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ust and Structural Response to Natural Disaster： Some Implications to Government Reform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is a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It has three co-equal branches of government namely the executive,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operating on the principle of check and balance. Issues that had riddled top officials of government remained unresolved hitherto;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units had their own lingering issues. The government structure therefore did not seem to have the mechanism to correct itself. This paper argues that responses to, as well as the ensuing conditions of the survivors of natural disasters, are affected by how much trust the incumbents of relevant government structures have of each other and that actors outside of the government hierarchy can offer avenues for reform. Tropical Storm Washi that hit Cagayan de Oro City could be a case in point. It left thousands of people dead or missing, millions of dollars in damages, and thousands of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IDPs）. The local government, task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code to handle matters related to social welfare, did not seem to have performed as expected. In an apparent lack of trust, donor agencies preferred to course cash and relief items through conduits others than the local government. While the system remained unable to correct itself, the victims of the disaster continued to suffer.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and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were trying to re-establish people’s trust in the system through legal measures, and hope that electoral reforms could be instituted.

我国环境执法模式的反思与革新

在新时代中国环境法治的议题中,环境治理体系的核心环节——环境行政执法是实现生态文明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传统“强制型”“威权型”的环境执法模式,已经显露出无法适应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需求的局限性。基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系统整体要求,本文主张建立整体化执法理念,推动环境执法从“强制型”向“共治型”的演变,通过对传统环境行政执法的“纠偏”,以便更好地适应包容性强、多元共治、刚柔并济、平等协商、协同互动治理目标的综合实现。为达成这一目标,本文基于系统整体观提出环境治理体系制度层面的深度优化策略,其中包括各类沟通性、非高权性环境行政行为的扩展应用,以及环境执法资源配置的精细化调整。这些措施旨在构建更加灵活和协同的环境治理机制,以适应现代社会多元利益关系的复杂性。

治理吸纳执法:乡镇行政执法何以运行——基于中部多个乡镇综合执法改革的经验考察

近年来国家不断强调治理重心下移,行政执法权下沉是其重要表现。以执法下沉为目标的行政执法改革旨在通过行政执法权的属地化配置缓解乡镇治理权责失衡的困境,促进基层治理规范化。但实践中,乡镇行政执法形成“治理吸纳执法”的运行特征,即行政执法作为“条条”体制下的一种专业化事权呈现出“块块”主导的属地化运作,这源于乡村社会的弱执法需求以及伴随多中心工作而来的乡镇治权弱化。行政执法下沉客观上为乡镇提供了新的治理工具,但并未带来预期的执法效益,也没有根本改变乡镇治权不足的结构性困境。乡镇治理权力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基于乡镇治理情景,具体分析行政执法权的性质,才能正确理解行政执法权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定位以及行政执法改革对乡镇治理的意义。

论作为数字行政执法方式的行政行为码

数字信息技术与行政权力的融合为以法治为中心的政府治理带来挑战,而行政行为码作为数字行政执法方式的应用是数治与法治结合的重要体现,并蕴含着整体智治下对行政执法体制一体化塑造的制度逻辑、行政自制论对数字赋能与赋权关系重塑的理论逻辑以及行政效能对行政执法全流程覆盖的实践逻辑。行政行为码以统一赋码、一码关联、一码查询与一码追踪的实践运行机理,兼具政府信息公开与政府数据开放的法律性质,也为拓展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与此同时作为数字新兴执法方式的行政行为码由于规制理念的不明确、规则体系不健全以及功能应用程度不足,限制其应用场景与空间。在未来,行政行为码应从理念更新、规范控制和功能拓展三个方面进行塑形,推动行政行为码的功能实现与广泛应用。

地方综合执法改革的“内卷化”风险及整体性韧性治理研究

推进综合执法改革是实现行政执法体制创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一环。在当前深化综合执法改革阶段,依循政策推进的地方综合执法改革实践受制于诸多主客观因素,地方政府所处的改革生态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暴露出其所不能以及乏力的“非韧性”症状,出现了“有改革无变革”的叠变性“内卷化”风险。研究发现刚性过度扩张的环境中改革预期动力消解,“内卷化”风险在改革过程、结果效能、改革效率、边际效益等层面上显现,改革原有政策设计成效不显著。从生成逻辑看,科层制与属地压力叠加生成改革约束、治理机制缺位引发改革结构分散、非常规治理工具依赖演化脆弱系统、地方行为主体异质等共同形塑了“内卷化”风险。由此,在复杂多变环境中实现对综合执法改革“内卷化”风险的因应治理,需在适应地方改革情境张力的基础上,着眼于整体性和注重包容调适的推进路径,系统构建集治理主体、制度框架、运作机制、治理技术、结构功能于一体的整体性韧性治理策略,推进地方政府组织结构的多层次、立体式构造,增强其承载改革的组织韧性,进而实现对综合执法改革“内卷化”风险的治理与规避。

执法权下放背景下乡镇政府的整合功能及其法治实现

2021年《行政处罚法》新增第24条,推动行政处罚权下放到乡镇,这标志着乡镇政府行使执法权得到了法律的明确授权。作为国家政权体系末梢的乡镇政府承担着整合基层社会的重任,而执法权下放是逐步破除阻碍乡镇政府发挥整合功能制度障碍的重要举措。乡镇政府发挥整合功能需要从价值整合、利益整合与社会秩序整合三个维度进行,这需要破除乡镇政府执法权配置不合理的体制障碍。因此应当通过推进乡镇政府制度化建设、优化乡镇政府权力配置以及加强乡镇执法资源供给等方式回应现实问题,增强乡镇政府的整合能力,推动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

面向韧性治理的法治形态

韧性治理是应对风险整体化、复合化与非传统化的全新理念与实践范式,关系到国家风险治理体系与能力的创新发展。韧性治理的本质特性是适应风险,其将现实化为风险治理的长期性、全面性以及复杂性,并对法治发展造成一定挑战。面向韧性治理的法治应当作出调整,形成适配形态。法治应当围绕权责结构这一关键节点,促成治理机制的融合,保证依法治理与有效治理的统一,推进规则体系的融合开放、组织机制的互嵌互补、治理程序的公正高效与治理工具的多元灵活。立足韧性治理转型背景,实现法治形态的适配,还可以从法律体系理念融贯性、法权调整机制以及治理主体制度联结等进路展开。

整体智治理念下县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逻辑基础与规制路径——基于对龙港市“一支队伍管执法”的观察

在全国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实践中,“一支队伍管执法”主要集中在乡镇(街道)层级,县域“一支队伍管执法”是龙港市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探索的创新实践。龙港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遵循“不建机构建机制,不增层级增协同”的原则,遵循条块协同、整体智治理念,将专业化、数字化、科学化嵌入改革全过程,使法治、协同、效能、服务为民等价值属性统一于县域行政执法领域,形成独具特色的“市直管社区”综合行政执法地方实践。整体智治作为政府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基层治理模式的创新实践,其核心逻辑表现为将制度和技术嵌入治理过程,重置治理结构、重整治理资源、提升治理质效。构建综合行政执法整体智治的治理机制,通过“执法队伍—执法手段—执法程序—执法监督”全过程闭环、多维度规制路径,能够有效破解当前县域“一支队伍管执法”在执法理念、体系构建、体制重整、规范配套及队伍能力尚存短板的难题,保障县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成效。

冲突与融构:道德困境影响下警察执法能力提升研究

警察执法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中的重要环节。在具体执法实践中,警察很容易基于个人道德观念及职业价值观,陷入具体道德选择上进退两难的困境。警察执法道德困境主要来自于警务实践,包括公众期待与现实可能的困境、能力有限与职责泛化的困境、对诉求合理行为非法的管控困境以及自由价值优先或秩序价值优先的选择困境。分析警察执法道德困境的类型和产生原因,从利益、德法共治、执法规范、警察队伍建设、警媒协作、公众从众心理等多层面多角度出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破解警察执法道德困境,可以有效提升警察执法能力。

乡镇执法权的下放和承接问题研究

通过向乡镇干部发放调查问卷和实地走访乡镇执法单位,对执法权下放后的乡镇执法情况开展调研,分析了执法权下放后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乡镇有效承接执法权的若干建议。

多维视域下边境安全治理机制构建研究

在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背景下,中国政府对边境安全治理问题表现出极大关切,展现了捍卫国家边境安全的决心。以边境安全治理问题为研究基点,针对中国边境安全治理的现状与困境问题展开探讨,揭示我国在这一领域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以及执法合作在解决此类挑战中的关键作用。引入执法安全合作、技术创新和社会治理等多维视域模型,从法律和法规框架、情报共享与分析、联合执法行动计划、标准化培训、技术和设施支持、国际协议和合作框架等多维要素出发,创新性地提出边境安全治理机制的构建策略,以全面应对全球边境安全治理挑战。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路径调适及入典规则安排

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包括以行政命令、行政处罚为主的行政执法路径,政府部门提起的政府索赔路径,以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路径。多路径并存的制度体系并非井然有序,存在法理基础逻辑障碍、制度衔接不畅、相关主体角色错位等困境。构建途径畅通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持续改善环境治理,是当前促进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法典化塑造的特定背景中,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仍面临入典规则如何安排的新挑战。厘清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中行政执法、政府索赔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关系,尊重行政执法的首次判断权,以行政执法为首要选择,政府索赔次之,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补充。为保证路径内部逻辑一贯,并处理好路径之间的衔接,必须类型化区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路径,最大程度发挥制度合力。

何以千差万别:关于行政执法权下放的观察与反思

行政执法权下放是一项系统工程。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行政执法权下放改革呈现出巨大的地域差异。在下放清单的制定主体方面,就有省级人民政府决定下放清单、地级市人民政府决定下放清单和县级人民政府制定下放清单这三种模式。在下放事项的范围方面,经济发达地区下放的数量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城管综合执法事项的多少、执法事项的专业程度、街乡的承接能力和职能部门的执法能力都会对执法权下放的范围产生影响。授权、委托和派驻是执法权下放的主要方式。这三种下放方式各有其最佳适用场景,执法权下放改革应当因地制宜,不宜一刀切地将某种方式作为标杆。在人财物配套方面,少有地方能做到人随事转,执法经费欠缺、执法物资保障不足均是相当突出的问题。行政执法权下放改革的千差万别是我国地域发展不平衡的结果,下一步改革应充分尊重地区差异,尽可能地给予地方政府较为充分的自主空间。

乡镇执法中的党政协同模式选择及机制改革

当下乡镇执法中的联动型执法具有临时性的缺陷,派驻式执法归属不明,网格化执法规格低。执法下沉的实践困境源于权力下沉先行而组织规范滞后的制度落差、条线部门转型属地治理部门的改制阻力以及县乡之间的体制差异。党参与乡镇执法缘由在于党政体制决定因素与基层执法的权威依托,党政协同执法模式选择则缘于乡镇的“一元二体”结构。完善乡镇执法应以适应性构造作为执法组织制度,以权力调适作为执法协调制度,以共同考评作为人事评价制度,以同责分置作为协同责任制度。

警务外交视角下中国警察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路径

近年来,我国积极开展警务外交活动,为全球公共安全贡献中国之治,警察国际话语权得到显著提升。作为国家的执法力量,警察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是一个国家的重要表征。然而,面对西方国家多次在警察话语层面的施压,令我国在国际舆论中陷入被动局面。至今,仍存在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声源不足、应对西方话语攻势声道不畅、协调不同法治文明话语声效不佳等国际话语困境。因此,提升我国警察国际话语能力,把握全球安全治理制度性话语的主导权;主动搭建话语传播平台,提升应对话语攻势的舆论性话语权;打造中外融通话语范式,促进不同法治文明的话语认同。从而扭转警务外交中话语权竞争不利的局面,为世界提供更多可持续发展的安全治理方案。

南京都市圈跨界河湖联合河湖长制创新研究

为提高跨界河湖治理的效果,以南京都市圈为背景,实地调研了现有的河长制属地负责模式,提出了跨界河湖联合会商、信息共享、协同治理和联合执法等联合河湖长制的新工作模式及创新机制。结果表明:在南京都市圈实际应用中,新模式促进了各方合作,有效解决了跨界问题。相比传统模式,联合河湖长制治理效率更高;通过联合会商和信息共享,各方能更高效协调行动;协同治理和联合执法机制则确保了措施的一致性和有效执行。研究成果为跨界河湖的长期健康治理提供了有效手段,为其他区域的类似治理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企业合规视阈下的算法治理:困境与应对

算法时代已然来临,算法技术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隐形的风险。目前,算法治理面临困境,增强数字企业算法合规意识,强化算法合规治理已刻不容缓。企业算法合规有利于改善算法治理困境、最大化规避数字企业风险、遵循保护人权的国际标准、优化传统合规治理方式,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专项合规计划。企业算法合规应有明确的指导原则并建构系统规程。未来,我们可以从构建企业合规风险评估及信息传达机制、优化企业算法合规方案的监督完善机制、强化企业算法合规的外部激励机制、构造尊重人权的“道德基础设施”等方面优化企业算法合规路径,完善企业算法合规的中国方案。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法律保障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工作内容,其对提升成渝地区城市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借鉴现有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在环境协同治理的实践经验可以发现,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实施的四个维度出发展开协同治理,能够充分发挥不同主体的作用,并显著提升治理的有效性。其中,协同治理既需要注重多元主体参与,加强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协同治理的尝试,还需要重视地方性法规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中的作用,以期增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具体效能。

全球安全倡议视角下中国开展国际执法安全合作的机遇、挑战与路径

当前,在以国际执法安全合作推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过程中,存在虚假报道影响中国警方国际形象、单边主义影响执法安全合作成效、新兴挑战影响全球安全治理规则等困难挑战。建议统筹推进倡议体系的衔接配套、主动塑造积极健康的国际舆论、打造执法安全合作的样板工程、强化执法安全合作的科技赋能、推动涉外法治工作的不断完善、加强执法安全合作的理论创新,助力全球安全倡议成为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支撑与现实路径。

个人信息保护的同意困境及其超越——行政执法中的实质审查及其路径优化

告知同意规则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一项核心制度,其有效落地却在实践中遭遇困境。通过告知同意规则实现对个人信息的有效保护不仅需要对该规则本身进行优化,还需要配合有效的外部监管发挥作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除了对个人信息控制者是否告知信息处理规则并获取信息主体同意进行形式审查外,还应以告知内容为基础,对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开展实质审查,并持续优化实质审查标准,同时探索规制策略的最优组合,不断完善多元治理结构对告知同意规则进行有效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