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瓶在两晋之交的衰落与消亡

魂瓶源于堆塑五联罐,是流行在我国吴晋时期东南地区的陶瓷明器,主要产自以上虞为中心的早期越窑,依托于葬俗中的神仙信仰存在。受永嘉南渡等因素冲击,以魂瓶随葬的习俗在两晋之交迅速衰落。这一时期,东南地区税赋、劳役负担沉重,通货紧缩,经济陷入长期萧条。豪门大族隐匿人口、侵夺山泽,商税苛重,早期越窑等民间手工业全面衰退。晋制葬俗等中原文化的传入改变了东南地区的社会文化风气,吴姓士族被侨姓大族压制和削弱,地方习俗难以维持,魂瓶等专用明器用量锐减。大约在咸康年间,随着侨姓大族深入会稽,魂瓶彻底消亡。

春秋时期鲁公室公族作家群体与世族文学考论

在春秋时期政治生态逐渐完成由“王权”政治向“霸权(君权)”政治、“族权”政治、“庶人”政治渐次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就公族作家群体的构成成分而言,“孝族”“桓族”皆为春秋前期逐渐形成的早期世族,至春秋中期开始,“桓族”不仅在政治上逐渐开始专权,而且在文学创作方面成果亦非常突出,而“孝族”“庄族”“文族”及其他公族不仅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在文学创作方面则亦渐次淡出;就公族作家群体的创作动机而言,完成了从维护公室为基本宗旨向认为公室“天禄不再”的转变,进而认可“三桓”专权;就其创作话语而言,以“礼”“德”“孝”为中心话语,彰显出“周礼尽在鲁矣”的文化氛围;就其理论体系建构而言,提出了“鬼道”“人道”之别说、“二德”说、“三德”说、“六德”说、“七德”说、“飨义以昭德”说、“吉德”“凶德”之别说、“男”“女”之别说、“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说;就散文体类而言,以“议”体、“对”体为主,兼及“上书”体、“讼辞”体、“载书”体等文体。

北朝天水赵氏宦居与乡里变迁

十六国时期,天水赵氏因仕宦后秦形成“京兆—天水”的“双家形态”。随着后秦衰亡,赵逸、赵温、赵迁三支分别进入赫连夏、仇池和江左,后又皆入仕北魏。在北魏,赵逸、赵温二支皆宦居京师,但分别葬于洛阳和天水,呈现出不同的乡里认同;赵迁一支,随仕宦而居,却归葬于家族在后秦开创的京兆小陵原祖茔。北朝后期,赵逸一支宦居北齐京城邺城,但以洛阳为乡里;赵迁一支,因仕宦西魏、北周,回归京兆乡里;赵温子孙在乡里认同上,则呈现出京城与天水的分歧。北朝天水赵氏的个案研究显示,北朝士族因仕宦而迁徙乃至移居京城可能已较普遍。

浅析四篇关于门阀士族的研究名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以门阀士族为中心的时代,门阀士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重要统治阶层。门阀士族的形成、发展及其衰落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唐长孺、胡如雷、韩昇、严耀中四位学者对此各抒己见,虽观点与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又存在一脉相承、相互启发的关系。梳理他们的四篇名作,对于史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刻舟求剑”的辩证法与意识形态学意涵初探

“刻舟求剑”是《吕氏春秋·察今》为论述变法必要性所举的事例,其导向的推论是“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但其中变法与守法的对立背后是封建统治秩序的调和,这一点在原文的论述中隐而不现、却又左右着其真正的实践立场。并且,文中对大他者中介的无意识隐瞒具有其意识形态色彩,最终表现为狗智化的、对于崇高客体的绝望追逐。在这个意义上,“刻舟求剑”不仅是守旧法者的天真,也是顺时变法者的悲剧,是封建统治秩序之下贵族政治家永远不彻底的理论与实践活动的缩影。

吏治路线与门阀传统——南齐政治中的双重脉络及其关联

南齐吏治路线与门阀传统的并存,是萧道成淮阴豪强势力与建康门阀合作建国的结果。南齐皇室以第一家族身份与门阀士族建立的联合统治,为门阀阶层的政治传统留下了发挥作用的空间。与此同时,淮阴豪强及军将、恩倖等成为南齐的另一统治根基,他们分割了门阀的统治权。齐武帝、齐明帝缺乏门阀认同,推崇重吏才、尚吏事的执政路线。齐武帝死后,建康门阀“风流名士”策动萧子良登基以延续门阀政治;尚吏事的豪强及军将、恩倖则支持萧鸾夺取政权。齐明帝统治的建立标志着门阀阶层的政治传统走向衰歇。南齐的政治困境成为梁武帝天监官制改革与门阀改革的缘起。

明末同善会流播考

明末同善会在中国慈善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极其深远的意义。由于高攀龙、陈龙正的倡行,同善会首先在江南地区流布开来,万历、崇祯年间苏州府吴县、昆山及太仓州先后由地方官绅创设此会,并频施善举。尔后,夏允彝出任长乐县知县,亦将同善会由江南地区传衍、移植至福建,拟订《同善会议》,“与保甲相翼而行”。与此同时,南北诸省有些世家大族,如无锡华氏、吴江叶氏、太仓王氏及山东曹县武氏、乐安孙氏等,皆曾倡行同善会,赡贫族,赈饥民,以化民成俗,维系地方社会安宁。明末同善会的流播,可谓“千古善事只是一道同风”,从中也映照出明清鼎革之际士人经世济民取向的一个侧影。

Moving Out of an Aristocrat Family──The Story of Tangmei Gungior Baimo

EDITOR’S NOTE: Tangmei Gungior Baimo, the former Vice-Chairwoman of the Tibet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is a celebrity in Tibet. In the early days after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in 1951,she moved out of an aristocrat family in order to word in the public interest.

唐代的书法世家

唐代是中国书法文化的兴盛期,不仅涌现出许多书法名家,而且形成了不少书法世家。书法世家在唐代的形成,既与毛笔手工书写的时代大背景相关,又与唐代尚好书法的社会大环境有密切关系。书法是唐代士族普遍注重的家学,成为士族保持优良门风的基本要求。唐代书法世家是士族保持家学和门风的结果,以唐前期最为繁盛。唐代中后期,随着士族“衣冠荡析”,门风废替,家学零落,书法世家也渐渐衰落。唐代书法世家承前启后,在笔法传承中发挥了接力作用,他们为法书名品的守护和递藏作出了积极贡献,还给后世留下了大量精美的碑志佳作,值得深入研究。

吐蕃贵族女性与敦煌佛教的关系——以降秋杰、贝吉昂楚为主

吐蕃贵族女性,尤其是后妃信佛现象比较突出,她们与敦煌佛教的关系也比较密切。摩诃衍那从敦煌到达拉萨后,其弟子就以贵族女性为主。其中,降秋杰和那囊氏西丁来自显赫的外戚家族,她们是传播摩诃衍那禅法的主要人物。而热巴坚的王妃贝吉昂楚也笃信佛教,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古藏文写经中,留下了不少由贝吉昂楚校对的写经题记。贝吉昂楚所在的抄、校佛经小组,由不同民族的僧俗人等组成。这些都可以折射出敦煌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全面性,即跨越民族、阶层、性别的特质。

近代湖南世家中文学女性群体的创作

近代湖南世家中文学女性群体规模较大的有郭汪璨、周系舆、左宗棠、李星沅和曾国藩家族。世家女性的创作题材丰富多样,作品体裁以诗为主,作品风格随作者生活境遇的变化而变化。世家女性的文学创作是她们追求精神慰藉的重要途径,也促进了近代湖南文学的繁荣发展。探讨世家女性的文学创作对研究湖湘地域文化与作家之间的关系、家族家庭与作家之间的关系、近代文学和妇女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乡品与乡里:六朝贵族制言说的展开及其新趋势

六朝时期,即便出身贵族也必须经过乡论和中正的“品藻”,获得“乡品二品”后才能成为官僚,进入清流官序。六朝史料中另有“二品才堪”现象,通过分析可以认为“二品才堪”并没有获得乡品二品,它反映出皇帝权力无法干涉“乡品二品”的授予这一历史事实。门阀贵族的存在反映出六朝与秦汉、宋元明清时期有着不同的历史特性,而六朝贵族体制源于地方乡里社会,则是其与重视血缘的欧洲和日本贵族制迥异之处。以皇权为核心的政治社会结构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轴,与此同时,六朝贵族制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历史演进中去发现那些被皇权相对化的事物,从而客观、全面地勾勒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轨迹。

从类封建承袭到诸房并重——中古士族家族内部结构变化的探究

中古时期,士族家族内部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魏晋南北朝的类似封建承袭形态演变成了隋唐的诸房并重形态。魏晋南北朝,士族家族累世数代居官上品,血缘亲疏关系对任官影响较大;东晋以降,士族在姓望内逐渐分化出房支;隋唐时,大士族往往有数个主系并列,这些主系又经历了盛衰变化。河东裴氏“三眷五房”的分化是中古士族家族内部结构变化的典型案例。这种变化是多种因素的合力:昭穆疏远后的自然分化,“为门户计”的主动选择,战乱、政治等外部因素的催化。

清末民初贵族女子传统服装款式变迁

纵观五千年中华服饰文明,华夏民族服饰经历了春秋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魏晋南北朝鲜卑族服饰与汉族服饰的融合、唐朝胡服风尚、清朝满清贵族服饰与明制服饰的激烈碰撞以及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将西洋服饰尤其是男子西服作为正式外交礼服的五次重大变革。其中当属清末民初的服饰改革意义最为深刻且影响至今。在当时风云际会的中国社会,西方的服饰形态和服饰文化不断地冲击着中国传统服饰的着装和审美。东西方文明在大洋两岸深深吸引着彼此。从前四次的服饰变革可以看出,我国的服饰文化并非保守陈旧,而是一直在吸收容纳异族服饰。这使得在清末民初,即使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撞开我国闭关锁国的大门时,我们依旧以良好的汉民族文化风貌兼并着西方文化。

北朝时期贵族阶层的乐舞生产与消费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典型的世家大族时代,门阀制度和坞壁经济决定了豪绅贵族的政治和经济特权比肩帝王。雄踞北方的北朝社会总体具有这一时代的鲜明特征,但文化的多元性与政治结构的复杂性、统治集团的地域民族性,以及丝绸之路的深刻影响,导致其音乐发展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北朝贵族阶层的乐舞经济发展状况,归纳在这一时期拥有政治和经济特权的贵族群体的乐舞生产与消费方式、成本与特点,以期探寻其总体音乐发展独特性的原因。

范晔首撰《逸民列传》原因论析

《后汉书》之所以首次出现《逸民列传》,与范晔对逸民的特殊兴趣有关。范晔身处两个时代的转折点,既不能遽然忘却逝去时代的辉煌,又身陷现实政治纷争的漩涡中,对过往的眷恋与对当下的忧惧心理,构成其书写成因。门阀贵族以“坐而获逸”的方式将隐逸风尚推向高潮,“逸”也随之进入名士品评的范畴,“栖逸”演化为普遍的门阀习气,这也是促使范晔将目光投向汉末逸民群体的另一重要因素。

陕西西咸新区秦汉新城李家寨墓地M22发掘简报

2017年7月,为配合陕西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秦岭生物产业园项目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秦汉新城李家寨村南发掘了22座古代墓葬,其中M22为一座“甲”字形砖室结构的汉代墓葬。该墓形制规整,构筑精巧,虽盗扰严重,但仍出土了一些制作精美的随葬品。根据地理位置和墓葬形制,推断M22应为一座西汉晚期的高等级贵族墓,或为汉成帝延陵陪葬墓。

汉代贵族爵级的女性服饰美学与仪制

文章在汉代贵族爵级(仪服同列侯爵位及以上)女性服饰的色彩、形制、配饰的美学和仪制方面,依据《后汉书·舆服志》、《新定三礼图》和现有的学术成果进行整理、分析和研究,总结出贵族爵级女性的多种服饰的等级规律。

明末清初新城王氏婚姻简论

新城王氏作为明清山东著名的世家大族 ,为强化宗族组织 ,维系门第不坠 ,新城王氏自 16世纪以来采取了包括联姻在内的一系列措施 ,与明清山东许多科举望族建立了联姻关系 ,并与其中甚为有力者世代通婚。新城王氏及其姻亲对地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广泛参与 。

《红楼梦》:漆艺叙事向度的文学解读

漆艺向来是一种贵族工艺,它集权威、财富与地位于一身。《红楼梦》是一部中国漆艺文化集成之小说,在作品中,漆艺确乎是四大家族权力、富贵与式微的象征。《红楼梦》之漆艺文化形象再现了封建贵族家庭生活的纤弱、奢侈与糜烂,也揭露我国封建社会集权文化的内在机制与危机。金陵贵族名门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如同清代漆艺鼎盛一样,其背后俨然昭示其鼎盛走向衰亡的历史征兆与必然命运。因此《红楼梦》的漆艺世界暗合了该文学文本之叙事向度及批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