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实施新刑事诉讼法实证研究报告

对五个省看守所的调研发现,总体上看守所实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文本规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赋予看守所相应的职责,比如保障律师会见权、讯问在看守所内进行、对三个月以下的短刑犯执行刑罚等直接与看守所相关的条款,都得到了严格的遵循与适用。另一方面从更为宏观的角度上来看,看守所实施新刑事诉讼法的现有成效只是良好的开端,许多间接相关的条款,比如保障民事权利、法律援助等,甚至是看起来与看守所执法无关的条款,比如录音录像、非法取证的固定取证等,都有必要继续研究,拓展看守所的相关功能,创造条件予以适用,真正、完整地贯彻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与文本规定。

我国律师刑事辩护权现状及原因分析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强了我国律师的刑事辩护权,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等权利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强化,这对于加强人权保障,特别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权保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立法的进步与司法的现状并未完全同步,律师的会见权等权利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辩护权立法保护的不足、司法体制构建的不合理和司法实务界对法治理解存在偏差等。

侦查期间合理限制律师会见权研究

平衡侦查权与会见权的冲突、生命权与自由权优先于会见权、会见的秘密性与谈话内容的难以证明性是侦查期间合理限制律师会见权的理论根据。侦查期间合理限制律师会见权的界限是:只有在会见可能妨碍侦查机关收集证据或者可能给他人生命与自由带来紧急危险时,才能适当推迟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以合理限制为标准,我国新《律师法》不受限制的会见权之规定和《刑事诉讼法》等有关严格限制会见权的规定均值得检讨,我国侦查期间律师会见制度亟待重塑。

新刑诉法对律师会见权立法规定的改进与疏漏

律师会见权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是律师得以深入案件、维护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新刑诉法对律师会见权的内容进行了扩充、丰富,其体现的立法理念与立法技术的进步颇具里程碑意义;但与此同时,新刑诉法关于律师会见权的规定仍然存在一定的立法疏漏,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仍存在差距,仍然面临着众多的问题和挑战。

越南律师在场权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在确立律师在场权制度的问题上仍存在较多顾虑。而在司法环境和基础条件与我国相似的越南早已引入律师在场权制度并在司法实践中运行多年,其经验和教训可以给我们一定的启示。为解决刑事侦查阶段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国有必要构建律师在场权制度。

论我国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冲突及其衔接

法律与法律之间应当协调统一而不应冲突,但我国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却存在明显冲突,具体表现在律师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等三个方面。这些冲突必须加以解决,否则会影响新律师法的实施,会阻碍律师依法行使新律师法规定的相应权利。解决二者冲突的途径应该是使他们实现衔接,具体衔接方案可以是适用新法方案、法律解释确认方案和修改刑事诉讼法方案。

律师拒证权制度之建构

在两大法系典型代表国家,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均享有拒证权。律师拒证权具有其独立的价值。我国现行立法在此方面存在缺陷,从建立法治秩序的需要出发,我国有必要建立这种制度。文章就如何在我国建构律师拒证权规则提出了立法建议。

困境与进路:中国语境下的律师会见制度

律师会见制度是一项关键的刑事辩护制度。但由于权利受损与程序缺失,律师会见遭遇制度性及操作性困境,因而必须寻求制度完善之进路。观念更新、立法完善和制度改进将为我国刑事辩护走出律师会见的困惑提供理念指导、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持。

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阶段律师会见问题实证研究

2013年1月1日实施的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就有权以辩护人身份介入并会见当事人。从实践情况看,侦查人员普遍担忧律师会见权的落实会使部分甚至全部言词证据变得不稳定,从而导致职务犯罪办案难度的增大。对此,应转变思想,充分认识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的意义,通过采取积极措施,强化初查工作和证据固定等方式,切实维护律师的会见权。

论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的保障

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确认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但这一规定并未使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成为常态,解决侦查阶段的会见难,应该另辟蹊径,从以下方面入手:确立沉默权制度;规定在阻止律师会见的情况下所获得的口供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赋予法院对侦查活动的程序合法性进行审查的权力。

侦查讯问律师在场制度的比较与借鉴

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是现代民主法治发达国家治理刑讯逼供的重要途径之一。律师在场制度的推行有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维护侦查人员的合法权益,推进刑事诉讼进程,以及进一步平衡诉讼结构。因此,我国未来立法亟须在现有立法的基础上,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先进的立法例与实务运作,采取"步步推进"的策略,有条件地确立和发展侦查讯问律师在场制度,同时辅之以相关配套机制。

浅论刑事诉讼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

文章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非法限制律师会见权、忽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财产权的问题 ,以一个执业律师的视角 ,提出完善律师会见制度、保护犯罪嫌疑人。

浅谈侦查讯问程序中律师在场权

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在法律上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但由于没有规定律师在场权,司法实践中律师在侦查阶段能发挥的作用仍然极为有限。律师在场权是遏制刑讯逼供等违法侦讯行为,实现律师有效辩护的切实可行之措施。本文在分析律师在场权的基本理论、我国律师在场权的缺失和原因以及我国确立律师在场权之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对律师在场权的规定,提出确立我国律师在场权的制度构想。

完善我国律师刑事辩护制度的若干思考

律师刑事辩护制度是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对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和保障刑事司法公正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分析我国律师刑事辩护制度现状的基础上 ,针对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

新论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是在儿童本位主义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2013年最高检颁布"新未成年人规定"较之新刑诉法,明确提出的"合适成年人"概念、赋予未成年人有限拒绝权等,但现有法律仍存在未成年人选择权不充分、合适成年人与法定代理人主体关系模糊等不足,特别是辩护律师能否充当合适成年人争议很大,将来可以从转变立法观念、制定统一的产生与奖惩规范、增强非法证据排除效果、尝试引进律师在场等方式寻求解决。

新《律师法》语境下改进贪污贿赂案件侦查工作问题研究

修订后的《律师法》对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会见权、调查取证权进行了修改,这给贪污贿赂案件侦查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面对这一挑战,我国检察机关应准确理解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所拥有的各项权利的真正含义,结合面临的具体问题,提出相应对策,以改进贪污贿赂案件侦查工作,使之适应新的形势。

论死刑复核程序中律师辩护权保障制度构建

在死刑复核程序中,保障律师辩护权具有特殊必要性,这是履行国际公约、保护人权的要求,也是确保案件质量、维护公平正义的要求,还是贯彻有效辩护原则和更好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要求。当前,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及律师辩护权保障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复核程序行政化,复核审理书面化,律师辩护权虚置化,律师诉讼主体地位模糊化,律师辩护权救济缺失化,法律援助缺位化。要想充分发挥死刑复核程序的功能作用,更好地保障律师辩护权,必须推进复核程序诉讼化改造,进一步明确律师辩护权的行使,扩大指定辩护适用于死刑复核程序,尊重和保障辩护律师诉讼主体地位,建立律师辩护权救济机制。

我国律师在场制度的理论起点分析

律师在场权从表面上看只不过是扩大了律师的一项诉讼权利,而实际上它是公民权利的一种延伸。建立律师在场制度,是现代国家民主与法治的必然要求;是人权保障的基础;是我国吸收"控辩式"诉讼体制合理因素的又一项改革措施。因此,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这一大背景下,探讨如何建立起科学、完备的律师在场规则,必将对我国整个刑事司法体制改革产生深远的影响。

试论刑事简易程序中的被告人权利保障——基于被告人自愿性视角

刑事简易程序正当性的法理基础是被告人对程序适用的自愿性,为此,简易程序中的一些诉讼权利对保障被告人的自愿选择十分关键。我国新刑诉法中虽然规定了刑事简易程序,但侧重点在于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权力,对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力度不够,需要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