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体验式”到“验证式”:“新文科”背景下法学实验教学的模式优化

“新文科”的内涵可以被解构为学科交叉之新理念、科教融合之新目标与文理交融之新方法;法学实验教学作为法学教育体系中最具实践性、前沿性与创新性的环节,应当及时回应上述新诉求。目前,法学实验教学模式仍表现出“体验式”路径依赖,即便是融入科技元素的虚拟仿真也是以体验各类诉讼程序或非诉流程为目标,未能体现出“假设与验证”的实验教学本质。将类案司法裁判文书作为大数据素材,有助于在法学教育中融入计算科学的思维与方法,以一种科学发现的姿态去探索与验证所学法学理论,呈现法学实验教学的“验证式”面孔。依托于“构想提出、确立假设、文书检索、数据分析、理论检验与方法总结”等核心环节,可以确立“验证式”法学实验教学方案。

法典时代婚姻登记瑕疵案件审理制度的重构

我国传统婚姻登记制度属于公法强制型制度,通过行政诉讼审理婚姻登记瑕疵案件的制度设计并无不妥,而现行婚姻登记制度属于私法自治型制度,婚姻登记机关职权范围、婚姻登记与婚姻之间关系均有所调整,婚姻登记瑕疵案件审理制度也应当相应调整。涉及婚姻关系效力的婚姻登记瑕疵案件,当事人应当提起民事诉讼,先行处理婚姻关系效力问题;若是不涉及婚姻关系效力的程序瑕疵案件,当事人可直接请求婚姻登记机关先行处理。若是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的婚姻登记瑕疵案件,另一方当事人应当先行要求婚姻登记机关处理,在婚姻登记机关不履行职责的情形下,再行提起行政复议或者是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律体系中的刑法规范及其内涵与定位

刑法规范存在于法律体系之中,不能脱离法律体系来看待刑法规范;因而其内涵和构造,应当与法律规范的构造保持一致;刑法规范的独立性,与行为违法性的从属性,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刑事不法的认定仍然需要充分考虑其他法律对行为的评价,但该评价活动也是独立进行的。刑法解释的对象是刑法规范,其为裁判者提供明晰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裁判规范,而这实际上取决于刑法规范的独立性。刑法规范的解释是为了解决行为的违法性问题,因而其虽然表现为对构成要件及其要素的解释,但要完成是否刑事违法之评价的任务。

中国古典诗词审美教育实践的新视野

美育是通过对人审美能力的训练和锻造,培养人发现美、感受美、表现美,特别是理解美和创造美的能力。审美能力本质上就是人的一种认知能力(faculty of cognition),高度地依赖于关于世界的丰富经验与知识。中国古典诗词中所蕴藏的诸多认识世界的思维法则及古典意象语言,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教育价值,为扩展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提供了极有价值的途径。当前,我国古典诗词教育存在过于重视记诵,单独强调作者情感分类,忽视审美意识和审美判断力的培养,忽视对情感与认知关系的理解等问题。基于这种现状,当下古典诗词教育需要有新的调整,即回归诗词文学审美本质,揭示其背后的普遍思维法则,重视古典诗词审美判断中的反思与省察,启迪学生去洞察和把握其中所揭示出来的广袤世界中有价值的新联系,帮助学生去深刻领会诗词作品的不朽审美价值。

《公共图书馆法》司法适用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以175份援引《公共图书馆法》裁判文书为样本

文章分析175份援引《公共图书馆法》裁判文书的时间分布、地域分布、司法管辖、条文援引及案件归属情况,指出《公共图书馆法》司法适用面临法律条文可操作性不强、裁判援引依据说理简单、数字作品版权管理缺失、公益诉讼功效发挥不力等问题,提出《公共图书馆法》司法适用优化路径,即完善法律条文制度设计、科学运用裁判说理方法、强化数字作品版权保护、充分发挥公益诉讼实效。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的实证考察——以305部法律规范为分析对象

针对一定数量的法律规范开展的实证考察,开辟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的中观研究路径。基于“语词嵌入”和“内涵融入”两种判断标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存在“直接入法”和“间接入法”两种情形,前者包括嵌入八类立法条款中,后者包括民族工作立法在“求同—存异—发展”三个方面的相关规定。通过数据分析发现,“直接入法”情形体现了相关立法在不同的位阶、领域、地域和时期方面的独特需求;“间接立法”情形反映出民族工作立法的共同追求与结构差异,同时证明了当前学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时间的判断需要进一步修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入法实践,蕴含着孵化型立法、普遍性内容、合比例手段等智慧,也存在着缺乏直接表述和专项立法、入法简单化粗糙化、规定与现实脱节、“共同性”与“差异性”关系待完善等局限。上述发现,均应成为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质效的养料。

《刑法修正案(十二)》的立法要义和司法表达

追求平等是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立法平等是司法平等的规范前提和基础,司法平等落到实处还有赖于区别对待的体系性机制和规则。当前,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权益的平等保护出现了偏差的一面,对行贿犯罪的惩处也有失对等的严厉度,有损刑法对平等价值的贯彻质效。《刑法修正案(十二)》以切实回应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既实质上无差别地供给了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权益的规范保护,又整体地提高了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这统合了立法平等的确立与司法平等的实现。刑法中的平等既相对、又相当,并容允差异化与个别特定化。《刑法修正案(十二)》很好地秉持了立法对称与对等的相对性。在实施阶段,仍需回溯立法原意,尊重司法能动性,优化解释立场,凝练司法规则。

二阶论证何以解疑难案件裁判之困?

疑难案件是存在法律争议的案件,具体呈现为规范模糊、规范冲突、规范缺失和规范适用不正义等典型样态。裁判疑难案件的关键在于解决上述的法律争议,为司法三段论证立可靠的裁判规则。这在法律论证上呈现出二阶构造,第一阶段证立裁判规则,第二阶段适用裁判规则、证立裁判结论。因此,二阶论证能够破解疑难案件的裁判困境。它以合秩序裁判为理论基础,强调法官可以背离个别法律规则,但不能逾越法的框架秩序;在外部证成中依据丰富的论证渊源、运用多元的论证方法、遵循可废止性的论证程序,证立裁判规则、要件化案件事实;在内部证成中以裁判规则为大前提、以要件事实为小前提,经由环环相扣的复杂演绎证立裁判结论。

司法场域中《公共图书馆法》表达与实践(2018-2021)——以法院165份裁判文书为研究样本

《公共图书馆法》司法适用是检验该法立法效果的重要标准,也为推动该法的未来完善提供了观察的窗口。《公共图书馆法》自2018年颁布至今,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对该法颁布实施后的三年来的165份裁判文书统计分析发现,《公共图书馆法》司法适用呈现案件逐年递增、区域分布不均、法院层级下移等特点。司法实践中,《公共图书馆法》发挥了权利主张、价值宣示与规范强制等功能。不过,该法存在宣示性条款较多、直接约束力较弱以及司法适用频率较低等问题。未来,需提高《公共图书馆法》立法质量、完善法院裁判文书说理内容、加大普法力度,更好地促进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进一步发展。

论司法良知作为刑事裁判说理的道德基点——以“道德恐慌时代”的去罪化共识为视角

近年来,与“道德恐慌时代”的入罪化诉求相反,社会对于部分犯罪陷入了反向恐慌,达成出罪的高度共识。对于前者,即使不能入罪,刑事裁判凭合法性和公平性也能取得社会认同;而与后者共识相悖的刑事裁判仅此已不能证成其正当性,道德冲突已经从“公平”的职业伦理要求转向“正义”的良知底线,因此动摇了社会的遵法守法意识。为使刑事裁判道德可接受,说理必须以司法良知为道德基点。基于司法论证前提集的饱和要求,刑事裁判说理仅以法教义学诠释为前提是不充分的,司法良知作为说理的基点是刑事裁判社会证立的应有之义,与依法裁判立场并无冲突,也不会损害社会对可预测性的期待。相反,道德理由在教义学诠释传统下的隐而不彰,才是社会对刑事裁判作出否定性道德评价的重要根源。

民事执行根据问题探究

执行根据是法院实施强制执行的根据,是执行正当性的基础。虽然执行根据在执行法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学术界和实务界关于执行根据的讨论和研究依然还有较大的空间,也存在诸多模糊不清的认识。在执行根据的一般基础性认识方面,执行根据的形成方式与审执分离原则的贯彻程度密切相关,执行根据有效是执行程序有效性的必要非充分条件,也构成执行机关行使解释权的基础。判决成为执行根据的主要条件包括判决确定且终局、判决具有执行力,判决的执行力与既判力在主客观范围上基本一致但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存在差异。仲裁裁决在法理上不能独立成为执行根据,我国应当设置司法审查确认程序完善仲裁裁决的执行制度。公证债权文书作为执行根据的法理依据在于强制执行的契约或承诺,由于没有既判力所以需要执行证书对执行力的证明和保障。

同案同判:价值理念、实现困境及解决对策

在司法改革中,实现司法公正和法律统一适用至关重要,而同案同判则是司法公正和统一法律适用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保证。实践中存在的大量同案不同判现象使人们容易对司法公正产生信任危机,妨碍了司法改革进程。同案不同判现象违背了公正性、平等性、安定性等价值理念。同案同判的实现困境成了实务界与理论界关注的重点问题,破解这个困境亦是一个难题。具体实践中可以从三个方面探索实现同案同判:构建完备的类案检索平台,通过法律规范对类案的判定标准与类案检索结果冲突适用机制作出详细规定以助力同案同判的实现;完善指导性案例的生成、遴选、编纂、适用全过程,并强化案例指导制度的指导性;通过合理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强化法官维护个案公正的主观意识、增强法官专业素养等手段来保障同案同判。

“假药”认定标准的行刑分立及其应用

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中空白罪状的删除,标志着“假药”认定标准实行刑法与行政法二元化评价,可以在刑法范围内对“假药”进行实质化的独立判断。行为对象被认定为“假药”是成立假药类犯罪的前提和基础。在认定假药类犯罪时应当严格区分以下两个逻辑:一是药品成份本身对服用者的生命健康造成了抽象危险;二是药品本身具有药效且没有不合理危险,但在生产、销售或提供过程中违反了药品管理法规或者扰乱了药品管理秩序。在刑法上建构“假药”的实质标准,应遵循以行政法规定的认定标准为形式判断依据,作为一般适用情形;以刑法规定作为实质判断依据,作为补充适用情形。应立足于法益保护目的,以药品成份正推或者以造成的法益侵害危险反推,作为实质判断“假药”认定标准的具体路径。

“民间法”研究的边界及其方法拓展

法社会学的“活法”为“民间法”研究提供了对象,但“民间法”研究更需要纳入规范分析法学的框架内。以裁判规则构造为核心关注的“民间法”研究,实现了“民间法”和规范法学之间的逻辑关联。但此项研究存在着重重理论困局,外部观察者的视角使其无法捕捉“民间法”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真实运作。从学科边界拓展的视角,法社会学视野中的“民间法”研究应当进行更为彻底的社会分析,实现“民间法”研究视角由外部观察者研究到多元、综合的反身性视角转型,从而理解法律观念型构社会世界的复杂性。

论经验主义应得刑罚对公众守法意识的形塑——以醉驾刑事案件的司法裁判为论域

醉驾入刑已逾十年,但相关案件的数量却不降反升。这既反映出不少驾驶人仍是侥幸心理有余而守法意识不足,同时也表明依靠“心理强制式”的刑罚来控制醉驾的治理方式效果欠佳。在新时代,刑事司法机关宜以“经验主义应得刑罚”为分配原则,通过与民众的沟通、协商,对醉驾人处以不偏离正义的“应得刑罚”,才能满足公众对醉驾案件的过程控制和结果控制意愿,从而使裁判结论获得正当性。长此以往,人们将不断增加对司法机关的信赖,司法机关也可籍此激活规范的行为引导功能,促使人们将规范内化,唤醒人们形成规范守法动机,进而使个体的守法行为由被动转为主动,最终实现“积极的一般预防”之刑罚目的。

初探微信朋友圈内容是否构成专利法意义上的公开的判断标准

微信朋友圈进入公众视野已近10年,用户数超过12亿,但现行法律法规中对于微信朋友圈的内容能否构成专利法意义上的公开并未予以明确规定,而实践中对该问题一直争议颇多。虽然近一年来,专利行政部门和司法机关在具体案件上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有趋于一致的趋势,但均未给出明确的判断标准,个案中考虑因素各有不同,在具体举证责任的分配上也各有不同,不利于定纷止争。通过梳理专利行政和司法实践以及学术界中的观点,结合对相关法规的思考,提出采用“主观利用”“自由流转”“客观知悉”三要件相结合及“四步法”来判断以微信朋友圈或其类似方式发布的内容是否构成专利法意义上的公开,期望为相关判断标准的明确提供有益参考。

我国行政诉讼情况判决适用之困境与出路——以127份裁判文书为样本

情况判决滥觞于二战后的日本,作为一种经由个人与公益博弈后使得法治原则妥协于既成事实之裁判形式,有其适用的特殊时代背景。我国行政诉讼法中亦有类似立法,它无疑在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方面发挥了作用。然该判决形式却是以法律逻辑无法自圆其说、削弱相对人权益保护及法治原则之背离为代价。它实则是实质法治观念的产物,但现阶段诸多法律制度尚未达到至臻至善的地步,或可以利益衡量定位情况判决,缓解司法实践中情况判决上诉率高,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效果甚微之困境。故亟需规范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程序,明确其适用范围与适用标准。谦抑性适用《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1款、强化利益冲突时利益衡量之论证和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正当解释,制度环境成熟时或可考虑情况判决之摈弃。

伦理语用视角下的裁判表达与道德评价——以刑事判决书(1981-2020)道德评价语为例

道德评价语在刑事判决书(1981-2020)中具有应用普遍性,历时上表现为消极评价的降低和积极评价的提升,分布上呈现出案件类别的关联性,涉案类型由政治经济类向国家安全、社会治理、公民权益类拓展,总体上与我国由政治专政向经济发展和社会综合治理演进的法治进程相适应。道德话语表征是伦理道德与依法审判互补协同的结果,具有维护法律权威、彰显人本情怀、助推法治文明等语用功效,顺应着法治中国建设开创新局面的实践需求。两者在审判中的局部性冲突警示我们应注意加强司法监督,规避以情乱法,进一步促进司法公正。

法律学说司法适用的价值功能与完善进路

法律学说是对于法律问题比较公认的学术论断,法律学说作为法源或者裁判文书之依据被适用于司法实践在法律史上有先例,法律学说具有解释法律、填补漏洞、续造规则以及创新学说等功能,但是在法律学说司法适用的具体实践中,仍存在法律属性定位模糊、适用条件不明确、适用程序被忽视、适用方法不丰富等问题。而为加强法律学说司法适用,促进裁判文书释法说理,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法律学说适用立法;转变思想观念,保障法官依法独立审判;强化交流互动,促进法官队伍专业建设等途径来完善法律学说司法适用制度。

刑法因果关系的立场选择和理论纠偏

在刑法因果关系中引入规范性的评价要素,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解决对复杂因果关系结果归属的认定问题。但当前我国司法裁判对因果关系的认定存在杂乱无序、见仁见智现象,原因在于众多理论学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危险的现实化理论)将本属于规范上责任划分的领域提前到构成要件该当性层面讨论,导致因果关系的认定标准相对化、模糊化。在因果关联明晰的情况下,因果关系的判断应当回归事实判断,坚持因果关系的客观属性;在事实不清时,应当坚守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不能将规范判断先于事实判断、规范判断代替事实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