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破产债权审查中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用

面对破产债权审查中以虚假生效法律文书申报债权的频发现象,具有打击虚假诉讼功能的第三人撤销之诉为破产债权人提供了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又一救济路径。基于破产程序参与主体多元、利益纷争复杂的特殊性,应当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用做出特殊安排与协调。破产程序中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格原告范围既涵盖全体破产债权人,也包括管理人,但原则上应由管理人提起,仅在管理人怠于行使其职权时,单个破产债权人方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仅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由作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法院审理,而不适用破产法集中管辖之规定。在既可以通过第三人撤销之诉又可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救济时,管理人可任意选择适用,但选择其一便视为对另一救济程序的放弃。

党委审计委员会成立运行与预算执行偏离研究

2018年中央和地方党委审计委员会陆续成立和运行,旨在更好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从预算执行监督角度出发,考察省级党委审计委员会成立运行前后省级预算执行结果的变化。以支出预算偏离作为预算执行结果的代理变量进行检验发现,党委审计委员会成立运行后,省级支出预算偏离显著减少;所在省份财政透明度越高,省级支出预算偏离在党委审计委员会成立运行后减少得越多。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党委审计委员会的成立运行通过强化地方政府领导对经济监督的参与程度以及提高地方审计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实现了支出预算管理效率的提升,从而减少了支出预算偏离。利用各省预算执行审计报告进一步研究发现,党委审计委员会成立运行后,支出偏离越多的省份,越容易被审计出更多问题。研究结论为党委审计委员会在预算管理中的治理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助于深化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解,对审计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有一定启示作用。

基层党组织执行力建设的百年探索:理论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史,也是基层党组织执行力建设不断加强的百年史。从经验看历史,执行力建设贯穿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全过程。从历史看经验,建党百年,党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都是与基层党组织强大的执行力分不开的。基层党组织强大的执行力始终是我们党坚强有力的基础支撑,执行力建设始终是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中之重。对基层党组织执行力百年建设进行理论总结与实践梳理,既有助于我们对基层党组织执行力建设的内在规律有更为清晰的认知,也有助于我们揭示基层党组织执行力百年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从基层党组织执行力视角来回答百年大党为什么能这一宏大命题。同时,展望新时代,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大局”背景下,对于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执行力建设,将基层党组织真正建设成为党在基层的坚强战斗堡垒也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执行力建设:逻辑起点、影响因素与优化路径

完善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伟大自我革命的关键举措,党内法规是这一体系内容的具象化载体。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执行情况受到党内法规的制定水平、普及程度、执规主体素质与监督约束力度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党在推动自我革命制度化与发挥制度基础功能方面已取得重要成效,但仍需进一步提升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执行力,从而更好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该体系的内在潜能和关键效能。总体上看,可以通过四重路径实现以上目标:第一,强化立规质量以提升党内法规制定的科学程度;第二,拓展公开渠道以提升党内法规普及的宣传广度;第三,依托权威资源以提升党内法规教育的内容深度;第四,严肃执纪问责以提升党内法规监督的威慑力度。制定立体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有助于为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执行力建设提供稳定基础,保障党的自我革命事业方向正确、有理可依、支撑稳固、动能强劲、实践规范。

诉讼威慑与公司治理优化——基于康美药业集体诉讼的事件研究证据

股东的权利,从享有公司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到提起诉讼要求损害赔偿,被广泛认为是一个经济体中有效配置资本的重要影响因素。康美药业案作为中国第一起实质性集体诉讼,其判决结果深刻影响了资本市场主体的行为。采用事件研究法,以2018—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2021年11月12日康美药业证券虚假陈述集体诉讼案一审判决所带来的强化股东保护的公司治理效应。结果发现,盈余管理程度高、被交易所问询多以及存在关联交易的企业,在康美药业案一审判决前后的市场反应更差。此外,相较于其他重要事件日,一审判决对潜在违规企业的威慑更为明显,且威慑效应具有持续性,公司更倾向于守法经营,带来公司治理的优化。为保障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建议政府进一步降低集体诉讼门槛和维权成本,为投资者提供便捷有效的诉讼维权渠道;上市公司增强财务信息质量和透明度,守法经营,依法披露,提升内部治理水平。

隐私计算技术在铁路行业应用刍议

随着工业互联网背景下各行业数据融合加快,铁路信息系统业务涵盖范围的不断拓展,与外部实现跨域业务数据流通的需求不断增加,供应链数据安全也逐渐成为铁路数字安全体系中的一个关切点。隐私计算作为保障数据安全流通的重要技术,以其“数据可用不可见”的交易优势,可以有效解决铁路与供应链企业间数据流通安全的问题。文章对隐私计算的安全多方计算、联邦学习、可信执行环境等技术进行研究分析,参考隐私计算相关标准,提出铁路隐私计算技术架构,初步探讨隐私计算技术在铁路行业供应链中应用,以期为铁路企业与外部业务相关方开展数据共享应用提供安全屏障,促进铁路数据跨域安全高效流通,进一步发挥数据价值倍增和溢出效应。

隐名股东排除强制执行的类型化研究

在执行异议之诉中法院应考察案外人是否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权益。获得公司认可的隐名股东享有欠缺对抗效力的股权,未经公司认可的隐名股东仅能基于相应合同享有债权。在确定了隐名股东权益性质后,法院仍需诉诸更实质性的利益衡量。通过信赖原理与归责原理的互动,以及证据视角的引入,可以构建一个更具层次的效果评价框架。隐名股东的产生主要源于股权代持、股权让与担保和股权让与后未变更工商登记。应当在考察案外人是否系实际权利人后,权衡名义股东一般债权人的信赖合理性以及隐名股东的归责性,进而对上述情况进行类型化处理。对债权人信赖与隐名股东归责性的判断系法律推定,因此可以被诉辩双方的反证推翻。

论被执行人在案外人异议之诉中的诉讼地位

最高人民法院将案外人异议之诉的法律性质定位为诉讼法上的形成之诉或复合之诉,关于其方向性却贯彻了旧给付之诉说将案外人异议之诉理解为与第三人主参加之诉同义的第三人执行参加之诉的观点,由此产生了《民诉法解释》第305条根据被执行人是否反对案外人异议确定其在案外人异议之诉中的诉讼地位的畸形规定。如果认为案外人异议之诉是兼具形成之诉和确认之诉特点的复合之诉,应当以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作为必要共同诉讼的被告。如果关于案外人异议之诉的法律性质学说采除已被历史抛弃的旧给付之诉说外的其他学说,应当以申请执行人作为被告,但基于防止矛盾裁判、一次性解决纠纷等司法政策的考量,应强制合并案外人异议之诉与确权之诉。

制度执行力建设: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关键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本质属性是以自我革命为主题的制度集合,发挥制度集合效能的关键在于制度执行力建设。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不仅要注重制度构建,更要增强制度执行力。面对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执行中存在的执行难、执行弱、执行梗阻、执行走样等执行力不强问题,必须强化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执行力。要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对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执行力认识的政治站位;坚持系统观念夯实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执行力的基础;坚持问题导向健全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执行机制;抓住“关键少数”提升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执行主体的制度意识;涵养政治生态优化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执行环境。

论基于生效法律文书的个别清偿在破产程序中的撤销

在破产临界期内,债务人依据具有执行力的生效法律文书实施个别清偿极有可能加速债务人资不抵债的到来,难以维护债权人的整体利益,实现全体债权人平等受偿的破产法目的。对于这种实践中常见的偏颇行为撤销情形,《破产法解释二》第15条却采取了破产撤销权“否定说”的制度安排,该规定有利于保护当事人对生效法律文书的信赖利益,却无意中为特定债权人恶意利用诉讼、仲裁等方式“哄抢”债务人财产提供了制度温床。在破产撤销权行使受阻的情况下,有必要在程序法上为受损害的其他债权人寻找救济渠道。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20条对于普通债权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采“肯定说”,为破产领域提供了类推适用的解释论空间。基于破产撤销权与债权人撤销权原理上的相似性,应允许管理人以诉讼担当人身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来对抗已为生效裁判既判力遮断的偏颇性清偿,并通过降低申请人证明标准,证明责任适当转换,加大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力度以及拓宽管理人调查取证权等手段,破解“恶意串通”要件事实证据偏在的困境。

论制度执行力的优化路径

当前,在政府治理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制度低效执行、选择替代执行、对抗过度执行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了制度治理效能的发挥。制度设计合理性不足、人们的制度意识淡薄、制度执行环境不良等是导致制度执行力不足的主要原因。因此,优化和提升制度执行力,必须完善制度设计、优化制度供给,加强制度意识、强化制度之治,净化制度执行环境、多维监督制度执行,最终实现制度之治。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提升企业ESG表现吗?

选取2013—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表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够显著提升企业ESG表现。机制研究表明,党组织参与治理可以通过提升高管环保认知和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两个路径提升企业ESG表现。此外,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可以促进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在党委书记兼任公司董事长的企业中更加显著。

虚假诉讼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原理及其救济

虚假诉讼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实质是在诉讼过程中未给予原告、被告、共同诉讼人、第三人正当程序保障,但却在诉讼结果上对其实体权利义务产生不利影响。实体法上的代理、法律行为效力、无权处分、合同相对性、债的保全、不当得利、侵权责任等制度均能够为受害人提供一定救济,但无法消除虚假诉讼生效裁判之原有效力及其附随效力的不利影响。诉讼法现有的上诉、再审、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分配方案异议及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等非专有程序救济机制对虚假诉讼受害人的保护不够充分和周延,也无法与实体救济机制协调对接。立法论上,以第三人撤销之诉为基础建立“案外人撤销之诉”作为专有程序救济机制,可以为虚假诉讼受害人提供较为充分的救济。当然,虚假诉讼的治理还有赖于立案程序和审理程序的识别与防范。

何以最高: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创构史

新中国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创构,本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理论和建政学说的中国化实践。基于巴黎公社确立的社会主义建政原则、苏俄/苏联的苏维埃制度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苏维埃和边区参议会的探索发展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创制出新,“五四宪法”全面建构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各项制度体系。厘定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最高性,需要释明四组关系:党的领导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人民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与宪法的关系,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与其他中央国家机关的关系。经由四组关系的对比和判断,方能确定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何以最高”。基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创构史,可归纳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四点规范内涵:最高并非自足,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党领导人民建政和执政的政治机关;最高立基民主,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在民主的基础上形成人民的政治一致性”的代表机关;最高但是有限,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旦完成制宪后就成为宪法之下的有限机关;最高兼容分工,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产生并监督其他中央国家机关的权源机关。

Anti-corruption needs a Party law

The tide of anti-corruption swept across China, anti-corruption within the Party is a top priority. It needs sound legal regulation, but now our country doesn＇ t have a specific law to regulate the Party, leading to Party members has not been well constrained about the execution of the power.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making a Party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rbing corrupti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function of Party law.

政策试验中的多方互动与知识生产——以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为例

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政策试验的知识生产过程模型,为应对不确定性的挑战,政策系统通过互动交流提出新概念,传递出新愿景、新思路,决策系统在接受了新概念后,构建议题学习网络,鼓励政策专家、地方官员、利益相关者参与,促进议题学习和知识生产。政策试验中的议题学习可分为愿景学习、试点学习、整合学习和规范学习四种类型,分别形成概念知识、项目知识、系统知识、制度知识。在持续的议题学习中,逐渐降低政策议题的不确定性。为促进政策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政策试验需要构建政策知识的共同生产机制,在决策者、政策专家、地方官员、利益相关者之间增进互动与对话,对不同来源的信息进行整合应用。

仲裁案外人权益救济机制的立法展开——基于我国《仲裁法》《民事诉讼法》修订和《民事强制执行法》制定的协同考量

“虚假仲裁”等侵犯仲裁案外人权益的情形受到广泛关注。在我国,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征求意见稿)》、2021年司法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以及202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分别为仲裁案外人设置不同的救济路径。不同的救济路径背后是既判力绝对效和相对效理论的争论。伴随着仲裁机构“民间性”回归和对仲裁裁决效力认识的深入,仲裁裁决既判力应当坚持相对效。因而,应摒弃构建仲裁案外人提起撤销仲裁裁决之诉、申请不予执行等专门独立型救济机制,根据“侵犯物权型”、“虚构债务型”和“减少责任财产型”这三种可能侵害仲裁案外人权益的情形,挖掘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等规定的案外人异议之诉、分配方案异议之诉、撤销权之诉、确认无效之诉、侵权之诉等非专门独立型第三人救济路径。

虚假诉讼中受害普通债权人救济程序之辨——基于法教义学的分析

基于既判力的相对性,法院对虚假诉讼所作的生效裁判对普通债权人没有既判力。虚假诉讼的生效裁判损害的是普通债权人根据《民法典》第五百三十八条、第五百三十九条规定享有的撤销权,或者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所享有的确认无效的权利。据此,普通债权人有权对虚假诉讼的生效裁判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但其身份是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真正侵犯普通债权人合法权益的是债务人与受让人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而非法院对虚假诉讼所作的生效裁判,故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区分撤销原生效裁判与撤销债务人与他人民事法律行为(或者确认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二者在法律效果上的本质区别。前者并不当然导致债务人与他人的民事法律行为撤销或者无效,普通债权人需要另行提起诉讼撤销债务人与他人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确认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党内法规执行力提升中的非正式制度研究

党内法规执行是党内法规制度发挥实际效能的根本途径,也是维护党内法规权威性的重要因素。非正式制度是提升党内法规执行力的重要方式,然而,国内学界较多关注正式制度对党内法规执行力的影响,对非正式制度的关注相对不足。中国共产党创造的非正式制度主要可以划分为“政治传统维度”“政治心理维度”“政治社会维度”和“政治象征维度”。非正式制度约束力的建立和延续并非一劳永逸,而是一项长期任务,新时代需要从培育规矩意识与理想信念、发挥主题教育的引导作用、塑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优化党内非正式制度,持续发挥非正式制度对党内法规执行力提升的促进作用。

如何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基于TOE框架的组态分析

研究企业绿色创新绩效驱动模式对我国绿色发展至关重要。以环保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必要条件分析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讨“技术—组织—环境”层面的6个前因条件如何联动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研究表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受多个因素共同影响,党员高管对提升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普适作用;单因素主导型、双因素叠加驱动型、全维度协同驱动型三类创新模式可以实现企业高水平绿色创新绩效,非高绿色创新绩效路径为两条,与高绩效驱动路径存在非对称关系;数字化转型与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存在高度一致性,并在特定条件下,空气污染与未吸收冗余在驱动企业高水平绿色创新绩效中存在替代关系。研究结论可以为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实践提供新洞见与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