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药品专利链接争议解决机制的困境与对策

我国现行药品专利链接争议解决机制构建了确认是否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的司法裁决和行政裁决模式。文章通过梳理我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相关法律及政策文件的具体规定,分析了行政裁决与民事诉讼的并行困境,以及这二者与专利无效宣告程序和专利侵权诉讼之间的潜在困境,究其原因是未将仿制药申请上市行为定性为侵权并遵循了传统专利侵权双轨制解决模式和专利确权行政解决模式,并从确立以“拟制侵权”为核心的纠纷解决机制、择一适用行政和司法程序、探索引入专利权无效抗辩事由等角度提出解决对策。

价值视角的转变与正义模式的演绎——评美国1998年《ADR 法》

经过联邦法院对 ADR 的十几年的探索实验,美国国会最终通过了1998年《ADR 法》,为 ADR 措施的开展发放了“绿卡”。该法要求所有的美国联邦法院实施“当事人服务型”的 ADR 措施,并允许法院强制当事人参加 ADR 程序。联邦法院 ADR 部门要想成功有效的实施该法,对各种 ADR 措施进行选择,以使其与现有的法院体系相兼容,同时为当事人提供便利,首先要协调好 ADR 措施所内涵的正义模式与一直引导着法院的传统的判决型的正义模式的关系。

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立法论纲——基于地方立法的观察与思考

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举措。面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以及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广泛性,加快推进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立法对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具有现实而迫切的意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立法应当定位为一部综合性的促进法,在汲取各地方立法经验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围绕职责分工、解纷体系、机制衔接、保障措施等方面,着力破解主体职责不明、诉非衔接不畅、实效发挥不彰、结构层次紊乱、资源配置不合理等突出问题,坚持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促进形成和解、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方式功能互补、有机衔接、科学系统的金字塔型纠纷预防化解体系。

劳资协调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劳资争议处理法》

大革命后期,工人运动急剧发展,出现了一些过激现象。广东革命政府出于安定革命后方秩序的目的,颁布了《劳工仲裁会条例》和《国民政府组织解决雇主争执仲裁会条例》,开始国民政府的劳资争议立法。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民生主义为指针,以劳资协调为原则制定颁布了《劳资争议处理法》并进行了两次修正,仲裁制度经历了强制仲裁到任意仲裁再到强制仲裁的轮回。国民政府的劳资争议立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安定了生产秩序,但并没有能够很好地处理劳资争议。

民行交叉争议的困境化解及路径选择

为应对司法实践中民事与行政交叉争议的难题,避免裁判冲突、提高诉讼效率,立法确立了有限范围的一并审理程序。但一并审理程序忽略了问题背后更深层次的基础理论,导致该程序的启动与基本诉讼原理相矛盾、有限的适用范围与无限的界定标准相矛盾、过分追求个案正义与法的安定性相矛盾。以行政机关规制意图为核心视角重新审视民行交叉争议,以行政行为跨程序性效力解决这一难题更为科学与规范。宜在诉讼程序分离原则、法的安定性优先原则、正确识别交叉争议原则下,按照行政机关规制意图的作用方式和影响范围划分不同的交叉争议类型并拟定相应的解决路径。

论行政诉讼中的“一行为一诉”规则

立案登记制改革后,大量行政争议涌入法院,迫使法官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可以指引行政审判的新规则。“一行为一诉”被视为重要的共识性规则之一,不仅契合行政诉讼“行为之诉”的审理模式,又可以纾解行政审判面临的审理难度高、案多人少的现实困境。但“一行为一诉”规则在具体适用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缺乏相关法律规定致使其合法性受到质疑;适用标准过于严格导致程序空转现象频发;规则例外情形不明,难以适应实践需要;审判理念僵化,违背诉讼经济原则。为了更好地发挥“一行为一诉”规则的功能与作用,应当增加“一行为一诉”相关条款,明确其合法性地位;统一规则适用标准,加强法官的释明与指导;明确规则适用的例外情形,积极回应行政实践;强化争议解决功能,树立一次性解决纠纷的审判理念。

论新时代中国特色行政检察

加强中国特色行政检察制度建设是坚持和完善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需要,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是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公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需要。新时代行政检察的范围主要包括三大类别:行政诉讼检察监督,行政判决、裁定执行和非诉执行的检察监督,以及对违法行政行为的检察监督。新时代行政检察不仅要注重监督人民法院依法进行行政审判,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保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目标的实现,而且应注重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维护社会关系和谐稳定目标的实现。

台湾“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反思与借鉴

本文以台湾"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为中心,对其立法背景、制度特色和立法缺漏进行评析,并结合大陆现状,提出完善大陆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的对策建议。

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理赔条款的效力与适用——以“伯尔尼协会”成员单位的商业实践为借鉴

我国通行的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理赔条款由纠纷先决条款和定损核赔条款构成,二者皆可能拖延理赔过程,实践中争议较大。裁判者应当全面适用《保险法》第17条、第19条和第30条,按照"订入控制—内容控制—不利解释"的进路,并参考"伯尔尼协会"成员单位的商业实践,对两则条款进行效力评价与规制。纠纷先决条款和定损核赔条款在整体上应认定为有效,但部分内容不具有合理性,亟待保险人修改。在适用前者的情形下,后者无需叠加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