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土壤紧实度初步研究

沙尘暴的发生与沙尘暴源地的下垫面状况密不可分,下垫面要素中土壤紧实度等地表状况指标是沙尘暴灾害下垫面因子的危险度研究的重要内容。选取沙尘暴源地的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为研究区域,于2004年4月进行了土壤紧实度实地采样,对获取的36个采样点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在不同的植被覆盖类型下,地表的土壤紧实度值具有明显的分异特征和分布范围。以1∶10万的内蒙古土地利用类型图为依托进行重分类,对研究区域的土壤紧实度值进行空间上的了反演。并通过2009年第二次实地采样对该反演的精度进行了验证,排除干扰因素后,发现土壤紧实度的反演结果良好,因此可以获得空间范围上土壤紧实度的一个粗略范围值。研究结果可为日后进行土壤紧实度对沙尘暴的影响和贡献等级划分以及沙尘暴下垫面脆弱性风险评估和区划提供数据支持。

清代前期的封禁政策与内蒙古西部的土地资源环境

清前期封禁蒙古的政策,内地的"劝令垦荒",皆是清廷巩固清朝封建统治的重要举措。封禁蒙地法令虽未严格执行,但由于清廷采取的限制措施,内地农民出边耕种定居的范围较小,因而对内蒙古西部的土地资源环境影响不大。

明清内蒙古西部地区土地开发的环境脆弱性机制分析

内蒙古西部地区是一个古地理环境变迁的敏感脆弱地带,对各种自然和人为的扰动极为敏感。特别是以鄂尔多斯高原为代表的各主要生态因子和生态系统,极易受到扰动而发生恶性循环。历史时期气候、降水变化多次引起植被群落组成和结构的变化,同时制约着人类的开发活动,引起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和农作物种植界线的改变,农牧业经济的盛衰也发生时间上的波动。明清土地开发同样呈现出自然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时空不稳定性。

清代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垦殖与环境影响

19世纪中期后,清政府对蒙封禁政策逐步放宽,土默川、后套地区先后官垦或招垦,至清末,生态脆弱的鄂尔多斯地区成为放垦重点,造成内蒙古中西部地区自然环境的变化。但清末的放垦仅造成中西部个别地区植被的破坏和环境的变化,只是众多趋动环境变化因素之一,且影响有限,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环境恶化是本地区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应该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

内蒙古矿区土地复垦问题及对策建议

近年来内蒙古采矿用地逐年递增,因矿山开采造成的土地破坏得不到及时复垦,成为制约内蒙古矿区土地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该研究通过调研分析了内蒙古矿区土地复垦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采矿用地复垦难度较大、土地复垦资金匮乏、破坏土地水土流失严重、复垦表土得不到保障、缺少专门的土地复垦管理机构以及土地复垦意识薄弱等6个方面。对于这些问题,提出了编制科学的矿业用地复垦方案、完善土地复垦保证金制度、采取分期复垦措施、加大监督管理、引进公众参与机制等促进矿区土地复垦合理化的对策建议。

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民教冲突与蒙地放垦

学者们对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民教冲突的研究视角大都从事件的处理及影响进行探讨,却忽视了民教冲突与蒙地放垦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民教冲突事件的分析,认为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民教冲突以1900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1900年以前,教会利用各种手段获得土地,且以土地为诱饵吸引民众入教而成为教民,教民在教会的支持下成为民教冲突事件的获胜者——以私垦土地升科宣告结束。1900年以后,则是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为解决赔教问题,各蒙古旗自愿将土地抵给教堂或垦务局。这些抵给教堂或垦务局的土地亦被用于开垦。因此,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民教冲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本地区土地开发的进程。在清廷放垦蒙地之时,该地区已经无地可放。

内蒙古村镇损毁土地界定及复垦整理技术探析

在分析内蒙古村镇土地利用现状的基础上,采用问卷调查,并辅以统计汇总、归纳总结等方法,以全新的视角界定了村镇损毁土地的基本概念,并对损毁土地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层次的剖析,根据研究区域特点和损毁土地类型及损毁程度,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不同类型的土地复垦整理技术和模式,进而提出村镇损毁土地复垦整理的对策和建议.通过研究发现,内蒙古村镇损毁土地数量大、类型多,其整理复垦潜力大,是增加农用地,特别是耕地及城乡用地挂钩的重要土地资源之一.

清末贻谷参案研究

复原清未贻谷案的来龙去脉,可积极揭示该案件的经济法律关键问题之所在,透视案件背后所蕴含的朝廷、蒙旗、汉族移民之间复杂的利益纠结。中国土地财政的历史源远流长,并非始于今日。清末蒙旗放垦过程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受朝廷"以地生财"大挣快钱的政策冲动驱使所致。

1902-1931年间达尔罕旗放垦中的贵族纠纷

1907-1931年间,内蒙古哲里木盟达尔罕旗经历了7次放垦,贵族因争夺土地权益而起的纠纷不断出现。其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清廷对蒙地的"大放垦、小禁垦"政策给私垦足够的发展空间,却未尝试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该旗未垦荒地较多却又缺乏有力的领导者;清末新政期间开始官放,民国初期也将垦权下放到蒙古贵族手中,极大地鼓励了蒙古贵族积极追求农业利益,垦务政策的转变成为达尔罕旗贵族纠纷表面化、白热化的关键转折点。贵族围绕放垦的纠纷经历了表面化、白热化、持续扩大与深化四个阶段。清廷在20世纪初期推行蒙地放垦政策之后,贵族之间的纠纷由明争暗斗变为公开的利益争夺。民国初年,贵族开始动用武力来解决垦务纠纷。此后,贵族的争夺转向了熟地乃至剩余的牧场,影响到下层民众的生计和游牧经济的存续。实际上,在1939年伪满政府实行"蒙地奉上"政策之前,蒙古贵族掌握着蒙地的管辖权和收益权,并成为推动蒙地放垦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