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主体困境的生成机理与规制路径

数字劳动是数字时代全新的劳动范式。在资本逻辑统摄下,数字生产被以数字技术为中介的资本增殖所控制,形成了一个以数据为核心要素、以程序算法为生产条件的新剥削系统。资本逻辑全面渗入劳动主体的生活领域,推动着资本主义剥削系统从“物化系统”转变为“物性秩序”。在这一秩序内,数字劳动者被置于全时段和全领域的资本规训下,劳动者的主体性进一步丧失。数字技术强化了资本的社会权力属性,创造了数据这一新的生产要素,进一步剥夺了数字劳动者的自主性,数字劳动主体从“机器附庸”转变为“数字附庸”。破解数字劳动的主体困境,必须从社会主义制度入手,打破数字资本与数字技术之间以赚取最大利润为目的而加剧的劳动异化,规制数字资本的负面效应,将数字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回归于人本质的占有。

马克思主体性思想的三重变奏——基于对“实践”与“劳动”概念内在关系的考察

作为马克思主体性思想的核心要素,“实践”与“劳动”之间包含三重逻辑关系,即融合联结、积极扬弃与全面解放。与之相应,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呈现为一个“现实主体性—革命主体性—社会主体性”的三位一体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以人的实践和劳动为核心的现实主体性原则为革命主体性和社会主体性的科学论证奠定了哲学基础;马克思对革命主体性的分析则表明无产阶级必然通过实践从劳动关系中解放自身;在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中,社会主体将依托共产主义的建设性实践实现自由劳动的全面解放与升华。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既批判地扎根于现实,又超越地朝向未来。

平台经济对灵活就业者收入和主观福利的影响研究

平台经济的兴起,引发了人们对灵活就业者收入和主观福利的关注。本文基于2012—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分析平台经济对灵活就业者收入和主观福利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平台经济能够提高灵活就业者收入和主观福利,并且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各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平台经济通过提高就业匹配度和社会资本的途径实现灵活就业者收入和主观福利的提升;文化程度能够调节平台经济对灵活就业者收入和主观福利的影响;相对于灵活就业者而言,平台经济对正规就业者主观福利的影响效应更大,但对其收入并无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平台经济对灵活就业者中的青年、男性、文化程度较高、城镇户口、东部地区个体的收入和主观福利的提升效应明显。因此,政府应加强对特殊群体的技能培训,提供职业转型支持和必要的社会保障,以促进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提升灵活就业者收入和主观福利。

非雇佣数字劳动的主体性反思

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社会学,福克斯的数字劳动异化分析,是当下阐释非雇佣数字劳动的基础性理论资源。非雇佣数字劳动指的是与数字劳动平台不存在雇佣关系的主体所参与的数字劳动,非雇佣数字劳动主体包括博主、出行信息平台用户、各媒体平台用户等。非雇佣数字劳动的核心要素是信息与符码转换而来的流量,而其背后的原动力却是资本权力的扩张与渗透。非雇佣数字劳动具有两方面的显著特征:一是劳动主体的广泛性,二是劳动场景的随机性。非雇佣数字劳动基于信息通信技术服务商所提供的信息服务而实现,同时存在劳动主体性消解的可能:信息符码转化成数据流量致使非雇佣数字劳动主体被抽象化,劳动主体以无偿性评价行为直接参与去主体性过程,劳动背后的资本野蛮生长直接侵蚀主体性。

抗疫背景下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危”与“机”

在新冠感染疫情影响下,当代大学生的劳动价值观、劳动伦理观、劳动实践能力都经受一定的考验,并暴露出大学生劳动教育中存在的短板与问题,其思想根源在于“二元对立”思想对劳动价值的消解和多元价值观念对劳动精神的冲击。应在反思基础上抓住抗“疫”中的契机,以情景化劳动激发大学生的主体意识,以榜样的力量激励大学生的奋斗精神,以志愿服务展现青年的能动力,充分拓展劳动教育的思想深度,重塑青年人的劳动价值观,以实现新时代青年的“全面发展”。

《社会保险法》亟待完善的若干重要问题

《社会保险法》的完善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应适时启动修法程序。《社会保险法》的完善涉及若干基础性的重要制度,主要包括:在立法体例方面,生育保险应归并到基本医疗保险一章,增加长期护理保险的专章规定;在覆盖范围方面,社会保险应有效覆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改革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账户制度;明确社会保险费的征收主体及职权;确立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法人地位;从国家层面统一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的确定标准;规定社会保险费征收期限制度;完善社会保险基金的先行支付与追偿制度;妥善处理民事侵权责任和工伤保险责任的竞合问题;有效落实因病或非因工致残职工的病残津贴。

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社会公平感的中介作用

家庭农场发展过程中,非家庭成员的农业雇工成为该新型经营组织的重要劳动力。基于雅安市3区(县)12村109名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实地调研数据,探究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及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平均水平整体偏高,但存在性别和年龄差异。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正向预测其主观幸福感。社会公平感在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在此基础上,提出立法、普法、劳动行政监督、加强内部管理四方面建议,以保障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进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

人工智能背景下“劳动主体性悖论”破解路径探析

人工智能技术是近年来科技发展的热点,在经济社会生活各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已成为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特征和重要力量,但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导致人类主体性在劳动方面遭遇了诸多现实困境,引发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劳动主体性悖论”。“劳动主体性悖论”具体表现为人工智能技术为异化劳动创造条件,加强了劳动者的机械化和去技能化,并加深了主体间劳动关系的不平衡发展等。劳动不仅在物质生产领域同人工智能存在着密切联系,而且是人类维持与发展自身主体性的关键。我们必须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尺度,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与劳动价值论,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探寻解决“劳动主体性悖论”的有效办法,构建人工智能服务于人类的具体路径,为新时代劳动者的发展创造积极条件。

资本主体性的成因及其消解——基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

剖析资本主体性的成因是推动人的主体性实现彻底解放的关键。资本的主体性是资本以自身为根据,实现价值的自我保存和增殖的能动性。资本成为主体意味着价值增殖成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主导原则。资本与雇佣劳动独特的生产关系导致资本占有了劳动力商品的使用权,进而导致劳动的生产力成为资本的因素,劳动的主体性成为资本的主体性。资本的主体性特征表现为生产性、无限性、过程性和强制性,这些特征相互关联,统一于价值的增殖原则。资本主体性不是永恒的,资本关系的内在矛盾预示了资本主体性的历史性,这为人追求主体性的彻底解放提供了理论的必然性。

数字劳动的文明景观、异化面向与治理策略

作为一种新的劳动形态,数字劳动不仅促进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也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呈现出数字文明新景观。同时,伴随数字技术与资本的深度融合,资本通过数字平台形成对劳动产品、劳动过程及劳动者本身的控制,造成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弱化等问题。要通过重塑劳动者自我意识、规范数字劳动中的资本运作、营造数字平台和谐环境等措施,消解数字劳动过程中的异化问题,从而实现数字劳动健康可持续发展,推动创造人类数字文明新形态。

新质生产力对创新生态系统韧性的影响研究

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增强创新生态系统韧性是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本文基于2013~2023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探讨了新质生产力对创新生态系统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增强创新生态系统韧性,劳动资料对创新生态系统韧性的促进作用最强;作用效果因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东部地区和高经济发展水平地区赋能效果更好;从传导机制来看,新质生产力可通过劳动力结构优化、技术创新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赋能创新生态系统韧性;另外,新质生产力对创新生态系统韧性的促进作用具有阶段性特征。以上结果深化了新质生产力对创新生态系统韧性的相关研究,可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数字劳动教育的主体形塑与实践进路

数字劳动存在劳动者发展与物化、劳动自觉性彰显与算法操控、生产共享与资本宰制的“主体性”悖论。数字劳动教育在价值内涵上应凸显劳动者综合素养拓展、劳动自觉性提升、劳动者主体间性构建等价值目标。数字劳动教育体系构建要形成面向生活世界的教育范式,构建五育并举、学科融合的教育格局,培育超越技术异化的主体素养,弘扬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导向的数字劳动文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学叙事

西方式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其根本缺陷是无限度的追求资本的增殖和扩张导致人的贬值和片面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以劳动引领资本的现代化,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西方式现代化是资本垄断化主导的现代化,是坚持少数人立场,为少数人谋利益的现代化,是单向度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劳动主体的本体定位,是坚持劳动社会化主导的现代化,是坚持多数人立场,为多数人谋利益的现代化,是“五位一体”统筹发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践行初心、牢记使命,致力于解决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涉外劳动合同法律适用中“直接适用的法”主客观标准之困

“直接适用的法”作为国际私法中被各国广泛采纳的一项制度,自2010年我国对其进行立法确认以来,便开始在司法中予以实践。通过梳理相关司法案件,可以看到“直接适用的法”并未获得各地法院的普遍运用,尤其在劳资关系紧张的涉外劳动合同法律争端中,法官很少援引这一条款维护劳动者在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中的合法权益。究其原因,是“直接适用的法”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两个较为明显的问题:一是主观标准范围过大,导致其与保护性冲突规范条款、公共秩序保留条款的适用顺序不合理;二是客观标准表述过于基础化,导致其与单边冲突规范、自我限定规则存在概念上的混淆。因此,当前亟须重新梳理“直接适用的法”之主、客观标准,并探究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通过借鉴域外经验,在立法、司法层面进一步明晰“直接适用的法”之内涵,构建和谐的涉外民商事法律适用环境。

平台资本操控下劳动者主体性发展悖论及其应对

平台资本推动了数字化生产方式的广泛应用,使劳动效率与生产力飞速提升,为人的自由自主活动创造了广阔空间和丰厚的物质财富。然而,在平台资本的同一性统治下,劳动者主体性陷入了自由与异化的悖论:能够灵活安排劳动时间与空间,但受到全方位的数字化监管;拥有多元职业选择,却面临不稳定劳动关系下的权益缺失;即便通过创造性的数字劳动获得了自我认同,也会在优绩主义平台操控下陷入沉重的匮乏感。对此,需明确用工关系,完善平台劳动者权益保障体系,加强对算法的精准治理,积极构建数据共享与开放机制,为提升劳动者主体性开辟新路。

从数字负担到主体实践:乡村媒介化治理的数字劳动异化及其应对

“媒介化社会”将乡村治理规定为“媒介化治理”,数字化媒介技术的应用却给乡村基层主体带来“数字负担”。本文针对相关学术研究的有待深究之处,以CW村为田野现场,就“数字负担”问题,一方面梳理归纳了“绝对化数字负担”的核心类型,另一方面补充论证了“相对化数字负担”的客观存在。然后借鉴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和传播学的“创新的扩散”理论,探讨了“数字负担”的具体生成逻辑:数字负担内在产生于数字劳动异化,外在诱发于被动化的创新扩散。其应对之道在于,在思想根源层面回归马克思关于“人—媒”交往的科学界定,诉诸以“职责触达—具身在场—情感联系”为一体的主体实践。

劳动参与对小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家庭支持与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以劳动参与何以帮助学生获得主观幸福感为切入点,剖析“劳动幸福”的发生机制,阐释家庭支持与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效应。采用劳动参与量表、家庭支持量表、生命意义感量表和主观幸福感量表对634名5~6年级学生开展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劳动参与、家庭支持、生命意义感、主观幸福感两两变量之间均显著正相关,家庭支持与生命意义感在劳动参与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单独中介作用显著,家庭支持与生命意义感在劳动参与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这启示学校应适当提升劳动内容的广度、精度与深度,多途径拓宽劳动实践的渠道;深度挖掘各类劳动场域中的生命教育元素,全方位丰富劳动的内容样态;合力打造家庭、学校、社会的共育机制,一体化保障学生的劳动幸福。

数字时代与主体困境:在马克思科技观视域下的一种思考

[研究目的]马克思科技观是马克思对科学技术及其发展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其强调技术对人类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指出人是科技发展的核心和最终目的。而当下人类已处于数字技术最繁荣的时代,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形态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推动着整个社会形态繁荣发展。然而,在数字时代背景下人的主体性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数字劳动形成和数字资本的渗透,人类实质上成为数字的“附庸”,并产生了主体价值危机、机器替代危机以及社会排斥危机等问题。[研究方法]通过研究马克思关于科技发展的重要论述,分析当前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下人所面临的主体性危机及其衍生问题,在马克思科技观的视域下分别对价值型、替代型、排斥型主体性危机及其衍生问题进行对策探讨。[研究结论]需要通过大力弘扬马克思科技观中的人本理念、推动马克思科技观和劳动价值论相互交融、重视科技人才和劳动者的素养提升等方面入手解决数字时代人的主体性危机问题,这彰显了马克思科技观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数据产权制度构建的方法论——以知识产权基础理论为起点

虽然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但其变化并没有冲击到最底层的法律体系。由于数据产品与知识产品有着极强的共性,对于数据产权的制度构建往往可以借鉴已经较为成熟的知识产权基础理论,不必“白手起家”,也不必“旧瓶装新酒”。洛克劳动财产理论在证立知识产品与数据产品的赋权时存在着相同的难点未予解决;“客体—对象”区分论不仅可以解释“唯数据不足以确权”的问题,也能解释“未产生新的利益关系也不足以设权”的问题;邻接权制度可以在数据产权相关问题悬而未决之时为数据产品提供栖身之所。在新时代出现新问题之时,法学研究应退回到其背后的法律体系中寻找与现有问题的共通之处,不必急于另立山头。

促进质量提升的小学劳动教育评价:问题及其纾解

在小学劳动教育价值日益凸显的时代,借助小学劳动教育评价提升其实践质量重要而紧迫。研究发现,学者对劳动教育本体问题的研究起步早,而且较为深刻。但针对小学劳动教育评价的研究,虽然提出了量化评价与质性评价相结合、形成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横向评价与纵向评价相结合、建构“一核五维”评价模式等方法的改进措施,却仍然存在小学劳动教育评价主体单一、内容单一、标准模糊等问题。因此,未来的小学劳动教育评价需要设置多元评价主体,通过发展性和差异性相结合促进评价内容的全面性,确定科学的劳动教育评价标准,在学校营造良好的劳动氛围等方面的改进,切实为小学劳动教育评价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和完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