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律形式结构研究

中国古代法律形式结构要素的变迁对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合理化、形成具有特色的中华法系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与影响。中国古代成文法的法典化、法律解释的多样化和判例法的非主流化是法律形式变迁的基本特点。三者在不同时期出现过以某种法律形式为中心的发展,但都暴露出各自缺点。明朝至乾隆年间,是三者的综合时期。乾隆朝时形成了以成文法典为纲,可变性较强的条例为主体,及时性、特殊性和准确性为优势的判例制度为补充的法律结构。三者形成了各有分工但又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法律形式结构体系,使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建设上形式结构完成了合理性、稳定性与可变性的结合。

中国古代翻译立法及其现代启示

翻译活动历史悠久。为了规范翻译人员及其翻译行为,我国古代就很重视翻译立法。比如汉、唐、金、宋、元等时期法律中对于翻译违法行为就进行了详细的界定和处罚措施。这些翻译方面的立法实践,给我们现代人有很多有益的启示,对于搞好我国当代翻译立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行政诉讼初探

法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古代是不存在行政诉讼的,但是,如果把"民告官"作为行政诉讼的基本特征来衡量的话,这种认识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古代法律不仅允许"民告官",而且方式多样。这种制度以儒家民本思想为基础,有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能够防范官吏滥用权力,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地位的稳定,客观上救济了百姓利益。当然,它与现代行政诉讼相比,还有多方面的区别。

中国古代判例法模式研究——以元清两朝为中心

中国古代判例法存在两种基本类型:成文法典下判例法与非成文法典下判例法。这两种类型的判例法存在不同的运作机制,但作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语境下的法律制度,两者亦有相同的地方。中国古代判例可以分为创制型判例、补充型判例和解释型判例;判例的作用可以分为作为判决的法律依据、作为法律适用的依据和作为新立法的依据三种;论证类型有严格类比推理与说理中高度伦理化说理两种;从适用特点上看有相应的逻辑体系,在适用时根据不同类型分别适用。

中国古代复仇制度初探

复仇在传统社会里既是一种需要打击的犯罪行为,又是一种值得提倡的高尚行为。复仇现象在中国古代一直延续而得不到制止。在法律与伦理发生冲突时,不同朝代、不同人的处理方式也有所不同,但趋势是逐渐重视法律。

古典中国法律解释的哲学智慧

"仁道精神"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基础。"仁道精神"的核心在于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在此影响下,古典中国人的法律生活充满了温情的协调色彩,追求情、理、法的和谐统一。古典中国法律的使命主要是为了辅助地求取一种符合"仁道精神"的社会生活,而不是构筑西方社会追求的那种符合个性自由精神和"科学意识"的社会生活。在古代中国,法律也不是至高无上的"真理",人们并不通过法律达到某种"真知",法律主要执行着实现"仁道精神"的功能,法律经常被变通,甚至被替代。当情与法或善与真发生冲突时,法便要让位于情,真要让位于善。中国古代法律解释中的趋善抑真恰恰就是对实践之善的趋向和对法定之善(真)的抑制。正是这样一种法律解释的价值追求,才使得法律即使自身不能很好地实现德礼教化的功能,也能通过一定的法律解释而通达教化的境地。

关于中西道德与法律结合思想之评析

中国古代及西方关于道德与法律的结合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并由此形成了"德治"和"法治"两种不同的传统。对中国古代及西方道德与法律结合的思想进行评析,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处理道德与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关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建立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体系相协调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刑罚制度发展演变探析

刑罚作为国家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有久远的历史。中国的刑罚制度自原始社会末期产生至今,历经4 000余年发展,拥有完整的发展轨迹和独特的发展道路。由中国刑罚制度的发展历程可见,刑罚的发展变化与特定社会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中国刑罚的发展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和鲜明特色,这种独特性和特色体现了东方文化的深刻烙印。

西法背景下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意义——文化视角的说明

以文化视角认识西法背景下的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意义可从以下几个路径展开:从学术角度看,中国古典法律解释为当代中国法学提供了宝贵的法律和法学资源;从立法意义上说,古典法律解释所透射出来的对实质合理性的价值追求是一项重要的法治本土资源;从法治角度看,中国古典法律解释为现代法文化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法治全球化不能离开自身的法文化传统;从法律实施角度看,法律是在解释中实现的,法律解释通过说明法律和创造法律等具体行为来推进制定法的发展和完善。

侵权行为纵横谈——中国古代法与罗马法之比较

在比较古代中国与古罗马侵权行为法的历史发展基础上,从侵害财产与侵害人身两方面比较古中国和古罗马侵权行为法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原因是古中国和古罗马侵权行为法指导思想原则及实现目标的途径不同,根源在于两者由于社会历史原因而产生的强化还是弱化权利和个人价值的法律观念上。当前在制定侵权行为法时,应注意中外国情的差异及其由此造成的中国法律传统与外来法的差别,从而立足于本国法律传统和社会现实,吸收、融合有益的外来文化,以促使我国法制建设更具生命力。

中国古代官员致仕制度的法学分析

官员退休在古代称致仕,是指官员因老、病、孝养等原因交还官职,退休养老的行为。致仕制度源于礼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向法制化转变,但是在专制政府的权力运作中,政治权力作为一种主要的力量支配着法律的实施,以礼入法的致仕制度始终只是一个过程,最终也未能实现彻底的法制化。

引入小说资料提升中国法制史教学效果

中国古代小说含有丰富的法律资料,相对于传统法律资料,具有生动性、细致性、完整性和民间性特点。中国法制史甚至其他法学课教学中应引入小说资料,其意义有:化抽象的法条为具体的事例;认识立法与执法、情与法的差距与矛盾;思考法律的民族性;增加教学的趣味性。小说法律资料亦有缺点,如虚假性、选择性、片段性和重复性,引入课程时需要加强甄别,并与其他法律资料结合使用。

中国古代经济法溯源

经济法“从哪里来”即经济法的产生问题,是研究经济法其他一切问题的起点。不同于西方近代经济法,有周以来,中国古代经济法植根于“适宜农耕”的地理环境和“善于农耕”的历史条件,以“教民稼穑,以利农耕”为调整目标,以农业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以丰富多元的法律渊源及其责任规范为调整方式,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系统体现国家干预经济思想的法律体系,具有根本适应性、超前科学性、长期稳定性和历史封闭性等显著特征,为华夏农业文明的持久兴盛提供了制度支撑保障。溯源中国古代经济法,重新发现经济法的中国起源,重新认识经济法的中国问题,重新归纳经济法的中国理论,重新明确经济法的中国使命,不仅可以增进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主体维度、历史向度与实践深度,而且可以缓解其所面临的“去经济法学化”的“巨大困境”,为中国经济法“向哪里去”指明方向。

中国古代立法语体规范化演进规律概论

中国古代立法语体的规范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一般而言,周代及秦的立法语体规范化程度比较弱,汉代立法语体的规范化程度与秦朝相类;隋唐的立法语体近于规范;宋代立法语体处于一个过渡阶段,其规范化程度强于唐代而弱于明清;而真正达到规范的当属明清立法语体,而规范化程度最高的是清代立法语体。

中国古代慎刑矜恤思想及其实践

慎刑矜恤思想发轫于西周的"明德慎罚"思想,发展于春秋战国,其在汉代又受儒家思想与阴阳学的影响开始系统化为"德主刑辅",延至盛唐开始成熟发展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此后宋元明清各代皆于秉承并在前人基础上各有建树。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慎刑矜恤思想的总结探析其现代价值。

中国古代复仇行为合理性与合法性冲突的法律协调

复仇是中国古代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话题。中国古代至少在国家立法层面,对复仇行为是不予认可、并且严厉禁止的。从古代司法实践来看,随着统一的国家法制体系的建立,对复仇案件的处理一般都能坚守法律底线,对于复仇问题的理论探讨,也把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威作为一个重要前提,特别是在立法实践中,努力协调复仇问题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关系。以清代法律为例,对复仇行为,就如何做到合理性与合法性两全进行了两方面的规范:一是通过完善法律规定来制止司法上的擅断行为;二是将礼教的精神融入法律条文,使关于复仇问题的规定在强调合法性的同时,更加具有合理性。

中国古代“孝”法的发展和演变

夏商(西)周时期,中国已经有了孝的思想;春秋至秦,“孝”通过立法开始成为正式的法律;两汉政府推行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从各个层面补充并完善了对孝的立法;隋唐时期,孝法走向成熟;明清时期,该法继续强化和益趋反动。古代中国的孝法呈现出“礼法结合和德刑并用”、“维护家长的特权”、“把孝神圣化和法律化相统一”等特点。尽管古代中国的孝法充满专制和特权,但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尊老、敬老和养老”的社会氛围,推动了“孝”行为的落实。这对于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敬老及保障老年人权益等现实问题,具有某些参考价值。

反思新道统法哲学的话语逻辑

新道统法哲学是针对"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之问而建构起来的一种法哲学。新道统法哲学通过中西之争和古今之辩而形成和发展起来,所以有必要对中西之争和古今之辩的话语逻辑进行分析。经研究发现,由于两者内含的辨析逻辑层次不一致而导致内在的紧张,需要对其中的逻辑进行合理解释和调整。由于新道统法哲学对知识论的逻辑没有交待清楚而导致诸多错误理解,因此需要对知识构建论的内在逻辑进行调整,以消除误解。

基于数据挖掘探索《中华医典》中瘿病治疗用药规律

目的:探讨《中华医典》中晋代至民国时期瘿病的治疗用药规律。方法:在《中华医典》中检索从晋代至民国时期的瘿病内治方,采用SPSS Statistics 21.0对高频药物进行聚类分析,挖掘药物使用规律。结果:海藻、昆布和酒的频数最高;软坚散结药的频数最高,其次为养血活血药、化痰散结药、清热祛湿药、清热解毒药、理气药、益气健脾药,温通阳气药频数较低;聚类分析最终形成5个聚类,分别具有"祛风解表、清热化痰""补气养血、活血散结""温阳散结、化瘀消瘿""理气化痰、解毒利咽""清热祛湿、化痰散结"的功效。结论:《中华医典》中记载晋代至民国时期治疗瘿病时最常使用的药物是海藻、昆布和酒,最注重软坚散结法,并配以理气、补气、活血、温阳、清热解毒、祛湿等治法。

古代北方民族法律起源探析

法律起源问题的探究不仅是法史学界研究的重点问题,也是法理学、法哲学以及其他部门法领域都加以探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它对我们研究后来各个历史时期法律实践活动和内在规律性有重要的意义。北方民族的法律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法律一样在中华民族法制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北方民族由于特殊的地域气候导致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禁忌风俗等的独特性使得北方民族在法律起源方面具有独特的法律风貌。本文从禁忌、宗教、习惯以及游牧民族生活方式对法律起源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加以阐述,因为法律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仍然包含最初诸因素的痕迹,此问题的探讨对今天民族地区的立法司法等实践活动,仍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