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y on the Changes of China's Water Right System

Irrigation was developed in ancient China.The management of water resources has existed since ancient times when the embryonic form of water right system was established.From perspectives of environmental law,the water rights system in ancient China,especially the water rights system after Ming Dynasty,gave no explicit concept to water rights,but the participatory management of water users was included in implementation.Such management had the same connotation with the modern concept of water rights and thereby it has an instructional significance to perfect the water rights system of in modern China.

我国环境执法模式的反思与革新

在新时代中国环境法治的议题中,环境治理体系的核心环节——环境行政执法是实现生态文明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传统“强制型”“威权型”的环境执法模式,已经显露出无法适应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需求的局限性。基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系统整体要求,本文主张建立整体化执法理念,推动环境执法从“强制型”向“共治型”的演变,通过对传统环境行政执法的“纠偏”,以便更好地适应包容性强、多元共治、刚柔并济、平等协商、协同互动治理目标的综合实现。为达成这一目标,本文基于系统整体观提出环境治理体系制度层面的深度优化策略,其中包括各类沟通性、非高权性环境行政行为的扩展应用,以及环境执法资源配置的精细化调整。这些措施旨在构建更加灵活和协同的环境治理机制,以适应现代社会多元利益关系的复杂性。

整体系统观视域下中国式环境法治现代化的宏观样态与建构方案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生态文明法治交融的产物,中国式环境法治现代化对于整体系统观的理论期许主要表现在应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作为根本思想指南、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中汲取养分以及将“天人合一”的环境伦理观作为其历史脉络三个维度。在宏观样态方面,整体系统观在中国式环境法治现代化中的融入主要体现在绿色低碳理念与经济发展需求深度融合的理念锚定、人际同构型环境利益公平分配格局的目标构筑和“环境权利—环境权力”二元架构均衡配置的范式转变三个场域。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中国式环境法治现代化应坚持以“整体系统观”作为“元理论”的方法支撑和价值指引,构建彰显环境法治现代化新内涵与新要求、多维度拓展环境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有机系统性方案。

南极微塑料污染防治的国际法挑战与应对

微塑料作为一种新污染物,已经给南极生态环境、人类健康和气候变化带来了极大的损害与威胁。南极条约体系、《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其执行协定和其他专门性环境条约为防治南极微塑料污染提供了国际法依据。但目前,南极微塑料的污染防治仍面临针对性南极微塑料污染防治规范供给不足、条约在南极海域的适用存在重叠和争议、部分南极微塑料污染活动处于执法真空、南极微塑料污染责任制度存在缺陷等国际法挑战。为了应对南极微塑料的污染防治困境,应明确现有国际法规则的适用关系,注重发挥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的作用,在南极条约体系中完善并创新污染防治制度,在全球塑料公约框架下探索与构建有效防治机制。

税制绿色化与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基于《环境保护税法》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考察了税制绿色化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法》实施不仅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数量的提升,也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创新质量。异质性分析发现,税制绿色化对非国有、中小规模和传统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影响机制分析表明,税制绿色化将通过提高企业排污成本、增强地方政府监管动力、提高企业管理者绿色认知等三条作用渠道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合理评估环境保护税法的政策效应,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推进制造业绿色创新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的发展历程

1949—1977年我国环境法制建设萌芽。1973年我国制定了第一部环境保护法律文件。1978—1991年,我国环境法制建设起步并蓬勃发展,环境保护首次被写入宪法及其完善,环境保护法试行并于10年后正式颁布实施,诸多单行环境保护法律颁布实施。1992—2012年,我国先后制定出台多项单行法律,加快推进环境立法进程,建立和完善更加合理科学、系统高效的法律保障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既创新出台了新的相关法律条文,也对现有相关环境保护法律进行了修订。这一时期我国制定出台及修订完善了一系列一般性环境保护法律,开展了专门性环境立法及修订工作,我国环境法制建设进入系统完善阶段。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政府索赔的挑战与因应

在建设海洋强国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充分填补、有效救济海洋生态环境损害已然成为一个重要的法治命题。检视相关规范文本与法治实践不难发现,当前我国业已建立起以政府索赔为主导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制度,但其在运行中却存在法理基础不清、法律定性不明等理论质疑,同时面临政府行权模式分散、索赔权与监管权“重叠”“冲突”、多元主体缺乏必要联动等实践困局。鉴于海洋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共享性及公共性特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政府索赔的理论基础应回归公法框架寻求合理解说,据此可将其定性为“公法性质、私法操作”的公权行使之新样态。就其规范进路而言,我国应结合国家机构改革之发展趋向,以新一轮《海洋环境保护法》之施行为契机,在海洋环境保护领域设置“分散式监管+集中式索赔”的权限运行模式,明确“行政监管优先、索赔诉讼补充”的行权规则,并实现政府部门、检察机关及环保组织等多元索赔主体之间的有效联动。

以环境法权范式取代环境权利范式--从环境法现实体系出发

现有的环境法研究和构建并没有脱离权利范式。从环境法理论与实践来看,这种范式既无法完成自身证成,也与环境实定法存在较大的不兼容性,自身还存在明显的缺陷。环境法权范式的出现将给环境法的研究和建设提供一条新的思路。法权范式的实质是权利和权力的统一体,在肯定权利的同时,正视和确立了权力在法律秩序和运行中的角色和作用。它使得公共利益这一和权利并行的重要环境法现象觅得了法学理论上的落脚点。环境法权范式所构建的环境法律体系,并不是对权利范式的套用或者补充,而是在符合宪法规范的前提下,立足于环境权利调整和权力配置而形成的制度体系。在构造路径上,环境法权范式应当抓住我国《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契机,对环境权力和权利进行有序的调整、优化,并进行相应的制度构建,包括但不局限于权利保障制度、权利限制制度以及司法救济制度,等等。

环境犯罪治理的刑事政策转型与施行路径

环境刑法受到“轻缓化”刑事政策影响,过度保持谦抑性,致使刑法在环境保护中只能起到次要作用。对此需要构建贯通模式的环境犯罪治理体系,将环境犯罪治理刑事政策作为最高指引,通过确立环境犯罪刑法的相对独立地位、加强单位环境犯罪的惩治、制定严厉的环境犯罪量刑标准等,实施“从严打击”的环境治理刑事政策。

河长制与流域管理发展趋势分析

河长制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科学原理与中国国情结合的产物,是我国流域管理制度上的一大创举,也是我国流域管理体系中将法治与行政相结合的构架与主体。本文就河长制的背景、环境法制、国内外流域管理体系等说明河长制的本质是环境法的制度载体,河长制的目的是责权的统一,并分析河长制在我国实践三年以来的成效与问题,提出流域管理的发展趋势是向着智能化、法制化、标准化、系统治理的方向发展,以期可以为制度的优化与研究提供参考。

“双碳”人才体系建设视域下环境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国家“双碳”人才体系建设,要求高校环境法治人才培养应积极回应涉碳法治人才培养这一新需求。但现阶段国内高校环境法治人才培养模式普遍存在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培养目标泛化、课程设置需优化更新、实践教学不受重视和教学方法不适宜等方面。回应涉碳法治人才培养需求、环境法治人才培养理念需要完成四个转向,具体路径上需要优化培养目标、设置契合人才培养需求的课程、开展富有针对性的实践教学、选择适宜的教学方法。

《公司法》路径下企业环境合规两层体系构建

民商合一的大背景下,《民法典》确立绿色原则后便出现了将绿色原则引入《公司法》的声音。《公司法》引入绿色原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企业环境合规制度,不仅能够契合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理念,还能满足双碳目标对企业提出的要求,具有现实必要性。2023年修订的《公司法》将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纳入企业社会责任中,引入绿色原则。但由于该条文的倡导属性与条文位置减弱了绿色原则的地位与作用,不利于ESG制度的具体展开。因此,需要在宏观层面明确绿色原则地位,并明晰绿色原则与经济效益、企业自治的关系,处理好与其他部门法的衔接,发挥绿色原则体系性功能;在微观层面,对ESG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进行顶层制度设计,再配以监督救济机制,推进ESG实践体系的完善,构建《公司法》路径下企业环境合规的两层体系。

论我国环境法治中的环境正义

环境正义是较新型的环境价值观,由于经济、社会、历史等原因,我国环境立法中环境正义理念缺失,导致环境权益和责任分配不公,最终降低了法律的效率。事实上,环境问题不只是人与自然的失调,更是人与人关系失调的结果,因而要在我国环境立法中确立环境正义理念,明确环境正义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相关具体法律制度。

我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调整的比较探讨

从我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现状出发,分析其结构特点,剖析了现行排放标准执行过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并与美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进行比较,提出适应我国21世纪环境管理需要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调整的基本设想。主要包括: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建立在经济可行的技术基础上,脱离与功能区对应的关系,采用吨产品排放限值,缩小综合排放标准扩大行业排放标准,逐步按工艺、产品种类制定排放标准。

两大法系环境刑法重大问题的比较与借鉴

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运用刑事法律手段对环境犯罪加以制裁成为各国共识。由于历史文化与法律发展进程不同,两大法系国家的环境刑法亦有差异,但其宏观上仍有共通之处。我国环境的刑法保护起步较晚,法律规定有相当缺漏。本文通过对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典型国家有关环境刑法的若干问题分析研究,希望对我国环境刑法的发展与完善有所裨益。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环境法思考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深水区"后的核心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目前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主要依据是相关政策文件,推动了我国环境管理体制与法律制度架构的全面转型。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过程中暴露出的法律问题包括:环境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在冲突、环境执法改革的合法性问题、环境监察改革的合法性问题、生态环境损害问责的合法性问题。为形成适应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需要的环境法治体系,需要对环境法律规范体系、环境法治实施体系、环境法治监督体系、环境法治保障体系进行完善,并与生态环境保护党内法规体系相互衔接,在法治轨道内积极、稳妥地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中国环境法的定位转换与行政监管转型

行政监管作为中国环境法实施最为倚重的路径依赖,其功能发挥与实际效果从根本上取决于环境法相对于经济体制需求的自身定位。中国环境法在形成初期,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内生需求并不匹配,长期处于体制外挂的境遇,环境行政监管也难有实际作为。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部署,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社会公众对环境问题认知水平整体提升,中国环境法从体制外挂向体制融入发展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在中国环境法体制融入的发展进程中,环境行政监管也面临从从属向独立转型的机遇与挑战,需要着力解决长期以来环境行政监管职能碎片化的问题,对监管职能进行有效整合,并逐步推进环境行政监管从"政策驱动型"向"法律驱动型"转变,形成管理体制与执行机制相匹配的常态化监管机制。

《环境保护法》实施现状及其法典化“升级”

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际,对《环境保护法》实施现状进行系统评估具有重大意义。2014年修订《环境保护法》,确立其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立法中的综合法地位,宣示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构建统一监管体制和多元共治机制,强化环境执法司法手段,在总结三十多年环境保护法治建设实践基础上体现了“美丽中国”建设新要求。八年来《环境保护法》整体实施成效显著,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奠定了良好法治基础。在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推进过程中,《环境保护法》立法目的得到有效贯彻,生态环境统一监管体制基本建立,公众参与生态环境治理取得积极成效,以《环境保护法》为龙头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日趋完善;以多措并举的生态环境执法机制为基础,行政执法措施收效明显,执法改革不断探索创新,《环境保护法》主要制度得到良好执行;随着环境司法专门化专业化体系基本建成,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推进顺利,传统诉讼制度有效发挥生态环境保护功能,《环境保护法》司法适用取得突破性进展。然而施行至今,面对新时代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新任务新要求,《环境保护法》存在立法理念、立法思路、法律制度相对滞后,不能完全适应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目标等问题,迫切需要通过编纂环境法典方式加以完善,促进其实现从环境保护综合法到环境法典总则的“升级”,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良法”保障。

论我国环境资源法体系及健全环境资源立法

作者认为 ,环境资源法体系由三部分组成 ,一是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综合调整法 ,二是自然资源法 ,三是环境保护法 。

完善中国环境法体系之我见

我国环境法体系的基本形成 ,为我国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最基本的法律保证。但是我国环境法体系仍存在不少问题 ,亟需完善。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必须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 ,重新审视我国现行环境立法 ,加强环境法律、法规的立、废、改工作 ,建立和健全有中国特色又切实可行的环境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