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民俗类国家级非遗的管理问题——有关秀山花灯个案的学术思考

秀山花灯当下面临的生存现状,应该全面进入政府的公共管理认知范围。其非遗管理的学理依据就是"俗信"的民俗学阐释,公共管理的法理依据应是"公共服务"的辩证认知。也就是说,"从上到下"施行政府管理职能的同时,有意识做到"从下到上",换位于百姓角色,体验民众日常生活中信仰需要的俗信存在,张扬其积极意义,防范其负面生成,建构新时代民间信仰科学的治理机制。

道教文献中“开通道路”考释

"开通道路"是道门科仪中常见的法事项目之一,其目的是打通前往阴间的道路,从而使亡魂顺利抵达幽冥地府。通过翻检明代《道藏》,我们收集和整理了"开通道路"仪式的相关史料,并对其进行筛选和梳理,进而从章信、符箓、偈文、灯幡等几个方面,对该仪轨的流程及细节予以分析和介绍。

从宗族到乡族:闽西芷溪古村跨宗族整合的事件空间与会社组织

以闽西古村芷溪为研究对象,基于各宗族居住形态形成过程的分析,利用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方法研究发现士绅阶层通过跨宗族的会社组织对地方公共事务实行有效的控制,使得多个独立的血缘型宗族聚落建构出一个跨宗族、超血缘的乡族共同体,并通过四年轮值制度举行的游灯仪式串起祖屋、神祠、庵庙等各种"事件空间",完成对社区空间组织、以及村民对"芷溪人"身份认同的建构。

黄河文化背景下的河曲河灯文化研究

黄河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精髓,祭祀文化是黄河文化的一部分。从先秦时期开始,祭祀成为国家政治体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河曲河灯在大禹祭祀文化中诞生,到元代以后,放河灯由祭祀扩展为官府的重大惠民庆典和民间的庆生团聚活动。河曲县的祭祀与放河灯都选择在庙宇等宗教场所,因此,河曲县城的庙宇道观多达60多处。明清以后,河曲放河灯又赋予了西口文化的特殊内涵,夯实了河曲河灯的历史地位,极大地丰富了黄河文化。进入本世纪以后,河曲河灯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河曲河灯文化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游灯与破狱:九曲黄河灯阵的仪式象征

九曲黄河灯俗主要分布于中国北方,在各种阵型结构中,以“中九型”阵型最具代表性。九曲黄河灯俗中的仪式象征有多重指向,娱乐性和祈愿性是较为显性的两个指向。娱乐性是该灯俗最表层的象征指向,祈愿性亦为人所共知。破狱是九曲黄河灯俗仪式象征的隐性指向。九曲黄河灯俗与道教九狱灯仪诸多相似,九曲阵与九幽狱内涵高度类似,转九曲的过程也伴随着破狱自度的仪式体验。

村落仪式的逻辑与意义——以石上村客家元宵“割鸡担灯”为分析对象

江西宁都石上村客家"割鸡担灯"仪式的单一性和纯正性,使之并不适用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的分析范式。"鸡"和"灯"两个主要意象共同指向生育男孩的自豪与自信。整个仪式过程是男性意识的张扬和抒发,"男丁——家族"的叙述结构模式展示了村落、家族和个体高度一致的生活意义和理想状况。"割鸡担灯"仪式年复一年的展示,成为理解石上村客家生存愿望和精神依托的最有效的程式化叙事。

论过山瑶的挂灯仪式——来自广西河口的人类学调查

挂灯仪式是广西河口地区最具过山瑶特色的仪式活动。挂灯仪式的意义更多地体现在家庭或家族这类共同体层面上,对于个人而言,挂灯可为民间信仰的入教仪式。可以说,挂灯仪式强化了过山瑶对地方社会和族群共同体的结构认知。

集体记忆视角下的民俗仪式交互设计研究——以皖北蒸灯为例

依据集体记忆理论,探讨在博物馆、文化馆等场所,通过数字交互技术,重构“仪式”交互体验,实现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的设计策略。以安徽地区典型的节庆仪式“皖北蒸灯”为例,围绕仪式符号、仪式叙事和仪式空间三个层面展开交互转译,有逻辑地系统化构建仪式交互体验并实施设计实践。归纳基于仪式的交互体验策略,为相关非遗文化的数字化传播与发展提供新思路。

族群的记忆:西部地区祭祀性民俗体育的人类学阐释——湘西瑶族村寨舞虫灯的田野调查报告

运用田野调查法、专家访谈法等方法,从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视角对湘西瑶族村寨祭祀性民俗体育舞虫灯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舞虫灯祭祀仪式由打鼓敲锣、插秧舞、舞虫灯、打猎舞组成;该仪式起源于民间传说,其变迁经历与瑶族村寨的变迁同呼吸、共命运;族群的记忆是瑶族人民至今延续舞虫灯民俗活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节日仪式承载的生存重托——以历史时期江苏元宵节为对象的考察

丰富、多元的仪式活动,是元宵节曾经的重要面相,这在今天的遗产传承中已不具有显性特征。人们将对农事、子嗣、福祉和信仰等立世之本方面的厚望寄予在仪式中,仪式从而成为人们生存驱"否"、通"泰"的转换器。这也是在当时认知视界下,人们对掌控其生存之"紧箍咒"的想象和思索。大多仪式不具有宗教性,亦祈亦娱的仪式更接近节日的"本初",传递出人们对待节日的"本心"。

皖南圩区春节兴灯仪式与社会变迁

清末以来,皖南圩区春节期间兴起玩灯习俗,主要有"龙灯"、"罗汉灯"和"马灯",并创造出一套独具地域特色的兴灯仪式,通行于不同灯种之间。兴灯包括"掺佐"、"圆场"、"开关"、"出灯"、"圆灯"先后五个部分,除具备封建性、音乐性、集体性和传承性等基本民俗特征外,还表现出民俗文化杂糅的特点。随着社会的变迁,皖南圩区春节兴灯仪式正面临着自然遗弃或自我丢失的状况,由此引发的传承危机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符号与象征:庄河正月十五“点属”的仪式解读

“点属”意为“点燃属相灯”,是辽宁庄河在正月十五进行的特色民俗活动。其起源于胶东地区,随闯关东移民进入辽东,并在庄河得以保存发展。以符号人类学的视角观之,“点属”实际上可视为一种仪式。该仪式可为四个部分——制作、放置、点燃和预兆观察。在每一部分中,都有大量的符号应用,其中的核心符号即为属相灯。正是通过这些符号对不同意义的联合象征,“点属”仪式表达了民众对生活顺遂平安的祈愿。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点属”仪式的象征性也面临着冲击和崩解的风险。

明灯照耀传香火——中泰勉瑶挂灯仪式调查与比较研究

中泰勉瑶挂灯仪式涵盖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信息,体现了瑶族社会传递家族香火的核心宗旨和瑶人人生历程中的生命意义。中泰两国瑶人挂灯仪式存在异同,但都体现了中泰瑶族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关系与迁徙路线。

重庆“秀山花灯”仪式艺术研究

分析与探讨了重庆市"秀山花灯"仪式艺术的表征性、隐喻性和功能性意义,认为通过对仪式艺术形式及内容的解读,可以直接进入仪式表达的核心,进而了解人们是如何利用艺术来传递思想、表达意义以及仪式艺术场域的形成与宗教意图间建立的连接。

象征符号视角下的“九品莲花灯”仪式舞蹈探赜

在中国传统民俗中,舞蹈是传统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在蕴含生命意义的仪式中交织着情绪、情感和人生体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体悟体现在象征符号的表征和隐喻中。本研究以莆田地区"九品莲花灯"丧葬仪式舞蹈为表征和切入点,研究丧葬仪式的重要构成元素——象征符号,从语言符号、工具符号、行为符号这三个方面来探究隐喻在仪式舞蹈中的人们的生命观。

从女子群舞《红灯笼》的创作看民俗舞蹈文化的传承

民俗舞蹈被保存在民间仪式中,为民间舞蹈的舞台创作提供着丰富的养料。笔者编创女子群舞《红灯笼》的创作灵感便来源于山西民间民俗活动"闹花灯"(亦称"闹元宵")。"闹花灯"是山西民间社火仪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到正月十五,家家挂起红灯笼,寓意新年平安顺利。本文以山西民俗活动"闹花灯"仪式形态作为研究对象,结合舞台艺术创作实例《红灯笼》,通过对文化象征符号向舞蹈意象符号的转变,以及民俗仪式结构向舞蹈情感结构的转变,两个实现途径进行分析,在民间舞蹈创作和地方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上提供一些借鉴与思考。

“红灯会”民俗歌舞的村落生态景观

通过对豫南龙寨村历时三年的民俗歌舞田野考察,笔者发现该村玩灯人群体涉及全村大多数及周边村落,他们所操持的多样态灯玩意儿涉及多项民俗。其中,元宵节"红灯会"民俗歌舞的诸多田野特征与相关历史记载有着多层面上的接通。文章认为该村寨的元宵节红灯会歌舞是当下社会罕为见之的集群性民俗活动缩影,山村玩灯人群体、多种灯玩意儿与一体化多项民俗相互滋养、相得益彰,社会民俗生活与红灯歌舞艺术构成了一种互文关系,歌舞文化现象所反映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等生活信仰与价值追求,强化了村民群体的凝聚力和亲和力,维持着山村民众特有的社会关系和身份认同,并演绎着终极价值追求的目标,即家族绵延。

燃灯意象:仪式化民俗与沉浸式光影艺术空间

燃灯及灯节是一种以光影营造沉浸式体验的信仰民俗,同时具有行为艺术和空间装置艺术的特点。佛教燃灯及灯节通过仪式化行为,在特定时空借助灯烛的设置和流动,营造非世俗意象,并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被赋予种种意义,比如佛性遍在的象征、生死明灭的喻示以及国泰民安的祈祝等。参与者借助燃灯这种被“仪式化”的民俗艺术行为,通过视觉、听觉、嗅觉、姿态和空间设置等多模态表达与感知的交互作用,获得身体的沉浸式美感体验和置身于某种历史传统及文化精神情境中的心理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