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法定原则三阶:中西协商民主税收立法史辨

税收法定原则是人类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完善的必由之路,其制度基因密码是协商民主。税收法定原则呈现出两个层面的三级阶梯递进模式:在法律层面,它包含议会自主立法、授权立法、平移立法三级立法模式;在政治层面,它经历英国、美国、中国三级协商民主政治制度。科学理解税收法定原则应当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既客观肯定英国古典税收法定原则的历史进步性,又充分关注美国现代税收法定原则的时代变革性,同时还应当甄别其由阶级局限性和政治保守性决定的反协商民主的阶级本质。新时代中国税收法定原则具有包容、吸纳西方先进历史经验的开放性,能够全面、真正践行协商民主,在全国人大主导下,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热情和智力,实现税收立法效率最大化和立法质量最优化,真正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

封闭型公司股权让与担保涉税问题研究——以应税事实认定为依归

股权让与担保在实践中暴露出的税负劣势,成为市场主体适用其作为融资手段的阻碍。为解决股权让与担保的税负劣势,由担保人、被担保人在达成股权让与担保合意之初即向国家统一的股权质押登记平台备案登记。同时,税务机关在核定应税事实时,将基础合同与担保合同的当事人作为一个“特殊利益团体”,以整体、联系的视角对该团体引发的所有经济事实、法律事实,进行综合认定。

论股权转让私法事实与退税请求权规范的法律涵摄

私法事实及其经济效果的发生是税法规范进行评价的前提。在股权转让的私法事实中,若纳税人在缴纳个人所得税后合意调减股权价款的,业已变动了作为所得税缴纳依据的私法事实及其经济效果,然而纳税人能否就此请求税务机关退还部分税款,则应当以是否符合退税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为判准。但拘囿于现行税法尚未就纳税人请求税务机关退还多缴税款之情形与规则予以明确,在税收法定原则的掣肘下,股权转让价款调减之私法事实是否能够经过税法规范的评价导引出纳税人的退税请求权不无疑义。究其实质,由于在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中存在期待利益和归属利益二分的经济利益形态,而《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1条(退税请求权规范)中的“应纳税额”应当与何者发生涵摄关系在理论上并不明朗,且缺失针对股权转让价款减少后退税的具体构成要件,双重缘由共同导致私法事实与税法规范的涵摄出现梗阻,致使纳税人在股权转让价款调减后是否应当享有退税请求权并无定论。职是之故,应坚持经济实质主义的立场,立基于所得税规范关注财产变动和归属利益的经济实质,着眼于股权转让私法事实中权利变动和归属利益移转之向度,在税收债权债务关系说理论模型的框架下,通过实质课税原则的运用和对私法上不当得利原理的镜鉴,导引出纳税人在股权转让价款调减后的退税请求权。藉此,兹以纳税人在股权转让价款调减后的退税请求权之证成为例,通过对税法规范的法律续造,探明税法规范与私法事实相互涵摄的内在机理,由此将可以避免因制度供给的不足和文义解释的模糊而带来的与私法事实之经济效果相背离的税法评价,进而推进税法规范与私法事实的良性互动,引导实践的正确走向。

税收法定原则之内涵与进路

税收法定原则与现代国家相伴而生,是民主法治理念在税收领域的体现。近年来,我国明确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这就需要以理顺该原则发展脉络为前提,进而明确其本质内涵在于对征税权在规范的基础上达到有效控制。现阶段,我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存在着现实问题,横向授权立法上表现为比例失衡、内容宽泛、转授权情况普遍;纵向分权立法上表现为地方机关立法权限狭窄、无实质立法权、行政机关主导税收立法。因此,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的落实应当在梳理理论发展、明晰本质内涵、剖析现存问题的前提下,完善税收法律体系,实现对授权立法的有效规范,合理扩大地方立法权限。

论税收法定主义之内涵——对日本学者金子宏学说的一点质疑

日本学者金子宏在《租税法》一书中 ,将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概括为“课税要素法定主义、课税要素明确主义 ,合法性原则和手续之保障原则”等四项 ,该观点值得商榷。从三个方面可以证明税收法定主义所解决的是税法中的实体问题 ,而非程序保障问题。这三个方面是 :该原则的目的是反对政府无故剥夺国民财产 ;税收法定主义的诸多功能来自对政府征税的要求进行约束 ;程序保障包含于税收法定主义将使得该原则实际上成为不可能。因此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只应包含税种法定、税收要素确定这两个方面的实体内容。

森林生态环境维护税的理论设计与实施对策

本文通过对森林生态建设公益属性的阐述 ,论证了森林生态环境维护税设计的理论机理 ,指出借助政府力量 ,合理征收森林生态环境维护税 ,可变生态建设的经济外在性为生态建设单位内在的经济推动力 ,由此形成一个有效的资金循环通道 ,促进我国生态建设事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论述了森林生态环境维护税的征税原则、征税范围、税率设计、税收归属等问题 ,并对森林生态基金的高效使用提出了具体管理方法 ,以及公益林归属的体制改革设计和税率制定中所涉及的税负转移问题。

税收法定原则与我国税收立法完善

完善税收立法是我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从而实现法治财政的关键,通过对比我国与美国的税收立法,研究了我国税收立法权、税收立法体系和税收立法程序的现状,分析了我国现行税收立法中存在的观念误区和实践偏差。我国的税收立法都是在税制改革进程中进行的,基于税制改革变动性与税收法律相对稳定性之间的关系,本文提出完善我国税收立法的路径,以利发挥税收立法对我国税制改革的指引和推动作用。

房产税的税则遵循与公平需求

税收原则体系集中地反映了一个国家在某一时期的治税思想,不同的税收原则在税收原则体系中的位置体现了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要求,是指导税收改革和税制设计的核心准则。对房产税改革的内外源动因的分析表明,针对人们更为关注财政和效率功能的误区,房产税改革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体系:首重公平,财政次之,效率原则是公平性和财政性的平衡与评判标准。

国际税收竞争理论与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在我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的背景下,国际税收竞争理论与实践对我国税制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应辩证认识国际税收竞争,立足国情,积极参与适度国际税收竞争,促进国家之间的税收协调,尽量避免恶性税收竞争;进一步完善税收立法、执法和司法体制,重新审视税收主权与协调。

税收法律主义及其在当代的困惑

税收法律主义可区分为形式意义上的税收法律主义和实质意义上的税收法律主义。前者要求由立法者意志决定税收问题;后者还要求税法的内容必须公平。由于立法者的认识能力、所使用的语言工具以及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税收法律主义正面临诸多困惑与挑战。

实质课税原则适用中的财产权保护

实质课税原则是税法适用中的具体原则,其理论基础是量能课税,适用领域主要涉及纳税主体资格的确认、税收客体的归属、征税客体的合法性、无效和可撤销行为的税务处理、税收规避防范等方面。为了贯彻税收实质公正的理念,严格恪守税收法定主义的立场,我们必须坚持法律的实质课税主义,并注重在具体的条款中来落实实质课税的精神,协调好国家征税权与私人财产权的冲突,真正做到依法治税与实质课税的有效统一。

论税收调控法与税法基本原则的关系

按照目的的不同,税法分为财政税法、经济税法(或称税收调控法)和社会税法三大类。因此,学界通常将税收调控法作为税法整体的一般性认识有误。从税法基本原则的角度看,首先,税收调控法必须受税收法定主义这一首要原则的约束;其次,税收调控法不适用于税收公平和量能课税原则,但却招致比例原则更严格的审查和限制;再次,在税收效率原则中,税收调控法在不符合税收行政效率原则的同时,却与税收经济效率原则保持着内在的统一性。所以,税收调控法与财政税法有别,并非等于税法整体,而仅是税法的一部分。

税收法定原则:英国19世纪的演进及启示

19世纪英国引入了现代所得税,国家与人民之间的财政联系更加紧密,同时也更具张力,传统上保护纳税人权利的税收法定原则有了新的发展。论文探讨了税收法定原则表述的形式,上议院财税议案审议权的衰落,以及下议院财税议案审议权面临的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以充分保障纳税人的宪法权利是一项需要探索的新任务。同时也探讨了英国19世纪税收法定原则发展的经验对我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启示。

个人所得税作为财产权限制——基于基本权利教义学的初步考察

传统上,个人所得税被认为与财产权保障无关。但在财产权的保护范围从"物"向"财产利益"、从"存续保障"向"价值保障"扩张后,所得税开始被纳入财产权的问题视野。个人所得税应被界定为财产权所应承担的社会义务,而非对财产的征收。征收个人所得税,应当作为对财产权的限制而接受合宪性审查。宪法上的比例原则、本质内容保障与税法上的量能课税、半数原则等有学理上沟通的必要。

房产税改革的正义原则与法治路径

房产税改革的现实动因是调控房价、筹集地方财政收入和调节收入分配,改革的逻辑基点是对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实现利益均衡。为免房产税改革对纳税人权利造成损害,应将形式层面的税收法定和实质层面的量能课税作为改革的正义原则。这要求房产税改革应循法治路径展开,在制度设计中合理定位改革目标,遵循法定和量能原则,并在法制层面适时评价改革试点的成效,推动房产税改革的立法进程。

宗法、户籍与宗族——以大埔茶阳《饶氏族谱》为中心的讨论

明代以降,随着士庶宗法观念的改变,形成了近世宗族制度的新规范,在这样的规范下形成的地方宗族,成为建立正统化社会秩序的基本方式。以往的研究已揭示,在明清宗族规范建立和衍变的过程中,宗族内部的权力关系及管理运作机制的改变常常是通过祖先祭祀制度的变化、里甲户籍登记和赋税征收方式的改变来实现的。不过,我们对于这个变化过程的具体细节和内在的机制,尚缺乏足够深入细致的了解。该文利用广东大埔县《茶阳饶氏族谱》中的有关记载,讨论地方宗族形成过程中宗法原则的变化与里甲户籍登记制度变化的关系。大埔饶氏宗族在明清之际,通过在宗子设置和里甲户籍登记上数易其制,建立起一种新的宗族社会的秩序。

论税收伦理

最适税收理论运用了福利经济学的工具,在传统的税制设计目标的论述中增加了分析的力度。但是,它拘泥于经济学上的功利主义福利分析方法,仅仅涉及一个人怎样在不同的时间里分配他的满足,而不关心满足的总量怎样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仅仅考虑人的需求,而不考虑环境的需要,助长了税收经济主义的倾向,导致了生态环境的蓄意破坏,税收公平性的失调。税收效率固然重要,但正义和可持续性也必不可少。必须在生态哲学观基础上研究我国的税收制度,才能促使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我们的税收命题不仅仅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应该是"取之于民和自然,用之于民和自然"。

环境税税制设计的探讨

结合国外经验与中国国情,论述了环境税的设计原则,探讨了在我国开征环境税时,税制三大要素:税种、税基和税率的制定及实施方法。

中国非居民企业间接股权转让反避税规则的反思与完善

中国已初步建立了针对非居民企业间接股权转让的反避税调整机制,以预防和处置可能出现的税务欺诈或避税行为。然而,税收管辖权的不完备性、认定标准的模糊性,以及税收征管模式等方面的制度性缺陷,已经成为实现特别税收调整意图的障碍。结合中国反避税实践以及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整体部署,应在坚持税收法定主义的前提下,健全立法、完善规则,以实现国际税收协作与正义。

论实质课税原则适用之限制

实质课税原则作为从税收公平原则之中发展而来的一个次级原则,虽然具有深化税收公平原则、实现税收义务分配实质公平的功能,但它的运用却必须受到纳税人财产权保障原则、生存权保障原则和税收法定原则的限制。否则,就会破坏纳税人的财产权和生存权,破坏税收法律制度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并从根本上危及税收法律制度的合法性和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