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制度的发展脉络与变迁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作为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式,党内问责制度先后经历了初步发展期、曲折发展期、恢复发展期、全面发展期的百年求索之路。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党内问责制度的变迁是宏观环境、政治变量、关键节点和路径依赖相互作用的结果。制度环境的变化引发了党内问责制度的变迁,从严治党的政策理念等政治变量推动着党内问责制度的完善,关键节点决定了党内问责制度的走向,路径依赖使得党内问责制度不断强化。总体而言,党内问责制度的演变呈现出体系化、法治化的鲜明特征,展现了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以抓住“关键少数”为指引、以全覆盖监督为途径的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的缩影。

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三重逻辑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体现,推进与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在法治轨道上进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确立、运行与实现都离不开法治的领航与维护。事实上,自建党以来,我们党一直遵循在法治轨道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原则。在法治轨道上继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完善相关制度体系,提升人们的法治素养,丰富基层实践形式,确保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全面依法治国同向同行。

韩国社会企业发展现状、评价及其经验借鉴

社会企业作为推动社会创新的重要力量,被国际社会广泛关注。韩国是亚洲唯一一个以法律形式支持社会企业发展的国家,2007年制定的《社会企业育成法》极大地促进了韩国社会企业的建成。韩国在法律制定、财政扶持、运营支持、各级政府联合支持等维度对社会企业的帮扶政策,可为中国社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启示。

我国基本国策的实施机制:面临问题及政策建议

基本国策应是基本国情决定的某类具有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意义的问题的系统对策。但现阶段我国的这类政策从命名标准到实施机制都缺少制度性规定,导致基本国策存在名称被乱用、实施被搁置和冲突待协调等问题。根据实然标准下七个基本国策相关问题的制度成因分析,完善基本国策制定和实施机制,应从标准法定、过程完整;国策上位、保障健全等方面入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文化建设研究的现状、意义及前景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建设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重要进展。现今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拥有十分丰富的学术成果,但依然面临着深化理论,走出实效困境,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化、法治化等诸多难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法治文化建设的核心和灵魂,法治文化建设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培育和落实的重要方式和载体。以自由、平等、公正为核心的制度架构和法治架构可以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实践提供理论证成和前进方向,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未来具有十分广阔的展开前景。

论人格权的私力救济——兼论未来“人格权法”相关制度的确立与完善

人格权私力救济缘于人格权的自然权利属性,符合人格权固有性、防御性等与财产权相异的权利特征。人格权私力救济可以弥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普遍适用性与灵活性等的不足,克服公力救济在人格权保护与实现方面的滞后性与有限性。人格权私力救济的制度化有助于完成人格权法与刑法相关制度的对接,为民刑交叉案件中的法律适用提供必要的制度依托。在民法典总则部分设立民事权利私力救济制度的基础上,人格权法总则亦应将人格权私力救济制度设立于"人格权的保护"条款,并在其项下分设专门适用于人格权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与自助行为,进而实现法律对人格权私力救济行为的有效引导与合理规范。

20世纪罚金刑的兴盛机理与制度化发展趋势

20世纪以来,随着商品经济日益发达,刑法理念和财产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报复与威慑为特征的古代刑罚因其残酷与野蛮的特质已为现代社会所抛弃,刑罚的轻缓化改革和罚金刑地位的逐步提升成为刑罚历史发展的必然路径。回顾20世纪其理念与制度的变革轨迹,探寻其发展趋势,能够为我国罚金制度的建全与完善提供必要的理论启示。

也论典权制度的存废

分析典权的实质应从典权人和出典人两方面的角度出发,正因如此,其性质很难界定。根据我国台湾方面的经验,典权制度的弊端众多,同时基于我国国情考虑,其实用性和存在的基础已受到很大的质疑。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典权的制度化具有产生不利后果的风险。因此在新制定的民法典中不应规定典权制度,而直接由实践来检验典权是否还适合市场经济的需要。

控制权力:一个功利主义视角——县政“权力清单”辨析

目前我国县级政府推行"权力清单"的目的是要控制和规范政府的行政权力,目标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多样性变化而控制和约束权力的越界和不当行为,从而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确立在法治基础之上。"权力清单"的规范涉及中央与地方分权、政府职能转变、治理法治化等问题。然而,控制和规范政府权力,不仅涉及权力的结构性问题,更涉及权力的本质规定问题。县政"权力清单"的出台是在不触动基本权力结构的前提下做出的,也就是说,"权力清单"只是政府功能性权力的范围和职责的调整。规范县政权力必须在基本政治框架内和权力结构上做出制度性的调整和结构性的调适,不然,"权力清单制度"的推展不可能达到控制和规范政府行政权力的目标,只能是政府"自己规范自己权力"的单方面举措而已。

硬化国际金融法的探索——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视角

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远去,二十国集团领导的国际金融监管改革面临'执行难'问题。各国执行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广度、深度、方式和时间表参差不一,导致互相之间恶性竞争,改革目标落空,可能引发新一轮金融危机。造成'执行难'问题的根源是国际金融法的软法传统。本文提出'四维度理论',主张从义务、强度、授权、执行等四个维度硬化国际金融法,解决国际标准的执行问题。笔者建议推进建设强有力的金融稳定理事会,以金融稳定理事会为中心完善多边金融监管体系,并设想借鉴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机制,建立适用于国际金融监管的争端解决机制。

略论社会工作法治化

社会工作是专业工作,应该体现规范性。依法认定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依法评价社会工作,依法规范社会工作者的行为势在必行。社会工作法治化应该以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为目标,按照全新的标准确立社会工作职业的活动范围、具体工作内容,甚至包括从业伦理等要求。在职业化基础上进一步依法(或立法)拓展社会工作领域,提升社会工作效果,并使这种机制制度化,进而形成社会共同意识,实现社会工作的全面法治化。

我国行政执法制度变革的新制度主义解读

我国自1990年代开启行政执法变革以来,行政执法依据已从不确定到确定、从封闭走向开放。然而,运用新制度主义的组织分析视角进行解读,发现诸多制度性变革呈现出仪式化的特征而起着正当化的功能,但未能解决执法有效性问题。同时,行政主体的组织环境分析表明:垂直化的行政执法体制亦难以实现提升执法有效性的立法意图,需要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径。

制度性歧视的内涵与辨异

制度性歧视是由于国家正式规则的认可或者公权力主体的推行,使一定社会群体持续遭受普遍的、规范化的不合理对待。制度性歧视包含三个构成要素:公权力主体实施的歧视、以制度形态存在的歧视以及不合理的区别对待。与普通的歧视行为相比,制度性歧视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强制性、群体性和稳定性等特点。制度性歧视在性质上属于公法歧视,并且依据存在形态与行为性歧视相区别。它不仅包括多数群体对少数群体的歧视,还包括少数群体对多数群体的歧视。

法治视阈下社会协同治理的制度创新

社会协同治理是基于发挥不同主体的社会治理作用,构建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加强对社会的支持培育,发挥社会主体在自主治理、参与服务、协同管理等方面的作用而产生。社会治理需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其关键在于实现社会治理手段的制度化。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必须坚持社会协同治理的法治取向,尽快健全社会协同治理的法律制度,促进多元主体"共建"的制度化参与平台。

罗马法私犯之债法典地位的语义分析与体系解释

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在叙述结构上全盘接受盖尤斯《法学阶梯》人、物、讼三分法的同时却将私犯之债从物法之末移到诉讼法之首。针对涉及私犯之债和无体物的罗马法原始文献所作的语义分析和体系解释说明,盖尤斯和优士丁尼时期的罗马法中的私犯之债并非像契约之债那样被当作无体物的一种类型,而是独立于无体物体系。这对于当前侵权责任法在未来民法典中独立成编的体系地位,极富说明意义。

软法之治:现代大学制度构建之路径

现代大学制度是一个独立的内生自制系统,其内在构造模式呈现出一种"软法"意义上的规则系统;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需要妥善处理好权力(政治)逻辑、资本(市场)逻辑与学术(知识)逻辑之间的逻辑关系;应该探索从高校党委会改革、构建大学理事会、重构基层学术组织、改革大学学位制度等方面实现权力、资本与知识逻辑的制度化叙事。

当代中国的政治参与——政治现代化意义上的讨论

社会和经济现代化导致政治参与扩大,政治参与的性质和形式需要做出制度变革。但至今,民主政治建设并不具有政治参与扩大的制度化意义,精英参与体制在结构与功能方面没有出现根本变化,而且,面对多元社会的政治权利诉求,政治体制一直通过加强精英参与体制和经济增长来缓解和降低政治参与扩大对现行体制合法性所造成的压力,把政治参与诉求管控在以往动员式参与的组织动员水平上。然而,政治参与的广度或范围已经达到足以引起制度变革的水平和条件,因此,将政治参与纳入政治现代化的制度化与法治化的轨道之上,避免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导致政治社会失序,具有非常迫切的现实政治发展意义。

论人民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法治化

人民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法治化,步步推进,环环相扣,相互支撑,不断深化,集中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制度化、法律化、法治化尽管都是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和制度保障,但其具有不同的针对性、逻辑层次、思想内涵和社会政治功能。三者之间既相互促动、相互支撑,又各有其鲜明特征和关注重点;彼此之间虽多有交叉重叠之处,又不能彼此混同或取代。三者配套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体系。总体而言,人民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法治化是一个不断递进升级的政治文明化进程,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进步,也是我们把握和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历史进程的思想图景。

党领导政法工作制度化的内涵、特征与功能——以《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为分析蓝本

“政法工作”是我国政治发展及其法治化转型过程中特有的法政治现象。党领导政法工作是在革命、建设和发展中形成的一种工作类型、工作方式和政治传统。党领导政法工作制度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重要内容,属于党的领导法规制度范畴。《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具体规定了党领导政法工作的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和职责范围,标志着党领导政法工作进入了制度化发展新阶段。在党的领导实现制度化法治化进程中,党领导政法工作及其制度化法治化是关键环节,其政治性与法治性、系统性与科学性、专业性与协同性、稳定性与发展性及其有机统一等基本特征,影响着国家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的严密性、科学性、协调性、有效性,这也决定了它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推进党领导政法工作制度化建设及法治化进程,应以实现国家政治体的法治化转型、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保障相关政府部门公正执法和司法机关公正司法为前提并实现社会稳定及其有序发展为基本要求,在政法工作各部门深入贯彻实施政法工作条例,通过实施后评估、反馈和总结,在具体实践中不断优化政法工作及其制度的结构与功能。

惩罚措施对村规民约法治功能有效性的影响——基于F省Q市Y县的实证调查

村规民约具有规制惩戒、预期导向及化解纠纷等法治功能。然而,制度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制度所预期秩序的形成,实践中村规民约法治功能的有效性存在差异。通过对F省Q市Y县的实证调查,以考察惩罚措施与村规民约法治功能有效性之间的关系,发现惩罚措施是影响村规民约法治功能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并且不同惩罚措施下村规民约法治功能的有效性存在显著差异。为此,应完善村规民约的惩罚性制度安排建设,进而提高其制度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