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系统观视域下中国式环境法治现代化的宏观样态与建构方案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生态文明法治交融的产物,中国式环境法治现代化对于整体系统观的理论期许主要表现在应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作为根本思想指南、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中汲取养分以及将“天人合一”的环境伦理观作为其历史脉络三个维度。在宏观样态方面,整体系统观在中国式环境法治现代化中的融入主要体现在绿色低碳理念与经济发展需求深度融合的理念锚定、人际同构型环境利益公平分配格局的目标构筑和“环境权利—环境权力”二元架构均衡配置的范式转变三个场域。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中国式环境法治现代化应坚持以“整体系统观”作为“元理论”的方法支撑和价值指引,构建彰显环境法治现代化新内涵与新要求、多维度拓展环境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有机系统性方案。

法治强化会影响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吗?——来自环保法庭设立的证据

本文利用各地中级人民法院自2007年开始陆续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这一准自然实验,考察环境法治强化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资源审判庭的设立会使本地上市公司进行向上的真实盈余管理。机制分析表明,环境资源审判庭显著改善了地区环境司法效率,进而提高企业面临的环境规制风险,使企业从事真实盈余管理以应对未来的潜在诉讼。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对于非国有企业以及处于低法治水平、低生态激励、高经济激励城市的企业,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更为明显。本文结论对充分发挥环境管制政策作用、引导企业实现高质量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基础命题: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

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基础命题是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将生态环境保护的地位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目的并不是为了使生态环境保护在整体上处于优先经济发展的地位,而是为了补齐生态环境保护相对于经济发展而言所存在的短板。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逻辑主线,体现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中,它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各个部分融贯成一个体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不仅从各个方面全面论述和揭示了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的深刻道理,而且为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实现提供了完备的方法论指导和保障,引领并推动人与自然和谐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更快更好地开展。

“保障生态安全”的环境立法表达——以流域生态安全为中心展开

相较于一般意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保障生态安全”因更加突出的底线控制思维与短板效应视角而兼具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缘于生态安全尚存概念不清、定位不明的学理困境,“保障生态安全”虽在环境立法中提出,但未能具体且充分展开。实现“保障生态安全”在环境立法的表达完善应首先明晰生态安全的现有表达分异,并对其内涵与定位作出明确。鉴于生态安全必须从区域尺度衡量的基本特性,以及现有环境法律体系由基本法和大量以生态空间与要素为类型的单行法构成的基本情况,选取流域这一重要且典型的自然生态区域作为主要分析对象,阐明保障流域生态安全内容的具体构成,并分析保障流域生态安全在环境立法中的应然与实然。流域生态安全立法的完善理论上应当达至层级与要素的多维度关照、价值明确与内容充实的全面化展开,反观当前立法现状,相关立法关涉流域生态安全保障的规范则处于空白与重叠并存、模糊与整体关照不足的实然境地。生态环境法典编纂是推进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化的重要方式,实现“保障生态安全”在环境立法中的良好表达可以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为契机。应首先明确生态安全整体性融入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路径选择,即不制定综合性较强的生态安全法,而是以“理念指引-原则遵循-制度实施”体系贯彻,在以“纂”为主的总则编中规定“保障生态安全”的立法目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在以“编”为主的分编中体系化贯彻具体制度的构建,以最终形成整体上生态安全价值理念的立法彰显。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法治进路

农村环境治理有助于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但现阶段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的法治化进程存在法治体系不健全,职责不清、执法能力亟待加强,领导、群众环境法律意识较差,环境侵权司法救济通道不通畅等问题。通过研究提出完善农村环境法律体系,提高广大村民的环境法律素养,让群众依法参与环境保护,强化司法与执法,为乡村振兴提供环境法治保障。

生态文明视域下湘西少数民族的制度性生态民俗

制度性生态民俗是指以制度规则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民俗,属于非正式制度的范畴,相对于普通生态民俗而言,具有规范性、补充性和调整性等典型特征。以调整对象和规制目的为依据,可将湘西的制度性生态民俗大致分为三大类型:一是主要调整“人-神”关系的自然禁忌型生态民俗,如苗族的枫树禁忌民俗;二是主要调整“民-民”关系的村民公约型生态民俗,如禁止越界砍伐林木的苗族榔规;三是主要调整“人-天(自然)”关系的技术规则型生态民俗,如侗族的“林粮间作”民俗。在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应增强对制度性生态民俗的文化自觉,推进湘西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法治回应与立法体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阐释需要以内涵解读为前提,以生成逻辑为基础。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现有赖于法治路径的选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法治路径选择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法治需求而形成,在传统法律部门中难以落实,在环境法律中的回应缺乏系统性、体系性和整全性。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法治回应的多重模式中,法律成典模式全面系统回应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在环境法典的编纂中,应在理念、内容、实现路径等方面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予以全面体现。

“双碳”人才体系建设视域下环境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国家“双碳”人才体系建设,要求高校环境法治人才培养应积极回应涉碳法治人才培养这一新需求。但现阶段国内高校环境法治人才培养模式普遍存在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培养目标泛化、课程设置需优化更新、实践教学不受重视和教学方法不适宜等方面。回应涉碳法治人才培养需求、环境法治人才培养理念需要完成四个转向,具体路径上需要优化培养目标、设置契合人才培养需求的课程、开展富有针对性的实践教学、选择适宜的教学方法。

新形势下生态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对策研究

我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人口多、人均资源不足、环境容量受限等基本国情未变;与此同时,人们对于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也有了更多的需求,环保意识也在不断加强,这就使得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也变得更加严峻。为此,要确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观念,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来抓,既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顺利达成,也事关中华民族的生存与长远发展。本文在对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说明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进而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

生态环境法治的技术实现

有效执法是生态环境法治实现的关键,但传统执法不力导致趋于严格的规范未能得到严密执行,生态环境保护规范的制定与执行呈现出失衡态势。在技术革命背景下,生态环境法治实现迎来技术拐点,突出表现为数据逻辑推动执法效能提升,以及资源整合助力社会力量集聚。技术执法在确保生态环境保护规范被严密执行的同时,带来全民守法和前端防范的次生效果,这是生态环境法治实现的归宿。在技术持续赋能执法之际,也必须警惕数据权力的不当扩张,立足于数据正义理论框架,应以多元主体参与的正当程序保障生态环境法治的全面实现。

风险社会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之完善

风险社会下,单一救济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难以应对新型环境风险,预防型法治的司法形态已成大势所趋。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虽被许多学者所提倡,但其构建的规范空间与程序空间狭窄,亦非应对环境风险的最佳策略。根据行政权保护优先理论与检察监督理论,诉前程序相较诉讼程序更能发挥预防性功能,宜将诉前程序构造为应对环境风险问题的主渠道,以诉讼程序为后备与补充。为充分激活诉前程序的预防性功能,应当拓展诉前程序的参与主体,降低检察建议的制发门槛,贯彻检察建议跟踪监督机制,以司法权与行政权的良性互动实现对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全方位保护。

在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之间——反思中国环境保护的制度工具

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是中国环境保护最为重要的两种制度工具,二者相互交织、共生共济,型构了中国环境法治的实践图景;环境法律政策化和环境政策法律化是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之间联接、互动的主要途径和方式;环境法律政策化应以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的功能"区分"为前提,实现环境政策对环境法律灵活性机能的补给与拓展;环境政策法律化则是以法律的稳定性持续彰显现代环境法治理念与价值的重要方式;囿于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在环境保护中的工具性局限,中国环境法治的未来发展应当走向以制序为基础的环境保护新格局。

论环境的社会控制与法律保护

环境的社会控制是社会组织体系运用社会规范以及与之相应的手段和方式,对社会成员的环境污染与生态损害行为进行约束和禁止,对各类环境社会关系进行调节和制约的过程。法律手段是对环境实施约束的最有效的一种社会控制手段。加强对环境的法律保护,需要健全环境法律体系,严格环境执法,并使公民享有环境权。

“环境正义”视域下的环境法基本原则解读

2015年正式施行的新《环境保护法》作为环境保护领域的基本法首次明确了环境法基本原则,体现了形式法治的要求,释放出环境法要以基本原则规范为中心来构建和发展基本原则解释体系的信号。环境正义理论体现实质法治的要求,虽源起美国,但中国也面临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交织的环境正义问题。新法确立的"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害担责"四项原则的内涵与环境正义理论存在着深度契合。以"环境正义"为视域思考环境法基本原则,在丰富、深化环境法基本原则解释的同时,也为环境正义法律化提供路径思考,促成环境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统一。

习近平生态法治思想探析

生态环境法治化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生态环境法治是当前法治建设中的短板。习近平历来都十分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和法治建设,主张新时代树立“最严”生态法治观念,用法律的手段对环境突出问题进行综合治理。习近平生态法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一系列讲话和著作中,蕴含丰富的科学内涵,有助于完善我国生态环境法治顶层设计,有裨于促进生态文明与民主法治紧密结合,有利于改善国内生态环境状况。其指导思想需要通过健全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规范环境行政执法行为、增强公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以及加强生态环境法治国际合作等方式来贯彻落实。

我国环境法学研究十年(2008—2017年):热议题与冷思考

近十年来,我国环境法学研究聚焦于生态文明法治的环境法学专门研究与法学跨学科研究、《环境保护法》修订的诸多环境立法问题两大方面,进一步可以细化为聚焦生态文明环境法治建设、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补偿以及《环境保护法》立法目的、环境行政管制与环境行政法律责任、按日连续处罚、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政府环境责任、《环境保护税法》的立法、环境司法专门化、环境公益诉讼、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与督察制度等热点问题的研究。在环境法学研究学术繁荣、热点纷呈的背后,仍需要环境法学界在环境法学研究的本体与方法之间、舶来与本土之间、环境法制和法治之间的冷静思考。未来的环境法学研究,既要不断促进学科自身的本体和研究方法的成熟,又要正确处理好基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本土化研究与学习、借鉴国外环境法治先进理论和经验的关系,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环境法制向环境法治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环境信息披露具有处罚效应吗?

在环境信息日益受到关注的情况下,已经被查出违法违规的企业一般会采取两种完全不同的环境信息披露行为:一是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以挽回企业形象,二是披露较少的环境信息以免再次受到处罚。但究竟会采用哪种披露行为在现有文献中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选取2005—2006年和2009—2011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以政策变更为研究背景,检验不同行业、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在违法违规被查处后环境信息披露的差异。研究发现,相比于政策变更之前,违法违规的国有非重污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会增加,而国有重污染企业则会减少,该作用在监管距离较近时更加显著。

中国环境法治三十年:回顾与反思

中国30年的环境法治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公权力运作过程中的体制和机制因素是影响和制约环境立法、行政与司法的关键因素。提高执政能力和改变执政方式是推进环境法治建设的主要途径。

论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法律机制的完善

环境权是伴随着人类环境危机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权利。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法律机制对于维护环境权、保障公众有效参与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现行环保公众参与的法律机制在信息公开、参与公共决策以及参与救济机制等方面存在严重不足。完善我国环保公众参与的法律机制,应提升信息公开有关法律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对公共决策公众参与制度予以实体与程序性保障,建立适合于各类监督参与主体的监督方式,完善环保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公益诉讼三大救济制度。

论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与法治变革的友好型环境

从"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来看法治演进的轨迹,法治建设主要有三个阶段:"以权力制约权利"的法治阶段、"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法治阶段、"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法治阶段。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人民享有广泛的、真实的民主,法治建设适宜"以权利制约权力",以实现人民监督政府与政府服务人民的有机统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法治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着诸多不足,而推进法治建设的步伐,必须营造法治变革所需要的友好型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