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达·芬奇密码》诉讼案看法律与文学的合谋机制

2006年的《达·芬奇密码》诉讼案是一场没有输家的诉讼,不管是作为原告的《圣血与圣杯》的两位作者,还是作为被告的兰登书屋,抑或作为连带责任者的《达·芬奇密码》的作者丹·布朗,乃至法律本身,均从诉讼中获益。诉讼在此案中沦为资本运作的工具,发挥了其从未出现过的商业功能与广告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说,《达·芬奇密码》诉讼案标志着法律与文学合谋机制的开端,必须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以避免效仿者的趋之若鹜。

论民事虚假诉讼的体系化规制

当前,我国民事虚假诉讼的规制实践呈现出事前当事人自我责任意识薄弱、事中法院规制资源有限、事后检察监督具有随机性和诱发性等问题,规制效能较低。针对这一本土性难题,应摒弃单边强化公权力主体事中规制和片面强调私权利主体事前规制的一维模式,以开放系统的视野重构民事虚假诉讼规制的总体布局,使规制主体从一元向多元转变、规制时间从一段向全段转变、规制方式从追惩向劝惩转变。立足当前时空境遇,在规制民事虚假诉讼的过程中应坚持防治结合,构建事前预防、事中监控、事后监督的三阶规制体系,激发当事人内省活力、凝聚法检司法合力、强化检察机关事后监督,由此夯实民事虚假诉讼规制有效性的基础,切实提升规制效能。

秘密侦查论略

当前严峻的犯罪态势使传统侦查模式不能适应犯罪控制的需要 ,秘密侦查制度的法治化势在必行。秘密侦查的立法依据在于其诉讼功能和防卫功能中所体现的基本价值。应以国外秘密侦查模式为借鉴 ,从立法上解决我国秘密侦查制度中秘密侦查案件范围、对象、时间期限、审批程序、结果处理等问题。

社会转型时期的行政诉讼法修改

行政诉讼法的修改离不开对当下中国社会情境的准确把握。为此,应当实现行政诉讼制度由强制性变迁向诱致性变迁的模式转换,增进行政诉讼制度的社会适应性;厘清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之间的关系,在突出个性的基础上兼顾二者的共性;正确理解行政诉讼制度的根本目的,彰显行政诉讼权利救济的本质属性;适时强化行政审判机能,实现行政审判权由司法克制主义向司法能动主义的递嬗。

发挥判例在行政诉讼中的作用

判例是指在司法中可供参考借鉴的判决先例。由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过于抽象 ,制约了它在行政法治中的作用。应赋予典型判例以法律效力 ,使其能弥补《行政诉讼法》的缺点 ,提高行政诉讼的威信 ,规范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 ,唤醒公民维护权利的意识。

论民事诉讼失权制度

民事诉讼失权是指民事诉讼主体在民事诉讼活动中享有的诉讼权利因出现法定的程序事由或原因而丧失的情形。民事诉讼失权的构成要件包括主体要件、主观要件、客体要件、客观要件四方面,其程序功能在于接近正义。

论控辩平等的功能

控辩平等是现代诉讼法治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理念。我国的司法制度正在面临着百年一遇的变革,在诸多刑事司法制度改革中,控辩平等原则的导入是一条必须贯通其中的理念主线。控辩平等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具有不可或缺及不可替代的功能。无论在侦查程序、起诉程序中,还是在审判程序、救济程序中,均如此。

刑事侦查职能论纲

在现代刑事诉讼机制中 ,侦查职能是一种相对独立于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的诉讼职能。从历史上看 ,独立的侦查职能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分化、整合的发展过程。从内容上看 ,现代侦查职能包括制止犯罪、查明案情、保全证据与犯罪嫌疑人人身等功能。

试论军事刑事司法专属管辖的根据

军事刑事司法专属管辖划分的根据在军事法学界存在着争议,在法律规范的规定中也是非常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本文从军事法学界对军事刑事司法专属管辖根据的不同学术观点入手,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规范的零散性规定,以军事司法权的内在属性为理论依托,论证了我国军事刑事司法专属管辖根据的原则与例外。

量刑程序主体初探

量刑程序诉讼行为的目的决定其主体除控辩审三方外,还应包含社会方。各主体在量刑程序中发挥不同的职能作用。为保证主体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应正确理解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加强相应制度建设,保证量刑程序主体的主体性权利。

论民事诉讼审级制度的功能和价值目标

民事诉讼审级制度是一项基本的诉讼制度,它是维护程序和实体公正,提高审判效率的一项保障制度。其内含的价值和功能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有利于维护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二、谋求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之间的合理平衡;三、维护司法的终局性。

谋利型上访的生成机理及其有效治理

谋利型上访不仅受传统文化、现行法律制度的影响,更与个人权利的畸形伸张和基层政权的相对疲软有关。基于国家信访局暂停对各省"非正常上访"人次数的排名以及涉诉信访改革试点省份的逐步推开,本文认为,要治理谋利型上访,不仅需要规范信访秩序,明确信访责任,完善利益诉求机制,还需要重新界定信访功能,健全信访代理制度和信访终结机制。

论当代中国诉讼功能的状况及其完善

诉讼能否发挥应有功能 ,决定着整个诉讼体系在社会秩序控制体系中的作用。当代中国虽然实现了诉讼功能多元化的格局 ,但诉讼功能体系的内在结构和形式机制还不尽完善 ,制约了诉讼整体功能的发挥。进行合理恰当的功能设计 ,才能实现诉讼的本体功能与社会整体功能的和谐与统一 ,进而发挥其实现国家权力、实现法治等功能 ,取得最优的系统功能效果。当代中国必须构建具有现代品格的诉讼功能体系的具体目标 。

结构功能理论下涉外知识产权纠纷诉调对接机制研究

当前,我国知识产权纠纷呈现出涉外案件比重大、国际关注度高、案情繁复等特征,建立多元高效的涉外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势在必行。"诉调对接"是近几年我国司法实务界提出的新型纠纷解决思路,以结构功能理论为视角,可以发现,建立知识产权纠纷"诉调对接"机制,对于解决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具有"目的达成、适应、整合和模式维护"等方面的正向推动作用。这一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与完善,需要从"主体、平台、政策"等多个层面着手。

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职权分析

中国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职权是抗诉权。同国外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职权相比 ,其职权范围既狭窄 ,又缺乏合理性 ,完全不能适应民事诉讼制度完善发展的需要。因此 ,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应借鉴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关于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职权规定 ,对我国检察机关的职权重新界定。

分界·分层·分流·分类——我国民事诉讼制度转型的基本思路

我国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和总体方向仍然应当是司法现代化和司法专业化,完成从“前现代”向“现代化”的转型。然而,这种转型不是采取任何单一的价值取向或矫枉过正措施,而是要以社会分工的专业化程度为标志实现社会进化,通过精密的分流装置,体现权限分界、职能分层、案件分流、程序分类的基本思路,从而在价值冲突中系统地重构我国现代化的民事诉讼程序。

法院职权证据调查制度在民事案件中的适用

法院职权证据调查,是指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依据职权视审理必要而收集证据、调查案件事实的制度。民事诉讼以保护私权和解决民事争议为根本,应当采行辩论主义彰显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限制法院的职权发挥。但是,对于非讼案件、公益诉讼案件、家事案件、涉及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以及当事人有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可能的案件,应当采行职权探知主义的法理,由法院依据职权承担收集证据和发现案件真实的职责。此外,对于一般民事案件,在审理必要的情形下,应当采行修正辩论主义的法理,由法院依据职权发布调查收集证据的命令或者直接采取证据调查的措施以发现案件真实。

也论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

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限制过于严格 ,尤其是抽象行政行为被排出在司法审查以外。因而 ,应拓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

论视听资料的证据作用

视听资料证据具有直观性、连续性、稳定性、信息量大、精确度高等特点,能够形象生动地反映案件事实,重现案件过程,已依法成为侦查破案的直接证据。作为一种独特的证明手段,视听资料具有其他证据无可替代的优越性,在国内外法庭诉讼活动中得到愈来愈广泛的应用。

民事再审制度改革的法律思考

鉴于我国民事再审制度中再审程序启动具有随意性,申请再审与申诉关系混乱,以及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严重,结合国外再审立法的经验和措施,在重构我国再审制度时,应当以裁判的稳立性和程序的安定性为根本;对再审作必要的限制;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为此应取消法院主动发动再审程序的方式;对检察机关民事再审监督权作必要的限制,并规定再审法院的级别和审案法官人数,建立一整套规范的再审程序制度,以保证民事再审制度公正性、独立性和权威性目的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