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选举存在的法律问题及对策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八亿多公民在农村,村民选举关系着我国的政治发展进程。村民选举是村民享有的一项政治权利,但实践中村民选举存在很多问题,有许多现实案例,不仅侵犯了我国村民这项基本的民主政治权利,而且大大阻碍了我国政治发展的进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有关村民选举的条款过于原则和抽象。为此,必须完善村委会选举制度,制定《村委会选举法》,保障村民选举权的实现。

从一元到多元:公民权利救济方式的比较研究

公民权利救济方式有多种,包括诉讼救济、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监督解决机制和特殊解决机制。由于长期以来我们是从法律角度定义公民权利救济的,因此,诉讼救济成为主导的方式,即形成了一元的格局。但社会规范的不可分割性和制度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决定了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监督解决机制和特殊解决机制也是公民权利救济的重要方式,所以应该形成多元的格局,促使公民权利救济方式由一元到多元的转变,这样才能有效地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对高校学生权利救济实效性的探讨

高校学生合法权利保护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但实效性并不高。一方面是权利救济的非诉讼保障机制不完善,另一方面是诉讼救济的渠道也不畅通。要提高学生权利救济的实效性,需要进一步完善行政复议和行政申诉这两大非诉讼救济制度,充分保障学生的诉讼请求权以及扩大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的途径。

环境侵权救济诉讼的内在机理与绩效考察

环境侵权救济机制是环境侵权救济的一系列方式、程序和规则的总称。我国当下没有专门的环境侵权救济机制,环境侵权救济是通过对传统民事侵权救济机制的拓展适用来实现的,其中诉讼机制是现行环境侵权救济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民认知视角考察现行环境侵权救济诉讼机制的绩效,是机制有效运行的内在诉求。从实证角度分析,当公民自身环境权益遭受侵害时,普遍认为现行环境侵权救济诉讼机制在实体制度、程序制度以及责任制度上均存在不少法律难题,因而不会首选诉讼机制。这为更新环境侵权救济机制提出了迫切需求。

论执行和解申请执行人“双轨制”选择下的被执行人实体救济

关于执行和解争议的救济方式,《执行和解规定》第九条赋予了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或者另行起诉的“双轨制”救济途径。作为被执行人最终的债权履行方案,无论是恢复执行原执行名义抑或继续履行执行和解协议,都取决于执行和解协议是否存在无效、撤销或者解除事由。上述问题均属实体问题,故应赋予被执行人诉讼的救济途径。关于诉讼途径的选择,鉴于《执行和解规定》第十六条已肯定另行起诉以及债务人异议之诉在我国缺失的现实,进一步完善另行起诉应成为对被执行人实体救济的首选方案。从我国执行和解制度的特殊性出发,另行起诉也可达成停止对执行名义强制执行的效果;对于申请执行人的“双轨制”选择,另行起诉能够周延地覆盖被执行人需要实体救济的情形。但《执行和解规定》第十六条对被执行人需要实体救济的情形归纳并不全面,在诉讼结果对执行程序的影响方面,表述也不明确。对此,应将执行当事人就解除执行和解协议发生争议的情形纳入其中,并明确诉讼结果对执行程序走向的影响。

大学生教育纠纷的成因及解决途径

近年来,日益增多的教育纠纷迫切需要可以凭借的纠纷解决机制予以处理和疏通。教育纠纷的成因主要是:高校主体对学生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的意识不够;教育行政法律法规严重滞后,学生权利保障的法律法规缺位;高校及其内部机构“立法”越位;高校管理者与学生在处分权的认识上存在差异及教育纠纷本身具有特殊性;学术权力行使过程中存在着绝对性、无序性和随意性等。为此,应加强高校自身对教育纠纷处理的约束控制;加强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纠纷处理的介入;畅通诉讼途径,加强司法机关对教育纠纷的有效审查。

论法治视域下涉诉信访与司法救济的关系

涉诉信访作为一类针对法院诉讼活动的特殊信访,已逐渐发展成为司法救济的"再救济"途径。导致涉诉信访泛滥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现有的司法救济不力。不容否认,涉诉信访在监督司法救济方面存在积极作用。但长远来看,现有的涉诉信访将严重折损司法权威,不利于司法救济的法治化建设。重构涉诉信访与司法救济的关系不仅需要涉诉信访与司法救济的改革互动,也需要一系列制度的配套调整。其中改革的核心点在于提升司法救济的权威与转变涉诉信访的功能。

权利救济·司法理念·公民信访权——对涉诉信访的三维分析

涉诉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与现代司法制度之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这导致涉诉信访的实践陷入困境,并影响其存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由此应该以司法主体性理念为基础,通过将公民信访权进行法律定型,围绕公民信访权重建涉诉信访制度。虽然信访并不能解决所有信访者的问题,甚至实践中只能解决很少一部分,但是信访最大功效在于公民借此获得权利救济的可能。如果信访得到最高司法机关的关注甚而实现受损权利的修复,则更可能使得信访者重新产生或增加对司法的尊重。

股东质询权制度的比较研究

股东质询权是现代公司股东知情权实现的重要手段之一,侧重于股东积极主动地寻求公司信息。通过对各国及各地区相关法律制度的比较分析可知,质询权客体原则上应采限制规范,我国立法应将质询权客体重新定位为与股东会会议议题有关的事项,且判断的标准应采客观标准。建议引入事前书面质询、设立说明义务免除等制度对质询权行使方式进行构建,建立质询权诉讼机制以弥补法律的缺失。

论小额诉讼的启动

小额诉讼设立之目的在于解决司法资源的有效性与司法救济实现的公平性之间的矛盾,以使民众享有平等地接近正义的机会。但在实践中,小额诉讼的启动受当事人意愿的影响很大,与法律规定的强制启动相去甚远,导致小额诉讼适用率低、运行效果差,当事人和法官对小额诉讼制度均表现出消极和谨慎的态度;加之立法对于小额案件适用程序区分的态度,本身也制约了小额诉讼制度适用的空间。小额诉讼的启动之所以遭遇实践困境,一是小额诉讼的价值,名为满足民众平等接近司法的需求,实为分流司法压力,考虑的是程序运行者而非程序利用者的利益;二是程序救济缺位。为保障小额诉讼的顺利启动,从理想出发应建构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以便于当事人从小额诉讼中获取的胜诉收益与成本相适应;而在现有程序体系内,除进行规则的设计外,重点应通过裁判异议的方式弥补当事人的程序救济权。

环境权诉讼刍议

环境权诉讼属于现代型诉讼的范畴,具有不同于传统型诉讼的特点,其调整的环境法律纠纷大多属于价值确认型纠纷。环境权诉讼大多属于预防性诉讼或禁止性诉讼,并非一种独立的诉讼类型与领域,可以采取复合诉讼的形式,原告资格往往作扩大化解释。在环境权诉讼中要求法官进行能动性的、创造性的司法。

农村土地征收补偿纠纷及其救济机制

我国在加速推进农村现代化、城市化的同时,也引发了大量的土地征收补偿纠纷。这类纠纷不仅牵涉的主体众多而且关乎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如若得不到及时有效地解决,将不利于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现阶段确有必要切合农村土地征收补偿纠纷的特点认真思考如何完善其救济机制。既要正确评判和解、民间调解及行政救济对解决此类纠纷所起的作用,亦有必要分析研讨,促进仲裁及诉讼在解决这类纠纷方面功能的发挥。

案外人救济机制竞合问题研究——以我国新《民事诉讼法》施行为背景

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引入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立法者试图使用该制度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控制恶意诉讼、虚假诉讼,另一方面是赋予案外人更多的事后救济途径。然而,上述制度的引进却在实践中与已经存在的案外人救济机制产生了竞合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案外人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类型,在实践中,立法对这三种案外人的保护已经处于一种厚此薄彼的态势。这种态势在引入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后,不但没有缓解,却更增加了混乱与冲突的可能。基于上述考量,我国立法机关应主要从消除竞合的角度,对案外人救济机制进行改造。

对强制退市公司投资者的损失赔偿问题探讨

公司虚假陈述达到法定标准即被强制退市,投资者对由此遭受的损失有权要求赔偿。文章通过对《证券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的分析,指出其中的合理之处、不足和矛盾,从请求权主体、投资者损失的界定、因果关系、投资者提起民事诉讼的障碍及解决等方面加以论述。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公益诉讼解释论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在制度建构中排除对私益的救济,仅以公益救济为诉讼目的。既有以"自然资源国家所有"及公共信托理论为依据的论证进路无法将公共利益转化为个人利益,抑或上升为国家利益保障的高度来实现诉讼目的,故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仍是一种公益诉讼。在公益诉讼体系的定位上,由于其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所救济之实体公益的内涵一致,经规范分析可将其描述为一种特殊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行政机关的诉权来源上,基于传统实体权益配置的解释思路可能偏离环境公共利益的实际享有状态,宜在公益诉讼的构造下以"法定诉讼担当"为原理进行解释。

试论我国的执行异议制度及其完善

我国现行执行异议制度在保障执行当事人和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利方面存在的不合理性在司法实践中日益凸现。其主要缺陷表现在:审查主体规定不清,审查程序无法可循,关于“中止执行”的规定不尽合理,在处理执行异议问题上引入的审判监督程序缺乏周密的制度体系考量,在保障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程序权利方面缺乏规定,被执行人缺乏相应的异议救济权利等。为完善执行异议制度,需从实体与程序双重角度进行设计,即为当事人创设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两种救济手段。

论劳动争议的救济方式

由于劳动体制转轨时期各种利益关系的冲突,劳动争议呈急剧上升趋势,加上劳动立法相对滞后,新问题、新矛盾迭出,潜伏着大量劳动争议。正确及时处理劳动争议,不仅有利于维护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而且有利于劳动关系的协调发展,促进改革的深化和社会稳定。

论村民选举权的司法救济

村民选举权的实现及其实现程度,不仅依赖于完善的立法保障和制度保障,更取决于能否获得及时、公正和有效的救济。但在村民自治实践中,由于权利保障机制的缺漏和传统治理模式的影响,村民选举权不可避免会遭受来自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及其他主体的侵害,却无法获得有效的救济。因此,村民选举权司法救济的缺失一直制约着农村选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应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订为契机,建立村民选举权的司法救济机制。这不仅是强烈的理论诉求,更是村民自治和权利维护的实践主张。

简论我国公立学校教师非诉讼救济渠道的局限与完善

随着我国教师聘任制的推行,公立学校与教师的法律关系转变为一种特殊的行政关系。目前我国法律法规中所规定的非诉讼救济制度由于救济范围有限,仍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使得在新的法律关系下,公立学校教师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很好的救济。需要通过建立校内申诉制度、教育仲裁制度和教育法律监督制度来补充和完善教师的非诉讼救济渠道。

“诉调对接”的理论透视及制度建构——司法救济与社会救济的互补性研究

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剖析了"诉调对接"的内涵和正当性基础,从理论上寻求"诉调对接"的存在价值,指出"诉调对接"是实现司法救济与社会救济互补的最佳途径和有效平台。同时结合司法实践,就"诉调对接"的原则确定、流程设置、平台搭建、核心保障等问题提出具体设想,并对构建"诉调对接"的司法审查制度进行了积极探索,就司法审查的程序启动、审查原则、结果判断、强制执行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