动产品、劳动过程及劳动者本身的控制,造成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弱化等问题。要通过重塑劳动者自我意识、规范数字劳动中的资本运作、营造数字平台和谐环境等措施,消解数字劳动过程中的异化问题,从而实现数字劳动健康可持续发展,推动创造人类数字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学叙事

西方式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其根本缺陷是无限度的追求资本的增殖和扩张导致人的贬值和片面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以劳动引领资本的现代化,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西方式现代化是资本垄断化主导的现代化,是坚持少数人立场,为少数人谋利益的现代化,是单向度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劳动主体的本体定位,是坚持劳动社会化主导的现代化,是坚持多数人立场,为多数人谋利益的现代化,是“五位一体”统筹发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践行初心、牢记使命,致力于解决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涉外劳动合同法律适用中“直接适用的法”主客观标准之困

“直接适用的法”作为国际私法中被各国广泛采纳的一项制度,自2010年我国对其进行立法确认以来,便开始在司法中予以实践。通过梳理相关司法案件,可以看到“直接适用的法”并未获得各地法院的普遍运用,尤其在劳资关系紧张的涉外劳动合同法律争端中,法官很少援引这一条款维护劳动者在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中的合法权益。究其原因,是“直接适用的法”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两个较为明显的问题:一是主观标准范围过大,导致其与保护性冲突规范条款、公共秩序保留条款的适用顺序不合理;二是客观标准表述过于基础化,导致其与单边冲突规范、自我限定规则存在概念上的混淆。因此,当前亟须重新梳理“直接适用的法”之主、客观标准,并探究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通过借鉴域外经验,在立法、司法层面进一步明晰“直接适用的法”之内涵,构建和谐的涉外民商事法律适用环境。

劳动参与对小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家庭支持与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以劳动参与何以帮助学生获得主观幸福感为切入点,剖析“劳动幸福”的发生机制,阐释家庭支持与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效应。采用劳动参与量表、家庭支持量表、生命意义感量表和主观幸福感量表对634名5~6年级学生开展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劳动参与、家庭支持、生命意义感、主观幸福感两两变量之间均显著正相关,家庭支持与生命意义感在劳动参与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单独中介作用显著,家庭支持与生命意义感在劳动参与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这启示学校应适当提升劳动内容的广度、精度与深度,多途径拓宽劳动实践的渠道;深度挖掘各类劳动场域中的生命教育元素,全方位丰富劳动的内容样态;合力打造家庭、学校、社会的共育机制,一体化保障学生的劳动幸福。

数字时代与主体困境:在马克思科技观视域下的一种思考

[研究目的]马克思科技观是马克思对科学技术及其发展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其强调技术对人类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指出人是科技发展的核心和最终目的。而当下人类已处于数字技术最繁荣的时代,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形态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推动着整个社会形态繁荣发展。然而,在数字时代背景下人的主体性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数字劳动形成和数字资本的渗透,人类实质上成为数字的“附庸”,并产生了主体价值危机、机器替代危机以及社会排斥危机等问题。[研究方法]通过研究马克思关于科技发展的重要论述,分析当前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下人所面临的主体性危机及其衍生问题,在马克思科技观的视域下分别对价值型、替代型、排斥型主体性危机及其衍生问题进行对策探讨。[研究结论]需要通过大力弘扬马克思科技观中的人本理念、推动马克思科技观和劳动价值论相互交融、重视科技人才和劳动者的素养提升等方面入手解决数字时代人的主体性危机问题,这彰显了马克思科技观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促进质量提升的小学劳动教育评价:问题及其纾解

在小学劳动教育价值日益凸显的时代,借助小学劳动教育评价提升其实践质量重要而紧迫。研究发现,学者对劳动教育本体问题的研究起步早,而且较为深刻。但针对小学劳动教育评价的研究,虽然提出了量化评价与质性评价相结合、形成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横向评价与纵向评价相结合、建构“一核五维”评价模式等方法的改进措施,却仍然存在小学劳动教育评价主体单一、内容单一、标准模糊等问题。因此,未来的小学劳动教育评价需要设置多元评价主体,通过发展性和差异性相结合促进评价内容的全面性,确定科学的劳动教育评价标准,在学校营造良好的劳动氛围等方面的改进,切实为小学劳动教育评价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和完善方向。

召唤、同化与分化:读书博主的媒介化劳动过程研究

从媒介化理论与劳动过程理论的视角出发,探讨小红书读书博主媒介化劳动过程中的劳动控制和主体策略如何展开。通过在线观察和深度访谈发现:读书博主的入场动机是兴趣,持续劳动的动力则来源于围绕书制造的想象游戏。互联网平台通过同化机制实现了对读书博主的劳动控制,但读书博主接受同化机制的动力源于媒介技术作用下的可见性追求与圈层聚合。面对同化规训和劳动控制网络,读书博主的主体性策略是动态多元的,整体呈现认同-参与、认同-退出、不认同-参与以及不认同-退出4种不同的“态度-行为”模式,并实施了欲望升级、欲望降级、情感代偿和个体脱嵌4种差异化主体策略。

数字劳动:概念厘定、权力关系与主体性问题——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要件是数字技术和智能媒介作用下形成的新型劳动-资本关系,其中对数字劳动的批判构成前提性的问题。依循马克思理解经济范畴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需要将数字劳动概念置于劳动与资本的特定生产关系中来界定,而不能仅从单纯技术演变的维度对其作抽象泛化的理解。数字平台是数字资本主义阶段重塑劳资关系的经济空间,产生了平台资本这一资本新形态。数字劳动与平台资本的关系是这一阶段上轴心的生产关系,并带来“数字劳动异化”这一劳动异化新形态。在此基础上,数字劳动与平台资本之间形成一种新的权力关系,它的剥削机制相对于传统雇佣制劳资关系更加具有流动性和隐蔽性。“虚拟个人”是在数字劳动中生成的一个新的主体概念,并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形成对“现实个人”的反向生产。对数字劳动主体性的解放需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向度中,推动“资本主体性”向“劳动主体性”回归,具体表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现实生产关系的积极变革。

养老院护工照顾过程中的主体性赋权策略--以J县民办养老院为例

长久以来照顾工作的重要性被忽视,对于护工照护工作的“去权化”主要来自身体劳动和情感劳动两个方面,阻碍了护工群体的职业境况改善。对于身体劳动,护工群体通过强调职业化和道德化肯定护理工作的专业性;对于情感劳动,护工群体则从“浅层的经济回报”与“深层的情感关系”两个维度进行主体性赋权,并呈现出明显的务实性特征。照顾工作的“去权”与护工群体的主体性赋权策略影响着照护实践的质量,应该从护工的职业待遇、专业培训和行业管理制度构建专业化和人性化的照护体系,并发挥专业社会工作在护工赋权中的作用。

五育融合如何在学科教学当中实现——新课标“课程内容结构化”的启示

五育融合基于系统与整合思维,强调“五育”的深度联系。学科教学应兼顾知识结构与学生思维结构整合学科内容,形成学习单元,融入五育元素,以学生为主体开展活动。在融通了五育元素的活动中,学生的道德、智力、体力、审美、劳动技能等同时得到发展。在五育融合导向下,教学是对人类实践的精致模拟,教学需要瞻前顾后的内容整合,教学是知情意行协作的学生活动。

算法逻辑下的数字劳动权益及治理转型

算法主导下的互联网经济在为社会带来灵活就业的同时,也引发了有关劳动权益的争议。现有研究试图寻找平台劳动者权益的法理根据,却囿于“技术中立”的论调和平台自我标榜的“市场中介”角色,陷入了技术伦理的争论。这是因为,当前人们对算法的理解仍然停留在传统逻辑中的物质生产观,忽略了算法本身的生产过程及其价值特点。通过分析算法在市场中介、生产过程和平台产品等三方面的价值,可以发现平台劳动者参与了算法生产和平台增值,对此过程的认定和给付能够更好地保障平台劳动者的权益、维护数字时代的社会主体性。

高职院校学科教学过程中渗透劳动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高职院校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劳动教育是推动劳育贯穿育人全程的要求,是锻炼学生劳动能力的应有之义,是端正学生劳动价值取向的需要,是新时代职业教育价值的新彰显。然而,部分高职院校面临师生对渗透劳动教育存在认识障碍、渗透劳动教育存在制约因素、缺乏渗透劳动教育的“双师型”教师、学科教学中的劳动教育评价有待完善四个方面的问题。因此,高职院校要重构学科教学体系,完善劳动教育体系,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完善劳动教育评价体系,以提升学科教学的劳育实效性。

转型与赋能:人工智能推进劳动教育创新发展研究

人工智能技术与劳动教育的深度融合引起了主体场域变革、技术伦理变革、教学场域的变革、师生共同体结构的变革,也引起了教育领域的重大变革,造成了广泛的社会革命。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教育衍生出主体性问题、过度智能化问题、教学管理问题、共同体结构问题,冲击着教育主体思想和师生教育共同体关系结构,引发了“技术智能”与“人脑智能”深度关系的探讨。在此背景下,要从主体性建构、伦理规制、素质建设、数字化转型升级方面探索人工智能推进劳动教育创新发展的科学路径,明确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边界,厘清人工智能技术与劳动教育的主客体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