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化

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经济形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有着重要影响。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应用、数字创新能力三个维度利用熵权-TOPSIS法测算2013-2017年我国30个省区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同时,采用固定效应、中介效应、面板门槛模型对理论分析的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数字经济不仅可以直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还可以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间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3)数字经济对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经过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

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比重问题研究:基于工资决定机制的分析

劳动所得占GDP比重趋于下降是近年来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劳动所得从根本上取决于工资决定机制,劳动所得比重偏低的现象可以从我国现阶段的工资决定机制中得到解释。劳动力总体供大于求、劳资双方地位不平等、劳动力市场分割、企业内部分配制度不合理、以及政府的政策偏差是导致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比重偏低的主要原因。提高劳动所得比重的关键是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改革企业分配制度、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对当前的工资决定机制进行重构,从而使广大劳动者更好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劳动份额“■型”演进规律

要素分配是收入分配研究的基础和逻辑起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政策价值。劳动份额演进特征,集中反映收入分配随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是要素分配研究的核心议题。本文基于国际与历史比较视角,挖掘工业革命以来主要发达国家要素分配数据,发现劳动份额具有"■型"演进规律,"水平型"和"U型"规律均可视为其阶段性特例。以此为经验标准,审视我国要素分配结构变化态势,剖析其对一般演进规律的偏离,并探讨其政策含义。

资本生产率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的速度、质量和成本

本文试图用数学手段和动态分析方法 ,证明资本生产率增长率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

数字金融影响了劳动收入份额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提高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体系中的比重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驱动力。基于2011—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从数字金融发展视角探讨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作用机制以及潜在的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在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数字金融的发展增加了高技能劳动力的雇佣、减少了低技能劳动力的雇佣,促进了就业技能结构的升级,进而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同时既提升了工资率,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其中工资率效应占主导。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数字金融结构、企业内在特征和外部制度环境等横截面差异而存在异质性。本研究为数字金融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靶向路径构建提供了启示,当前应进一步推动数字金融的深度发展,将数字金融服务的落脚点放在企业技术创新层面,相关政策的制定应因地制策、因企施策。

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及其产权意义——兼与卢嘉瑞先生商榷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应是按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社会价值 (包括商品和劳务 )分配个人财富 ,而非按劳动力价值分配个人消费品 ,应该体现劳动的价值而非劳动力的价值。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构成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二因素 ,它们互相依存 ,此消彼长 ,又对立统一。劳动和资本是企业产权的有机组成部分 ,作为生产要素 ,它们有权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剩余价值资本化而形成的国有企业产权 ,单纯属于资本或劳动所有都是片面的。

消除贫困和促进共同富裕的中国智慧——基于《资本论》反贫困理论的经济哲学解读

悖论性贫困是指劳动者越劳动就越贫困的悖反现象,其发端于资本主义社会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表征。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雇佣劳动制是悖论性贫困产生的制度前提,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剥削形式下日益导致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由此而来的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灭完。资本主义国家为缓解阶级斗争和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所采取的时间修复策略、空间修复策略、福利制度修复策略都未彻底消除悖论性贫困问题,反而催生了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要化解悖论性贫困,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共同富裕为本质要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消灭贫困及促进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为致力于消除贫困问题的国家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

文章选取2000—2019年235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加深能显著促进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但存在城市、产业及企业异质性。同发达城市相比,普通城市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更有助于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同制造业相比,非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相较于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效应也更为显著。进一步采用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可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及中间品贸易等机制促进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提升。

技术进步抑制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吗?

针对我国技术进步水平迅速提高但劳动收入份额呈下降趋势的现状,利用2005-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不同途径的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考虑了人力资本水平、劳动收入份额与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首先,技术进步的不同途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不同,技术创新与研发投入对劳动收入份额起到抑制作用,而技术扩散能够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其次,在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地区,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作用较大,劳动收入份额水平越高,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作用越强;最后,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即影响最大的是东部地区,其次是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最小,东北地区不明显。

股份合作制企业中劳动权与股东权的冲突初探

文章针对地勘单位股份合作制企业中产生的劳动权与股东权的冲突 ,分析了劳动权与股东权的关系 ,认为股东权与劳动权是可以分离的。提出解决这种冲突的对策。

“共享均利”抑或“垄断套利”:基于平台经济中劳动关系的再研究

随着平台经济垄断化趋向愈加明显,平台经济中的劳动关系呈现出多元性、复杂性与隐蔽性等特征,特别是随着消费者等新主体的加入,平台经济中的劳动关系形成了多边、多行为主体的交互博弈格局。诸多理论与实践表明,平台企业、劳动者与消费者三个行为主体的交互博弈过程并非是“共享均利”的和谐共生状态,反而是在平台企业的垄断操控下演变成了平台企业单方的“垄断套利”非均衡状态,集中表现为平台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隐蔽操控—弱势从属”,消费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协同监控—被动服务”,以及平台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精准套利—粘性依存”等特征。本文认为,应从国家规制、工会维权以及舆论引导等多个方面协同发力,多措并举推动平台劳动关系回归至“共享均利”状态,促进各行为主体间和谐共生、协同共赢,才是今后平台经济反垄断的治理方向。

国内国际经济循环、产业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国内国际经济循环演变伴随产业结构的变化,影响宏观劳动收入份额。本文构建了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及其因素结构分解框架,并利用1997-2020年全球投入产出表进行测算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产业内效应是影响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主导因素,在中国产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的阶段,产业结构效应也较为重要;第二,国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在各阶段对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贡献方向相反,国内经济循环主导了产业结构效应的贡献,国内经济循环程度下降将降低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即国际循环(外循环)程度越大,宏观劳动收入份额越低;第三,国内经济循环中内需规模持续扩张、国内生产网络中服务业投入占比增加、国际经济循环中最终需求出口扩张以及持续深度参与国际生产网络均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

数字化投入如何影响中国出口中的国内劳动报酬份额

快速的数字化进程正在改变全球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冲击着要素报酬分配的公平性。文章基于WIOD数据库分析了数字化投入对中国出口中的国内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化总投入显著降低了出口中的国内劳动报酬份额,且劳动技能需求结构的变动及数字化投入所引致的工资率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是国内劳动报酬份额降低的主要机制;(2)区分投入来源后发现,国内来源的数字化投入对出口中的国内劳动报酬份额具有积极影响,而国外来源的数字化投入则带来消极影响;(3)技术性贸易措施(TBT措施)冲击了数字技术的引进,弱化了数字化总投入和国外来源的数字化投入对出口中的国内劳动报酬份额的负向影响,而国内来源的数字化投入对出口中的国内劳动报酬份额的正向影响则因TBT措施而得到强化。

环渤海地区地方劳动力市场对日本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规模影响数据集(1990–2016)

作者利用《海外进出企业总览(国别篇)》资料,获取1990-2016年中国环渤海地区日本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企业信息,并利用《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京津冀鲁辽5省市的第三次经济普查年鉴等相关统计数据,得到《环渤海地区地方劳动力市场对日本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规模影响数据集(1990-2016)》。该数据集包括计算结果数据与用于计算的附表数据。计算结果数据有:(1)2002-2021年中国利用日本在华直接投资额及占亚洲各国的比例;(2)1990-2016年环渤海地区日企数量及其占全国的比重;(3)2013年环渤海地区部分主要行业的地理集中度;(4)2016年环渤海地区区县尺度开发区数量与开设日语专业学校数量。附表数据有:(1)环渤海地区日企属性;(2)2010年环渤海地区劳动力规模、通用劳动力规模;(3)2013年环渤海地区部分行业专用劳动力规模。该数据集存储为.xlsx格式,由1个数据文件组成,数据量为234 KB。

企业社保缴费负担与劳动收入份额: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社会保险制度是优化收入分配格局、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本文先从理论层面考察了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发现社保缴费负担通过资本和劳动替代(互补)效应、产品市场垄断力量以及劳动力市场垄断力量3种途径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借助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颁布实施的准自然实验和双重差分法的经验分析,我们发现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加重显著地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此外,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社保缴费负担提高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影响主要是由企业在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垄断力量提升导致的;制造业、小微企业及低工资企业受到的负面影响更明显,特别是小微企业和低工资企业员工的就业和工资显著下降,表明社保缴费负担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负面影响更为突出。本文为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收入分配职能、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参考。

资本劳动相对价格、替代弹性与劳动收入份额

资本劳动相对价格变动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最为直接的因素。然而,由于估计资本劳动替代弹性所面临的挑战,鲜有文献定量地探讨这一重要问题。本文在测算出资本劳动替代弹性的基础上,通过拓展最新劳动收入份额分解框架,定量考察了中国资本劳动相对价格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资本劳动替代弹性显著大于1;在研究样本期内,资本劳动相对价格下降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累计下降0.16;进一步的计量回归分析表明,控制劳动收入份额主要影响因素后,资本劳动相对价格下降显著拉低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

劳动力转移就业对经济增长、投资率及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本文通过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对GDP中投资率、劳动收入份额以及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主要结论是:劳动力转移是中国经济高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并深刻影响了投资率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在劳动力转移初期,劳动力从高劳动收入份额的农业转移到低劳动收入份额的非农部门,降低了总体劳动收入份额;转移初期剩余劳动力丰富,企业支付给转移劳动力的工资低于其边际产出,导致非农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随着劳动力转移的持续进行,转移劳动力工资越来越接近其边际产出,非农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开始上升。

对外开放与劳动分配比例: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检验

文章使用1999～2007年中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对外开放对中国劳动分配比例的影响,主要研究发现为:对外贸易对中国的劳动分配比例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是就外商直接投资来说,在控制了对外贸易和其他变量之后,它对劳动分配比例并没有显著的负面影响,FDI对劳动分配比例的影响取决于工资竞争效应和技术租金效应的变动。其他变量对对外开放的影响因地区而异。

文化相融与合作共享——基于中国广西D市越南籍散工的讨论

全球化时代,区域合作已是必然、普遍的社会事实。相应,成果共享既是目标,更是合作良性与持续发展基础。研究通过对中国广西D市越南籍散工的实证描述,认为除经济博弈因素外,基于中越两国边民长期交往而形成的文化相融是越南籍散工大量进入中国口岸务工的根本原因。这也表明,文化相融及其随之而来的理解、宽容与沟通乃是区域合作成果共享的根本。

分享经济的理念与员工持股计划

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公司职工以所谓劳动财产权来取得对公司股份的持有、并分享公司资产收益的"分享经济"或员工持股计划。该计划在缓和劳资关系、增加职工收入、提升企业经营绩效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实行该计划的企业中,资本家的统治并未削弱。我国的员工持股计划还处在探索阶段。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借鉴国外经验,并及时总结国内实践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员工持股计划的国家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