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职业教育制度认同的主要举措与经验借鉴

制度认同是指公众基于理性判断对制度所持的承认、肯定与支持,是提升国家治理效率和推动社会稳定发展的理念支撑和内生力量。韩国职业教育制度认同表现为公众对国家职业教育制度的价值观、制定、实施与评估机制方面的认同,形成了以法治保障为认同的基本依循、以资历框架为认同的质量保证、以证书制度为认同的内在动力、以技能制度为认同的创新之举,体现了由宏观到中观、由抽象到具体、由分散到全面的有序结构。以韩国系统完整的职业教育制度认同综合分析框架为鉴,我国应以依法治教为保障,夯实职教法律法规的制度认同根基;以学习成果为导向,完善国家资历框架的制度认同基础;以运行规范为标准,维护证书权威公信的制度认同力度;以多元诉求为纽带,构建创新技能机制的制度认同保障,不断提升职业教育社会认同,从而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程序建构:如何指定与为何指定?——基于实体与程序交互实质性促进理论框架

2023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新增指定遗产管理人特别程序,回应了《民法典》与司法实践的需求,不过尚未实现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程序建构。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程序建构按照“实体与程序交互—非讼程序—法律解释”三个维度架构理论框架,并遵循“如何指定—为何指定”逻辑进路展开。首先,针对新《民事诉讼法》第194条和第195条进行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提起与裁判的规范解释;其次,通过实体与程序赋权明确遗产管理人的当事人资格以及诉讼程序与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的程序衔接,完成遗产管理人制度程序建构的发展性作业;最后,提出迈向实体与程序交互实质性促进的遗产管理人制度体系化的观点。

论新时代特色法治理论的人民性

新时代特色法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华传统法律文化民本思想的凝练升华,植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壤,始终坚持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和服务人民的政治立场。因此,新时代特色法治理论以人民至上为初心使命,以保障人民权益为根本宗旨,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奋斗目标。新时代特色法治理论人民性的实现路径是:立法贯彻以民为本的思想,执法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司法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守法彰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

教育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有限性及其补正——兼论“原则-美德-法律”框架

教育人工智能伦理研究的“原则方法”旨在通过伦理原则的构建与教授消解教育领域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出现的伦理风险。然而,当前教育人工智能伦理原则存在有限性,制约了其对教育实践的影响力。就自身而言,教育人工智能伦理原则在构建过程中忽略了其在不同行业领域、不同教育应用甚至同一框架内的个性特征或关系。就实践而言,教育人工智能伦理原则既无法提升目标对象将伦理原则付诸实践的意愿,也缺乏强制其遵守这些价值观和规范的机制。教育人工智能伦理原则有限性的消解需要在完善原则自身的同时引入美德与法律,进而构建“原则-美德-法律”框架。这一框架的构建要义是使原则、美德、法律三大层次针对且有效地应对伦理原则有限性的各个方面,做到确定可靠切实的伦理原则、开展明确可行的美德培育、构筑稳健有效的法律保障。

档案工作数字化转型场域下法规体系的完善理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为分析视角

档案工作数字化转型是适应数字中国重要发展战略、提高档案治理效能、实现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在提高档案法规体系立法质量、推动档案法规体系科学构建,进而完善新时代国家档案法规体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从顶层设计、数字资源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利用服务四个层面推动档案工作实现数字化转型,但对于相关规定的具体落实仍存在进一步精细化和优化的空间。

近代中国公司法:法制的演进和法治的轮回

近代中国公司法的发展是深入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开放与封闭、改革与守旧、西方文明与传统习惯不断冲突的着力点。近代中国公司法的法制(文本)通过向西方学习、移植并融入本土商情而不断演进完善,但法治过程却因为这些制度文本背后的利益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权和商人团体)力量此消彼长而出现倒退轮回。研究尝试从法治内在运行机制的角度解释:由于缺乏稳定的支持性利益主体结构,近代中国公司法的法治过程并不顺利。商人团体的地位受制于央、地权力博弈衍生的发展空间,并没有坚实的制度基础和法律保障,因此不具备稳定性和持续性。法治随着商人团体从晚清到北洋政府时期地位的增强而进步,但随着南京中央政府权力的再次集中和商人团体的“被行政化”而倒退轮回。

新《公司法》下公司社会责任规制框架的优化

随着新《公司法》的修订与完善,特别是第19、20条对公司社会责任制度的进一步细化,构建一个科学、系统、符合我国国情的公司社会责任规制框架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现有的公司社会责任规制框架多侧重于制度层面的构建,往往忽视了治理层面的实际运作与效果评估。因此,构建一个既包含制度约束又融合治理实践的规制框架,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比较法视角和软硬法结合视角开展深入分析,揭示了当前规制框架国际化融合不足、本土创新缺乏、内部治理架构弱化等方面的困境。针对上述问题,本文进一步提出公司社会责任规制框架的优化策略,以期进一步推动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课程教学的若干概念辨析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课程是高校法学类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课程。正确理解教材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依法治国、党的领导等若干个重要概念及其之间的联系,对教授传达课程整体思想,培养合格的法治人才队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规范发展的法治考量及实践架构——兼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相关条款

当前,全球范围内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和服务进入爆炸式增长阶段,其在为社会经济带来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增进的同时,也引发各种法律风险、科技伦理风险及社会治理风险。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欧盟采取严格的法治监管态度,通过统一规则和监管机构统筹构建人工智能规范事宜;美国则采取原则性和倡导性的监管策略,在尊重企业自主权的同时,明确企业合规的要求;英国仅明确原则而不做强制要求,采取原则性的折衷监管方式。比较域外经验,立足我国参与人工智能国际竞争的现实需求,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治考量应根据技术与法律的交互、发展与安全的平衡,在法治架构中为人工智能规范发展设置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要求。为此,需加强相关政策与制度的供给,尽快建立多元长效监管机制,设立规范统一的责任规则,以此建立全周期、系统性、立体化的法治实践架构,在恪守安全底线之上,大力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规范发展。

人工智能法的基本问题及制度架构

我国人工智能法的立法工作已经启动,目前亟待明确人工智能法的属性、立法目的、调整对象及基本原则等基本问题,并在明确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进行人工智能法的制度架构。人工智能法宜定位为兼具私法属性的公法,并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防范人工智能技术风险为立法目的,以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活动、应用活动、风险管理活动为调整对象,在公平原则、可靠可控可信、安全与发展并重、合规性原则的指引下进行人工智能法的制度架构设计。具体而言,人工智能法宜从实现人工智能技术的重大突破和推动人工智能多元应用场景落地方面建立人工智能发展与促进的制度体系;通过建立人工智能准入制度、分级分类监管制度、试错容错监管制度、协同性监管制度构建人工智能安全风险防范的制度体系;从人工智能研发者和提供者的一般义务和特殊义务两大方面构建人工智能研发者和提供者的义务体系。

课程思政融入涉外法治外语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高素质涉外法治外语人才培养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追求更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涉外法治外语人才的职责及培养过程的特殊性同样令其德育培养成为重中之重。因此,课程思政融入涉外法治外语人才培养,与思政课程相向而行,共同树人至关重要。本文结合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涉外法治外语人才培养实践,以教学要素为框架进行梳理,总结得出,课程思政融入涉外法治外语人才培养应明确培养目标及内容,在其指导下,以教师自身为模范,教材为工具,课程为抓手,评价体系为保障,建立课程思政教育框架。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共治:理论溯源、核心要义与体制保障

因应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建构的时代要求,《长江保护法》将凝萃于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学科的思维范式——“协同共治”作为方式变项嵌入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中,以塑造长江流域生态法治的话语体系与规范秩序。作为推进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学方法,流域环境协同共治对整体政府理论的遵循、对成本效益分析理论的践行以及对治理理论的运用,构成了一个成熟且自洽的理论框架。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共治的规范意涵包括主体上的多元共治、客体上的要素整合以及过程上的效力变革三重维度内容。在实现进路方面,《长江保护法》将“长江流域协调机制”作为驱动流域生态环境协同共治目标实现的根本体制保障,通过信息赋能与智慧赋能二元规范构造的形式,充分挖掘流域协调机制在流域事权配置上所具有的统筹、协调与监督三大价值功能,以切实增进长江流域环境利益的互惠与共享。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理论证成及其框架内涵

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基于本国实际存在差异,进而塑造相应的本国法治话语体系。经典法治概念在法治国家得到传承,但法治现代化需要在经典法治概念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拓展和延伸。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实际构建,根植于中国法治伟大实践,汲取和吸收人类法治文明的先进成果,展现时代特色和显著优势,是法治现代化的代表性模式。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发展框架内涵包括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强国为目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和以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总体任务。

公司法生态化转型的理论框架及核心内涵

生态理论从系统的、关联的整体主义观点出发,追求事物之间稳定、和谐、可持续的发展目标,蕴含着整体性、平衡性、可持续性的思维范式。置身于共生共息、高度关联的“生态时代”,现代公司已然由“封闭化”向“生态化”转变,公司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成为一个相互关联、共生共促的有机共同体。生态时代呼唤着法律生态化转型的革新,新的发展范式呼吁制定体现生态关怀、具有生态属性的公司法。生态理论对于深刻阐释公司整体运行与社会发展的复杂联系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参考,有助于从相互关联的整体主义角度出发,重新审视公司法目标和价值,推动我国公司法的现代化转型升级。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其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用“十一个坚持”从政治方向和发展道路,工作布局、重点任务及实现路径,重要保障力量等方面,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这个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法治思想开创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发展新境界,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指明了前进方向。

经管类专业应用商法课程“一三三”课程思政体系建设研究

应用商法课程作为经管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是培养学生法治意识、增强依法办事能力的主要课程,对引导学生进一步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法治意识、培养守法习惯有着重要意义。但由于专业课程教师不是思政教师,教学中可能存在为思政而思政的情况,影响了课程思政的教学质量。因此应用商法课程需要围绕系统性原则、针对性原则、精准性原则的要求,围绕课程内容的各个版块精心进行课程思政的设计,以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增强吸引力、亲和力与契合度,在课程中润物细无声地起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作用。

国外CO_(2)地质封存管理制度、标准体系分析及其启示

在实现中国“双碳”目标的过程中,构建结构合理、层次分明、适应经济社会低碳发展的CO_(2)地质封存管理制度与标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总结了美国与欧盟CO_(2)地质封存管理制度及技术标准体系特点,分析了中国CO_(2)地质封存相关政策与技术标准现状,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研究结果表明:①美国、欧盟CO_(2)地质封存管理制度与标准体系,以封存许可为核心,以有效管控CO_(2)泄漏风险、切实保护地下饮用水源为目标,重在规范封存过程中场地表征、监测、纠正措施等环节的方法选择和方案执行;②中国CO_(2)地质封存管理制度与标准体系已初步形成,但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和细化;③建议在建设中国CO_(2)地质封存管理制度与标准体系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政策激励体系、推进碳封存技术研发与集群示范工程建设、加快构建符合国情的碳封存法律法规与管制制度,加快制订全流程技术标准体系。结论认为,加快构建管理制度与全流程技术标准体系,对于推动我国CO_(2)地质封存规范化、规模效益化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沪粤深科技综合性法规对北京立法的启示

北京作为我国重点推进建设的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之一,目前尚缺少一部全面规范科技创新活动的综合性法规,科技法规体系亟待完善。文章以上海、广东、深圳三地科技领域的综合性法规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了三地立法基础、框架思路、重点制度设计等方面的经验,从完善科技法规体系、及时优化地方性法规、强化科技创新要素法治保障等方面,归纳了三地科技综合性法规对北京立法的启示。结合北京实际,从建立系统性和动态性科技法规体系、系统构建立法框架、完善基础研究支持制度、强化人才发展、固化科技创新要素保障、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环境等6个方面提出了北京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综合立法的建议。

论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的国家责任

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的概念还未有一个完整且明确的界定,可将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定义为:由人类排放温室气体导致气候变化引起的,通过减缓和适应行动无法应对的,对自然、人类及社会系统造成的可避免或不可避免的、实际或潜在的、有形或无形的不利后果。经过对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的性质进行分析得出,它应属于跨界损害的一种特殊形式。因而,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的国家责任理论上涉及传统国家责任和跨界损害责任两种责任形态。目前,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之国家责任的实施不仅面临诸多法律障碍,如难以确定责任主体、法律依据不充分、因果关系确定复杂,还面临严峻的政治障碍,即发达国家的反对与阻挠。面对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之国家责任何以可能的问题,立足上述两种责任形态从理论方面探讨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国家责任认定的可行进路,或将为该问题驱逐一丝迷雾,并为其早日解决带来曙光。

新《职业教育法》背景下我国国家资历框架建设:实然困境与突破路径

国家资历框架是一个国家建立的衔接教育系统和劳动力市场之间关系的制度体系,具有融合性与开放性。一直以来我国积极探索建设国家资历框架,但由于起步较晚仍存在学习成果认证标准不统一、多元利益主体参与度不足、资历等级维度有区域差异、国际标准对接基础不成熟的实然困境。新《职业教育法》的出台为我国国家资历框架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在规范学习成果认证、扩大多元主体参与、完善资历等级维度、加强国际标准对接方面提供了突破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