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之学”视野下的曾国藩“奇偶互用”说

曾国藩在奠定“士大夫之学”学术规模的过程中,根植《易传·系辞》的宇宙观和张载的辩证观,依据韩愈“孔墨相用”说而提出“奇偶互用”说。相较清中叶以来“奇偶相生”“奇偶相杂迭用”“骈散相成”“奇偶相间”“奇偶相参错综”等说,“奇偶互用”说确立“奇”为本位、以“奇”兼“偶”的体用关系,主要从行气运辞、天授人事的角度记述奇偶,重塑韩愈古文在学术分途中的连接作用与在文体演变中的典范价值。该说完善并发展了姚鼐“文分阴阳”说,试图纠正桐城理论阴阳分判、偏于阳刚,而创作失之阴柔的流弊。曾国藩大胆接受富有争议的“孔墨相用”说,体现了其在晚清大变局中,借助韩愈归本经子、博学于文的“大贤君子之道”,复兴修己治人、经世致用的大人之学的淑世情怀。

明清之际文化转型中的经世实学——兼谈《虚实之辨:颜元的问题意识及其哲学展开》一书的新探索

17世纪中叶,亦即通常所说的明清之际,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出现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李颙、傅山、颜元等一大批极富批判个性的思想家。他们对中国古代后期封建宗法社会君权政治及其思想意识形态进行了总体性的批判与重构,开启了封建文化内部的自我批判与时代转型。颜元实学思想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枝奇葩。

明末至晚清传统书目与新学书目对西学的认知及差异

明末至晚清,受时代变迁和学术变化的影响,出现了传统书目与新学书目两种目录学著作。两种书目对西书均有著录,并通过提要等方式评判西书,尤其重视对科技类、宗教类和史地类西书的讨论,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它们对科技类西书都较为赞赏,但传统书目多注重其实用性,新学书目更注重其科学性;对宗教类西书的评述都有否定之词,但传统书目多措辞激烈,新学书目则更为理性。和传统书目相比,新学书目更加重视史地、政法类西书的著录,其评语多涉及对国家、民族问题的思考,体现出一种世界眼光。传统书目作为专制文化与学术体系下的产物,多在实用价值层面上肯定西书,新学书目则将自身的政治诉求贯穿于西书评述之中,有着不同于传统书目的时代价值。

清代咸同汉学的探索与调整——《论语正义》《戴氏注论语》比较研究

刘恭冕与戴望是晚清咸同时期重要的汉学家,《论语正义》《戴氏注论语》是其时代表性的汉学著述。以同治年间刘恭冕、戴望在金陵书局的交往为背景,比读二书,可知二人作为咸同典型的汉学家,皆秉持追求独立判断以求真义的精神,并对《论语》展开了浩大的训诂考证工作。但是,刘恭冕与戴望在注解时却选择了不同的体例,结果使得《论语正义》的汉学考证色彩得以彰显,《戴氏注论语》的汉学考证色彩被遮没。这种差异性源自刘恭冕、戴望对《论语》注本的构想不同:刘恭冕在乾嘉为群经作新疏风潮下撰写《论语正义》,意欲大力发扬汉学训诂考据方法,提供集大成的《论语》义疏成果;戴望在咸同经世思潮推动下撰写《戴氏注论语》,意欲提供可以革除世敝、维护圣教的经济之学,因此有意调整支离的训诂考据以避免遮蔽义理体系。二书的异同离合,展现了戴望与汉学主流考证学复杂的关系,体现了咸同汉学的不同学术风貌,反映了经世思潮下汉学的发展与流变。

修身治国之清康熙帝造园思想

针对我国遗存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形制最完整的清代皇家园林,以研究奠基清朝皇家园林的康熙帝造园思想为目的,并以康熙帝造园的个案探索为主线,围绕康熙帝造园思想与其修身治国的内在关联,查阅比对满语和汉语两类清史文献,考证康熙帝治国格局下的皇家造园实绩,探究出其中蕴含的“礼乐中和”造园思想。理论上构建起造园思想史研究的成功案例,旨在扩充风景园林学科历史与理论方向关于造园思想研究的成果,使其能够被运用于皇家园林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从而探明:康熙帝皇家造园思想不仅满足居园理政,而且具有阅武骑射、观耕格物、尊佛敬道、修身行孝之五大园林活动功用;康熙帝皇家造园彰显“实学”特征,即简素清虚而求得“非为一己之豫游”的君臣心性自由之精神审美;同构中华山水而实现内圣修身之帝王价值;园林规模宏阔纳天下大观,而居园贴近亲民尺度。

明清之际实学教育家颜元“习行”教学法述论

颜元作为清初颜李学派的创始人,不仅是著名的实学思想家,而且是影响深远的教育家。他针对程朱理学空谈心性、压抑个性及士人文弱的弊端,提出了“习行”教学法。“习行”是教人通过实践行动进而思考、求知、进德修业的实学实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注重从实践中求真知,将理论知识与实际运用相结合。“习行”教学法既是颜元实学思想的教学阐释,也是“格物致知”认识观的教学体现。“习行”与“实学”相表里,构成了颜元独具特色的教育思维路径,不仅是实学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也对当代的教学方法改革有重要意义。

明清时期中华传统文化向琉球 传播的途径、特征及其影响

中华传统文化在其漫长的对外传播中,始终秉持着兼容并蓄、交流互鉴的宏大气度与“以德服人,以文化人”的处世之道。自明初琉球被纳入东亚宗藩体系后,中华传统文化东被琉球主要有中国册封琉球使团的传播、琉球对华外交活动中的文化受容、“闽人三十六姓”的播迁与久米村来华留学生的习传等三条途径。中华传统文化向琉球王国的交流与传播,是中琉五百多年友好关系的发展与琉球王国政治、经济、文化进步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并可为当今中华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

洋务运动时期法国大革命史在中国的引介

在晚清西学东渐进程中,法国大革命史知识逐渐传入中国。洋务运动时期,官遣出洋人员、国内洋务派及早期维新人士秉持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现实诉求,在主动探索域外世界的过程中,格外注重对包括法国大革命史在内的西方历史的引介;来华传教士通过参与清政府所办的西学机构、在教会机构中从事文化活动等方式,也译介了诸多法国大革命史著作,成为构成引介法国大革命史的一支重要力量。洋务运动时期法国大革命史的引介是近代以来中外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反映了国人对法国乃至世界认识的逐渐深化,体现了国人渐趋开放的学术视野和持续强化的现实关怀。

师法先贤:宋元明清学规的制定与实行

在宋元明清四代,学规最初是由先贤制定的,代表性人物有朱熹、吕祖谦、王阳明等,他们本身在思想和教育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他们在书院和官学等教育场所进行了自主的学规制定,并对后来的学规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效应。后学们依托书院和其他各类学校制定并实行的学规,则是在内容、形式和精神上对先贤的学规继承,通常包括沿用与补充、合用与取舍、学规文献的编纂与集成等。因此,后人制定学规的行为和过程可视作师法先贤。长期以来,宋元明清四代的学规就形成了从先贤的自主到后学的统一这一基本特点。

清末民初山西西方医学教育的发展研究

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流,在清末民初时期达到一个显著高潮。这一时期,西方医学体系伴随着西方经济、政治、社会、科技文明的进入,对我国西方医学实践和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就山西而言,清末民初的西方医学教育主要经历了初步萌芽和蓬勃发展两个阶段,每一阶段的发展都与当时的西方医学实践密不可分。在教会诊所推动西医传播的背景下,出现了诊所培育助手和官办医学馆两种形式;在教会医院兴盛背景下,产生了医院附属医学校和官办中西医学校两种形式。以这两个阶段作为考察对象,探索山西西方医学医疗和教育事业之间的有机关联,从而发现清末民初山西西方医学教育从碰撞到共生的特点,以期为今后医学教育创新探索提供借鉴。

清承宋学:钱穆绘制近世学术谱系的一个基点

破除“一代有一代之学术”的观念定势,钱穆贴近近世文化生态来整体把握传统学术演进,钱穆的宋代学术论说遥开了近世学术的诸多密码,奠定传统文化近代化的基本轨迹。“清承宋学”理念下的近世学术梳理彰显了历史进化论思想,张扬近世学术演进的内在理路,呈现一种脱离“西方中心论”的中国文化本位。“清承宋学”理念虽以纯粹的学术命题面目出现,却难掩其始终如一的现实关怀。钱穆推崇宋学精神,表彰接续宋学精神的东林学派和清初儒家,就承载了其不计个人安危而主动承担拯救民族危亡重任的时代呼唤。

明清思想与中国武术发展及启示研究：基于“向实”的线索

通过文献资料调研、逻辑分析及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向实”为线索对明清思想与中国武术发展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向实”是明清思想一以贯之的脊线,武术作为明清思想趋于务实过程中的重要诉诸对象之一而获得空前发展。“由虚向实”的思想转向对该时期的军事武术和民间武术发展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普遍的文人谈兵经武与武人崇重实艺,促进了兵学理论、军事武艺和武术技理的不断整理与综合创新,实现了由兵学向武学的转向。民间武术获得了更大发展:卫国保家强化了武术的技击性;融入学术预设了武术学校教育的思想前提;引文入武凸显了武术的中国文化属性;文武交游空前提升了武术的社会影响力;工商皆本拓展了武术的民间化进程。获得启示:“向实”思想是主导中国武术历史发展的内在理路,可成为中国武术研究的新路向和方法论;武术思想文化理应成为强化武术话语和提升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研究领域;对接“国之大事”,是中国武术将来发展的新机遇。

从有限渗入到广泛传播——清末民初中小学教科书的民主政治启蒙意义

教科书不但是知识传播的工具,还是思想启蒙的利器。伴随着新式教育发展,从教会学校、洋务学堂教科书中最早出现民主政治零星思想开始,清末民初教科书通过对现代政法制度的宣扬、对公民自治活动的引导和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提倡等维度呈现了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理念,构建了较为完整的民主政治话语体系,展现了理想化的民主政治图景,并具有那个年代特有的民主政治启蒙特点。正是通过小小教科书的大大启蒙,青年学生成为近代民主化力源并把握方向的新兴社会群体,而且教科书以其巨大的社会辐射力,使民主政治由少数知识精英群体关注而成为浸润到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普遍思想,冲击和改变着人们的既有观念,塑造着国民新的世界观与价值取向,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五四运动将民主作为基本价值加以崇尚做出了基础性铺垫。

家·国·天下——从钟颖疑案说起

清末民初,全国各地革命起义风起云涌,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西藏亦成多事之地。各种势力各种关系错综复杂,造成了许多历史疑点,其中钟颖疑案便是其一。其间的来龙去脉、曲曲折折、是是非非,更是扑朔迷离。文章主要依托历史文献,剖析该事件中的种种疑点,昭示乱世中国家忠良之士应负有的责任和大义。

清末民初北京地区的社会变迁与慈善组织的转型

北京地区的传统慈善组织在清末民初发生重大变化:数量上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趋势;救助功能方面普遍地由施养向教养转化;操作管理方式逐渐走上联合统一的道路。这些变化与北京地区在近代所具有的典型社会特征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一定程度上本文是对慈善事业研究的一种区域性探索。

试论清代书院的兴衰及其学术活动

清代的书院是清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书院在清代有了很大的发展 ,而且书院和学术活动的联系更加密切 ,客观上促进了学术活动的发展。甲午战争后 ,随着古老的封建制度的衰落 ,书院制度也逐步崩溃。

论明清实学是儒学发展的特殊理论形态

实学是儒学发展到宋元明清时期形成的特殊理论形态和特定历史阶段。实学的本义为通经、修德、时务、致用之学,其内涵的形成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宋明时期反对佛学与道学,以佛道为“虚学”;明清之际反对理学、心学的空谈心性,以理学、心学末流为“虛学”,实学作为儒学特殊理论形态成为社会主要思潮。实学有自己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有自己的价值观、伦理观、社会观等理论体系和概念体系。明清实学与宋明理学具有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目前我国学术界研究实学,具有泛化与定位不准确倾向,需要进一步展开讨论。

“四库馆”与明清四书学转型

四库馆臣认为明代四书学多是讲章之学,学无根柢,考证不精,义理阐释上阳儒阴释,好为异说。四库馆"取"、"舍"四书类著述的标准,以程、朱之学为依据,同时,还要考证精审,昭示着清代四书学的新方向。就《大学》而言,乾嘉时期出现了由《四书》之学向《礼记》之学转变的新取向,重视古本和汉、唐注疏,《大学》成为经学研究的一部分。除了官方承认的程、朱四书学外,清代经学家对以四书学为代表的宋学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反映了清代学术的特点。

清末民初中小学教授案的兴起及其价值

清末民初,为了适应新学制的需要,教师开始使用教授案解决班级教学中的实际问题。基于对清末民初中小学教授案的编制与使用情况、内容与特点的历史考察,研究表明教案撰写作为一项专业活动,离不开充分的资料与共同体协作,同时需要处理好教学过程中预设与生成的关系。

王船山民本思想的政治逻辑

为了准确地体认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的性质,研究其发展的最高境界明末清初的民本思潮就更有价值和意义,选取该时期的民本思想集大成者王船山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运用文本还原和中西比较的分析方法,得出民本思想即使发展到极致,其思想动力仍来自于传统,其认识与民主思想仍然有很大的差距,终究未能进入"近代"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