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实施能力初论

诉讼实施能力是当事人获取诉讼信息、进行辩论以及有效实施其他各种诉讼行为的能力。这种能力既不同于诉讼权利能力也不同于诉讼行为能力,它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是当事人本能、体能、智能和财产能力的总和,是当事人实质性的诉讼能力。民事诉讼中客观存在着诉讼实施能力的差异,通过完善相关制度,均衡当事人之间在诉讼实施能力上的巨大差异,有利于保障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实质平等,促进诉讼公正的实现。

论通知移除规则与诉前行为保全的协调适用--以涉电商平台专利侵权为视角

通知移除规则适用于专利领域已逐渐形成共识,合理使用该规则不仅能起到纠纷解决的分流作用,而且该规则的适用申请具有便捷性的特点,无需通知人提供担保。但该规则的适用存在利益失衡的问题,诉前行为保全与通知移除规则在规范目的、启动要件、法律效果等方面具有共性,其特有的优势可以补正通知移除规则的劣势。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为优化两种措施提供了方向:通知移除规则的适用应提高侵权的初步证明材料要求,电商平台审查义务不宜设定过高。调整法官恰当认定诉前行为保全的标准,诉前行为保全申请不必全都要求提供担保,同时建立并完善法院与电商平台的对接机制。

功能主义视角下知识产权诉前行为保全制度的激活

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程序服务于战略布局,既要公平解决纠纷维护市场秩序,又要高效化解纠纷以反向激励市场主体创新。进行知识产权诉讼特别程序的系统化构建固然具备宏观长远意义,但现行微观程序的激活与功能挖潜更能有效解决现实问题。知识产权诉前行为保全制度内涵“维持现状”的基本功能,并在域外实践中展现出提前化解纠纷的潜在功能。该制度在我国运行现状不甚理想,本文在厘清基本理论问题的基础上,基于规则分析与实践检视剖析问题症结,并以功能主义理论为分析工具,重点聚焦运用言辞审理形式、适度放宽审查期限、综合评价审查要素、灵活运用担保规则,建构以提前化解纠纷为功能取向的知识产权诉前行为保全程序。

行政诉讼类型界说

行政诉讼类型是依照一定标准对人民法院审理具体行政行为的活动进行归类而形成的诉讼形态。它具有内容的概括性、划分标准的多样性及与诉讼活动联系的密切性三个特征。它与刑事诉讼类型、民事诉讼类型、行政诉讼模式、行政诉讼请求、行政判决有一定的联系与区别,在本质上体现了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救济。

论意思表示不真实的非诉讼离婚协议之效力

非诉讼离婚协议是婚姻双方当事人不经由法院自主对其人身关系、财产关系进行处分的意思表示合集。在签订非诉讼离婚协议的时点,一方或双方意思表示不真实会影响构成该协议的解除身份关系行为、财产性处分行为的效力。通过原因行为理论作用于确认身份关系终止行为及确认财产性处分行为,从而使受害人在受有不利益时获得法律救济。

法官诉讼行为之反思性解读——以刑事庭审活动为中心的分析

法官诉讼行为在刑事庭审活动中的实施直接关系到司法正义的实现及其程度。本文以中国现实的司法环境为基点,从权利告知、证据调查及程序引导等三个方面对法官诉讼行为作出了反思性评述,并对引起法官诉讼行为偏差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尝试性的初步分析。

也论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

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限制过于严格 ,尤其是抽象行政行为被排出在司法审查以外。因而 ,应拓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

民事诉讼是否可以附带行政诉讼

在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交错发生、民事争议与具体行政行为关联的情况下,争议的当事人可以有不同的诉讼选择,但诉讼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确定民事权利。建立民事诉讼附带行政诉讼制度有其充分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民事诉讼附带行政诉讼可以扩大审判权对行政权的制约监督范围,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维护司法统一,充分保障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

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问题探讨

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限制过于严格,有碍公民宪法权利和依法行政目标的实现,也日益暴露出与世界法治趋势不相一致的矛盾,应当予以调整。涉及公共利益损害的行政诉讼,实行"公民有权"原则,规章及以下层次抽象行政行为、行政行为合理性问题应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缩小行政终局裁决的范围,赋予更多的行政相对人以原告诉讼资格。

我国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的确立及其构造

我国民事诉讼法上虽有多种救济被执行人实体权益的制度,却无法应对"解除原执行依据执行力"的问题,也不能解决被执行人的相关实体争议。以执行异议制度处理实体争议,会偏离该制度救济程序性权利的功能,违反"审执分离"原理;再审之诉作为纠正错误裁判的补救程序,无法解决非因裁判引发的实体问题;另行起诉的根本缺陷在于无法排除执行依据的执行力。我国有必要引入大陆法系国家专门为救济被执行人实体权益而设立的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以更加有效、周全地保障被执行人的实体权益。作为一种因执行阶段出现实体争议而设置的审判程序,债务人异议之诉要适度、合理地发挥作用,需要特别而精致的程序构造。

论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完善

新《公司法》规定了股东的派生诉讼提起权,但我国派生诉讼制度目前在实践中尚存在一些问题,完善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一方面应当通过赋予胜诉股东某些特定直接受偿权,强化激励机制,鼓励中小股东积极维护公司及其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要健全派生诉讼的约束机制,通过设置前置程序和恶意诉讼赔偿等措施,防止权利被滥用,减少滥诉现象。

略论欠缺诉讼行为能力人诉讼行为的效力

欠缺诉讼能力当事人诉讼行为效力是指具有诉讼权利能力而不具有完全诉讼能力的人所实施的诉讼行为 ,因其缺乏诉讼行为主体生效要件 ,在诉讼法上产生何种法律后果。我国应当从司法公正与程序安定、诉讼效益的平衡、对当事人保护与制裁的平衡等角度出发 。

浅析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自诉案件遵循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而公诉案件一般情况下是由公安司法机关负责证明责任,而公安司法机关的证明过程中有些法律的适用或责任的完成并不完全尽如人意。笔者主要就公诉案件证明责任履行中的几个争议问题作一简单探讨,以期对我国立法、司法活动能有所裨益。

论我国宪法权威的缺失及建构途径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在法律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宪法权威存在于三个层面:法律文本上的权威和公民意识中的权威和社会实践中的权威。我国存在着宪法权威缺失的情况。建构宪法的权威,同样需要从法律制度、思想观念、社会实践三个方面作出努力。

任意的当事人变更

作为一种常见的司法现象,任意的当事人变更根据导致当事人变更的行为可分为三大学说。诉的变更说是德国通说,其无法在日本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文框架下获得立法支持,而且新当事人被旧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完全拘束这一点在很多情况下对新当事人非常不利。新诉提起与旧诉撤销说是日本通说,其将当事人的变更视为新诉提起与旧诉撤销这两个可分现象,通过法律解释可以认为已经发生的诉讼结果能够适度地在新诉中被利用。特殊行为说作为改良学说登场,但无法说明与新诉提起与旧诉撤销说的本质区别,且无法提出新当事人被旧当事人的诉讼结果所拘束的充分理由。在条件以及效果都没有显著不合适的情况下,应当支持新诉提起与旧诉撤销说。

论《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宋代讼师的负面作为

宋代讼师存在官方与非官方两种类型。官府要求诉状必须出自官方认可的书铺,并严格规定诉状书写的格式,这不仅体现了官府对民间诉讼的掌控,也流露出官府欲与非官方讼师抗衡的意味。讼师教讼、勾结官吏和抗衡官府的负面行为对百姓生活、地方政府的政务运行以及地方政治生态都产生了恶劣的影响。讼师群体中负面个体的恶劣行径是导致讼师污名化的重要原因,也是士大夫对讼师负面书写的现实依据。

论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

建立现代诉讼制度,确立民事诉讼证据观念和操作规程,法律工作者应对此进行充分的理解和认识。如此才能真正体现法律公正,解决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

浅析我国行政指导的性质及诉讼范围

行政指导的性质决定着行政指导被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我国应当尽快完善相关立法,明确将内容违法、程序违法、职权违法、违背信赖保护、侵害第三人利益以及不作为的行政指导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人格权紧急救济之诉的程序机制与阶梯式证明

《民法典》第997条规定的人格权停止侵害紧急救济之诉,对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临时救济机制形成的冲击,只是拉开了预防性侵权责任挑战现有拼盘式司法救济程序的序幕。无论是因陋就简地纳入行为保全制度还是重构先予执行程序,对于此类新型请求权的回应都已明显地捉襟见肘。通过分析人格权停止侵害紧急救济之诉可见,特定紧急救济请求权的制度功能是通过特定的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及相应审查标准来体现的,而司法救济则须根据要件的证明状态、双方利益权衡和公共利益的综合考量,在程序上大致呈三个梯度——依单方申请的加急救济程序、依对席辩论的临时救济程序、依辩论主义的终局救济程序,相应的证明标准也依次分为三级阶梯——毋须证明、较低程度的证明、严格证明。

论被执行人实体权利救济的路径选择

不当执行侵害被执行人实体权益的情形客观存在,但现有的执行救济路径却不能有效应对被执行人的实体异议。通过执行行为异议处理实体性争议有违审执分离的基本原理,运用再审等程序回应权益判定程序基准时后的事由不符合纠错程序的处理条件,被执行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则不具有排除执行依据执行力的机能。而债务人异议之诉的目的就在于排除执行权源具有的执行力,通过诉的方式解决实体性争议,能够赋予当事人以正当程序保障,且符合"审执分离"、"执行救济二分论"的程序法理。我国应在债务人不适格异议之诉的基础上建立起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以构建起完整的实体执行救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