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study of virtual land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based on material flow analysis model

In this paper,based on the material flux analysis model（MFA） and its corresponding theories and algorithms of ＂virtual land＂ virtual land contents of five primary agricultural products are calculated and＂Virtual land trade＂hidden in those imported and exported products are also obtained through analyzing the primary agricultural product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In the process of calculationl following the thought of Changing agricultural products to ＂Virtual land trade＂land content, trade condition and spatiai distribu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Were integratedly considered. indicate that China exported 73;057 km^2 of virtual land area to ASEAN by tea, vegetables; maize and grain, ASEAN exported： 57.332 km^2 to China by natural rubber from 2002 to 2005. It obvious; that china has lost 15,725 km^2 arable land through agricultural product trade, Additionally, in order to process： of calculation Virtual land trade, Thailand taker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its international trade of rice and Wheat from 1991 to 2005 and Calculate their ＂Virtual land trade＂ 2001 through 2005. According to and calculation, it is not difficult to conclude that ＂Virtual land trade＂ very important and could be used for China to guide agricultural export or import Structure and maintain Sustainable use of land resources.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和视察重庆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和视察重庆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本刊组织专家围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所作重要讲话和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西南政法大学的实际展开笔谈。本笔谈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法治赋能助力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党纪学习教育应把握的“五个辩证统一”原则、优化治理机制以提升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水平、有效防范化解超大城市“新兴风险”等议题,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建议与措施,以期有益于坚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积极融入服务大局,以铁的纪律护航党的事业稳健发展,推动超大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确保党的事业行稳致远。

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整体性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整体性体现为两方面,即实现地权平等和地权体系具有适应实践发展需要的有效性、开放性与包容性。家庭承包地“三权分置”政策的法律化和承包期延长,土地征收规则的更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建设用地指标化交易,以及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的实施,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整体性推进的主要体现。土地利用规划及其实施,以及政府在地权交易中的法律地位,是分析地权交易规则科学性的两个基本因素。为进一步整体性地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其既定政策目标,需要建立科学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深化土地收益分配机制,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完善土地利用规划机制和土地指标交易机制。

国际地缘大变局下的越欧班列规划与中越铁路对接

越南经济发展高度依赖于外贸驱动。随着外贸总量的不断扩大,原有以海路为主的外贸线路不仅日益难以满足对外货运的需求,而且潜藏着安全上的风险,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和新冠疫情的爆发则进一步暴露了越南海运能力不足的发展瓶颈。在此背景下,越南提出了越欧班列规划,试图通过中越铁路对接或者通过中南半岛东西交通走廊经印度和中东西亚打通连接越南—欧洲的外贸新通道,改变过度依赖海路运输的不利局面,实现外贸路线的多元化和均衡化,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随着俄乌冲突、中东乱局和红海危机等一系列地缘变局的发生,经中南半岛和印度洋的方案最终搁浅,而通过中越铁路对接,在中欧班列的基础上建设越欧班列成为唯一可行的方案。中越两国铁路对接意味着中南半岛南北铁路交通线与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实现完全联网,并进一步将中国、中南半岛、中亚、中东、南亚和欧洲连为一体,不仅将为中越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更将为中国周边和中南半岛地区带来更大的稳定性,助力高质量“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大南昌都市圈耕地利用的多功能权衡与协同关系演变

[目的]分析耕地利用多功能权衡与协同关系演变特征并提出分区优化的对策建议,为保障粮食安全和促进区域耕地可持续利用提供支持。[方法]运用偏相关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揭示耕地多功能权衡与协同关系的时空演变特征,运用系统聚类方法进行耕地功能分区。[结果](1)研究时段内,大南昌都市圈耕地生产功能有所上升,社会保障功能整体有所下降,生态功能呈波动上升趋势,景观美学功能变化不大。(2)耕地生产功能与社会保障功能的协同关系随时间变化而减弱,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东部和南部,生产功能与生态功能呈权衡关系,权衡强度也随时间变化而减弱,主要分布在研究区西部。(3)将研究区耕地划分为4个功能区,其中生产主导区应推动主导产业产地集中化规模经营;景观主导区应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实现农旅融合发展;生态主导区应以绿色生态农业为抓手,打造标准化生产基地;均衡发展区无明显优势功能,可作为潜在的耕地功能补充区。[结论]耕地各功能之间存在显著的权衡或协同关系,各区域可根据耕地主导功能的不同和区域特点因地制宜利用耕地,从而促进大南昌都市圈耕地多功能协同发展。

河北省耕地多功能评价与关键权衡协同分析

耕地多功能评价有助于显化耕地多功能价值,通过探究功能之间权衡协同的关键区域与作用类型,提供更合理的耕地利用与优化措施。该研究以河北省为研究区域,构建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分类评价县域耕地生产、生态和生活功能,基于Spearman秩相关和空间自相关衡量功能相关关系,并判断相关关系的区域差异,由此划分耕地功能分区与核心区。结果表明:1)2010—2020年河北省耕地生产功能维持稳定,生态功能有所下降,生活功能逐步提升,三类功能之间均为协同关系;2)功能协同的关键区域多为功能高值区,部分功能之间的相关关系会随着区域功能强度的不同发生变化;3)粮食生产、景观美学与粮食安全保障子功能的相互作用对于三类功能协同关系贡献较大;4)基于耕地功能强度划分6类耕地功能优势区,进一步基于空间自相关分析识别出3类功能核心区。分析耕地功能之间权衡协同的区域差异,确定发挥重要贡献的子功能作用类型,以此划分耕地功能分区,以期提供更精确的耕地利用优化方案。

“三生”空间视角下土地利用功能演变与障碍诊断——以新一线城市南京市为例

基于“三生”空间视角构建土地利用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熵权TOPSIS法评价新一线城市南京市的土地利用多功能及其时变特征、权衡协同关系与障碍因素等,得到的结果显示:南京市在研究期间内土地利用多功能呈倒U型变化趋势,其中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提高,生态功能呈衰退态势;南京市土地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空间存在程度不一的协同权衡关系;土地生产功能与生态功能的障碍度持续增大,其中SO 2年均浓度、森林覆盖率影响较突出,生活功能的障碍度持续减小。因此新一线城市应在权衡土地生活、生产与生态功能协同关系中强化土地生态空间服务功能,减少生活与生产活动带来的生态负效应,引导土地功能向高度协调方向演化。

宅基地发展权转移交易:逻辑、演进与机制——基于“集地券”和“复垦券”的双案例比较

宅基地发展权转移交易通过闲置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焕发“沉睡资产”的生机与活力。运用双案例对比分析方法,比较宅基地发展权转移交易“集地券”和“复垦券”的共性与异质性。研究发现:宅基地发展权转移交易是“集地券”和“复垦券”的实质核心,蕴含着增减挂钩占补平衡、土地节余指标交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票券利用和再利用的核心特征;“产生—交易—利用”的运作范式搭建了“集地券”和“复垦券”的逻辑流程框架,刻画了宅基地发展权转移交易的故事线;“人—地—权—利”四维要素和诱导、整治、竞合、契约、分配、共享的六大机制贯穿于整个运作流程之中。各要素、各机制、各阶段之间的相互耦合确保了政策的长效运作和目标实现。因此,应厘清宅基地发展权转移交易的逻辑、演进与机制,助推闲置宅基地的再利用和资产价值发挥,从而为政府深化土地改革提供智力支持。

中国—东盟经贸合作: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现状考察

西部陆海新通道承担着中国西部内陆腹地通达东盟、连接世界的桥梁和枢纽的重任。基于2017-2021年省际—国别(地区)的细分产品贸易数据,从“设施联通及贸易畅通”“产业优势互补和贸易升级”“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三个方面考察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情况。研究发现,通道沿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迅速推进,物流功能不断完善。东盟国家对沿线省市出口结构升级明显,沿线省市面临高、低技术生产环节双重压力。东盟国家与沿线省市产业优势互补性较强,但集成电路产业上游的进口来源地较为集中,一定程度上面临被“卡脖子”风险。应在“以通道促贸易”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以贸易聚产业”,加快促进产业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围绕通道积极谋划产业链供应链布局。

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物流联系空间布局及网络结构

为了探寻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物流联系空间布局变化和网络结构演变规律,从空间联系视角,以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对象,选取引力模型构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物流联系网络,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测算物流联系网络的总密度、中心性和凝聚子群,进而对2010—2020年新通道的物流联系空间布局和网络结构特征展开分析。结果显示:(1)2020年新通道13个省区市物流质量值差异显著,其中部地区质量值较高;(2)在物流联系空间布局上,研究年限内新通道区域最大物流引力线分布格局基本稳定,新通道13个省区市之间的最大物流引力线值不断提高,其南部最大物流引力线值增幅明显高于其北部,其最大物流引力线值布局大致呈“闪电”形;同时,新通道区域物流“路径依赖性”特征明显,由“单一核心”向“多核心”发展;(3)在物流联系网络结构方面,整体表现为稳定状态,存在局部动态非稳定状态,其中陕西省占据网络结构核心位置,是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物流发展的关键区位。

山西中部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对土地利用格局变化的响应

山西中部城市群是山西省经济发展态势最好的区域,这种经济增长却伴随着生态系统不同程度的破坏。本文基于土地利用格局演变,运用InVEST模型、ArcGIS技术、像元统计分析和四象限模型等方法,评估2000—2020年产水、粮食供给、土壤保持和碳储量服务的时空格局及权衡/协同关系,并深入分析了土地利用格局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结果表明:(1)山西中部城市群产水量、粮食供给和土壤保持逐年增加,而碳储量则缓慢递减,不同地类和行政区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存在显著差异。(2)空间格局上,生态系统服务整体以协同关系为主,粮食供给、产水量和土壤保持三者互为协同关系,而与碳储量均为权衡关系。(3)建设用地扩张对产水服务产生正向影响,林地增加促进土壤保持,而林地和草地减少对碳储量产生负向影响;土地利用强度与产水量、粮食供给、土壤保持之间整体呈正相关关系,但对碳储量的影响却呈现负向趋势。这些结果为山西中部城市群及其他类似地区的生态安全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南向通道”建设背景下甘肃文旅融合发展维度分析与路径探究

“南向通道”是跨经济区、跨社会制度、跨国界、跨文化的国际陆海新通道,对实现南北贯通、东西互济、海陆联通开放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甘肃地处这一合作体的北端位置,是“点—轴”空间形态向西南延伸拓展的潜力区域,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深厚的地域文化,发展旅游业对于带动区域经济增长、保护传承文化遗产、提升城市品味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引擎作用。本文通过阐述“南向通道”的缘起与联动,分析甘肃的区位优势和文旅资源禀赋,从学理上对资源特征、业态现状、发展合力、集团化运营、人才结构等多维度进行剖析,揭示甘肃文化旅游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以期打破文化和旅游发展认知边界,强调文旅融合协同发展思维,从政策红利、业态变革、科技赋能、文旅IP打造等多视角探寻“南向通道”建设中的甘肃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路径。

珠江-西江经济带广西段耕地多功能利用及优化策略

[目的]探析耕地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利用特征并提出优化方案,促进耕地资源多功能利用和协同发展,推动国家耕地利用与保护战略实践。[方法]在明晰耕地多功能利用的内在逻辑后,探讨珠江—西江经济带广西段59个区县耕地多功能的综合评价及其空间格局,最后基于两两功能间的权衡/协同相关性,采用三角坐标图划定耕地功能分区。[结果](1) 2000—2020年经济带广西段耕地各项功能指数随时间演变大致呈“U”型态势,生产功能由0.168降至0.130,整体变化率为生态功能(22.62%)>生活功能(16.94%)>生态功能(15.83%);(2)近20年耕地生产、生活、生态功能总体呈“东部高—西部低”的分布特点,且生产功能高值区的数量占比下降至18.64%,生活功能、生态功能高值区的数量占比升至27.06%,28.24%;(3)基于功能间权衡/协同关系,运用三角坐标图法将研究区耕地多功能利用划分为四大类型,其中“三生”功能协调发展区所占区县数量最多,研究区耕地多功能利用整体表现良好。[结论]基于功能评价及分区基础上提出差异化优化策略,有利于促进区域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管理,保障粮食安全和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基于可耕性评价与多目标权衡的耕地布局优化

为探索各种空间因素作用下耕地未来空间布局的发展方向及其管控策略,该研究以位于长三角地区的常州市为例,采用机器学习算法构建了土地资源可耕性评价模型,并分别用PLUS模型和InVEST模型计算城市发展潜力和生境保护潜力,最后使用蚁群优化算法实现权衡多目标的耕地空间配置模拟并划定优化分区。结果表明:1)通过土地资源可耕性评价发现,常州市不可耕作区中有168.25 km^(2)现状为耕地,高度可耕作区中有254.11 km^(2)为非耕地,耕地资源分布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性。2)对比不同情景下的耕地空间配置结果,确定城市发展-生境保护-集中耕作情景取得了最理想的效果,平均可耕作潜力为0.9387,有助于优化耕地资源合理布局。3)统筹耕地空间配置结果与土地利用现状将常州市划分为核心保护区、质量提升区、潜力储备区、建设缓冲区、生态保育区共5区并提出差异化的优化管控策略。该研究的技术路径和结果对于重新认识区域耕地资源本底、有效调节土地资源错配具有参考意义。

长江经济带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变化及权衡/协同关系研究

长江经济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探明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变化及权衡/协同关系,对区域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土地利用转移矩阵、修正的当量因子法、敏感性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及Pearson相关系数等方法,定量分析了长江经济带2000—2020年土地利用情况及其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响应,并探究了各生态系统服务的权衡/协同关系,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类型主要为林地、耕地和草地,其中转出面积和转入面积最多的分别为耕地和林地;长江经济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由2000年的70195.01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70426.23亿元,增长率为0.33%;生态系统服务以水文调节、气候调节、土壤保持和气体调节为主;长江经济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分布表现为上游>中游>下游;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分布的集聚效应显著,高高集聚区集中在上游地区,低低集聚区集中在下游的江苏省和安徽省等,低高集聚区集中在四川省攀枝花市;协同关系是长江经济带生态系统服务的主导关系,协同关系占比为63.64%。

土地利用功能权衡协同关系及其驱动因子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研究目的:揭示2021年武汉市“农业生产—非农生产—生活—生态”土地利用功能系统间的权衡协同关系,探索不同主体功能情形设定下驱动因子的影响差异性,为促进当地土地资源的优化利用与空间精细化管理提供参考依据。研究方法:地理空间分析法,皮尔逊相关系数法,贝叶斯网络模型。研究结果:(1)武汉市不同土地利用功能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农业生产功能的高值与较高值主要集中在武汉市北部与南部地区,非农生产与生活功能基本呈现“中心城区高、远城区低”的特征,生态功能的低值、高值分布特征则与建设用地、林地等土地利用类型高度关联;(2)研究区非农生产与生活功能互为协同关系(r=0.84),农业生产与非农生产功能(r=-0.25)、生活功能(r=-0.25)互为权衡关系,生态功能与非农生产功能(r=-0.36)、生活功能(r=-0.4)互为权衡关系,生态与农业生产功能则无明显相互关系(r=-0.027);(3)人类活动强度、距区中心远近、土地利用强度、地表径流量是影响当地土地利用功能差异化发展的关键驱动因子,且在不同主体功能情形设定下,各因子的状态变化不尽相同。研究结论:武汉市应注重不同区域间的非农生产、生活功能平衡发展,通过建成区的生态宜居建设与城乡均衡发展改善土地利用功能间的权衡关系,并基于不同地区的主体功能制定差异化的管控策略。

西部陆海新通道综合运输效率及资源分配研究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连接中国西部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走廊,对该地区的交通、贸易和经济都有重要的影响。运用SBM-DDF模型和GML指数对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份2017—2021年的综合运输效率进行测算,然后运用基于前沿变化的逆DEA模型对2025年发展规划目标进行合理的资源分配,最后结合综合运输效率和资源分配情况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2017—2021年,宁夏、广东、陕西、海南的综合运输效率较高,而云南、新疆、四川的效率较低;在2025年目标规划中,广东、海南几乎不需要增加投入就可以达到效率前沿,而对于其他省份则需要减小相应的投入,这在云南、广西、四川、重庆等地尤为明显;通过对综合运输效率和发展规划的研究可以看出,综合运输效率较高的省份,更容易达到效率前沿,但综合运输效率较低的省份则需要通过减小相应投入才能达到效率前沿。

“三生”功能视角下甘肃省土地利用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目的】探究甘肃省土地利用演变规律和驱动机制。【方法】基于“三生”视角构建土地利用功能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甘肃省86个县域单元2010~2020年间土地利用功能时空分异特征进行综合测度,并利用空间回归模型确定各土地利用功能空间分布驱动因素。【结果】研究期间,甘肃省生产、生活功能持续改善,地域集聚趋势明显,生态功能保持动态稳定。生产和生活功能高值区均呈现围绕各中心城市分布、生态功能高值区沿青藏高原边缘及秦岭西延伸段分布的特征。甘肃省县域“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整体较高且呈现不断改善趋势。生产与生活功能表现为协同关系,生态与生产、生活功能表现为权衡关系,三对关系在研究时间段均呈现相对稳定态势。城镇化率等因素对生产和生活功能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植被覆盖率对生态功能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结论】本研究结果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有较强的吻合性,“点带状”分布格局与甘肃省推动的“一核三带”发展格局相契合。

国际贸易通道建设与中国向西开放--来自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经验证据

向西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开辟国际贸易新通道是新时期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命题。文章基于2010—2022年中国31个省份层面的面板数据,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系统研究国际贸易新通道建设对中国“向西开放”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显著促进了中国“向西开放”,政策效应集中于主通道区域与沿海地区,且主要促进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国家与RCEP国家的向西出口开放水平。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主要通过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完善带来的的贸易成本节约效应与市场资源的整合效应带动中国“向西开放”。拓展研究表明,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向西开放”效应存在可持续与可推广性质,其出口溢出效应主要来源于周边地区合作共建的贸易创造而非贸易转移。文章为中国开辟更多“向西开放”国际贸易新通道,规避中美贸易摩擦、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等“向东开放”传统问题提供经验证据,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政策启示。

国际陆港建设促进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对外贸易吗?

相较于东部沿海地区,在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相对偏低的现实背景下,国际陆港的建设是否真正发挥了内陆地区对外开放平台的作用?文章基于数据的可靠性,选择2005—2020年内陆地区12个省份共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多期DID模型实证检验了国际陆港建设对内陆地区对外贸易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国际陆港建设能促进内陆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并且对进口的影响大于出口。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反事实检验均证实了该促进效应的存在。从作用机制看,国际陆港的建设通过促进经济集聚、产业结构升级进而促进内陆地区对外贸易发展。上述研究结果可为进一步加快陆港建设,推进我国内陆地区调整产业结构、培育贸易竞争新优势提供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