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领导上海左翼电影运动的文化策略--以夏衍回忆文章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左翼电影运动是中国电影史上最光彩的篇章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在左翼电影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左翼电影滥觞之时,当时的左翼电影小组的负责人就得到了瞿秋白的具体指示与指导,这为左翼电影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瞿秋白有关电影问题的谈话,虽然就事论事,也不系统,但思想内容却非常丰富,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对于今天的中国电影事业,依然具有一定的启发。

困境与破局:论国民党文化“围剿”与中共左翼文化运动的交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左翼文化运动所进行的文化“围剿”有其内在的缘由与策略。国民党军事上的失利、国民党重夺文艺话语权的意愿以及蒋介石文化复古主义的排他性是国民党开展文化“围剿”的具体缘由。以次充好、以古非今、软硬兼施以及选择性虚无则是其文化“围剿”的具体策略。在此过程中,中共以调适文化战线、廓清思想谬论、高扬思想启蒙以及把握社会脉搏作为破局之道,在破解国民党文化“围剿”的同时,更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从“左翼电影文化运动”的发生看其历史合理性

本文探寻了1930年代发生的"左翼电影文化运动"的主客观因素,认为"左翼电影文化运动"首先是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当头的必然事件;其次是中国共产党谋求文化领导权的政治需要;再次是左翼知识分子实现社会革命理想的艺术实践。因此,本文认为尽管"左翼电影文化运动"有一些过激偏向,但即使是"去意识形态化"批评也无法否认"左翼电影文化运动"的历史合理性。这对于政治与艺术关系的认识,对中国电影文化现状的思考都是有重要参考意义的。

1937年的史沫特莱与延安生活

1937年,史沫特莱在遭到共产国际驱逐的情况下,试图主动融入红色延安。她力图改进延安的文化生活和人际关系,但是收效甚微。延安高度政治化、军事化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个人空间的缺失以及中、美文化交流渠道不畅,是她的行动受阻的主要原因。而由她发起的交际舞活动所引发的冲突,只是她与延安革命妇女之间矛盾的爆发点。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电影文化运动

以成立中国电影文化协会为标志的中国电影文化运动,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运动从兴起到抗战全面爆发,始终得到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和直接领导,无论是电影创作与生产,还是电影理论批评,都显示出中国电影发生了巨大转变。很多本身即为共产党人的左翼文艺工作者,通过与电影界的交往、合作,广泛吸纳电影界人士加入左翼阵营;而当时的电影演员也大多直接或间接参与了这一运动,他们通过发表电影评论,开展电影创作,使左翼电影深入社会各阶层,大大传播了中共的主张,发扬了进步电影艺术,推动了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显示了中共夺取新的文化阵地的力量。

上海艺术剧社的成立与公演考论

上海艺术剧社是第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现代戏剧团体。梳理原始文献和当事人回忆,可以发现自"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层、热衷文艺事业的普通党员和一批"左"倾留日学生都对中国的政局和文坛进行了紧张的思考和预判。虽有路线调整时的误差或不成熟,可种种历史契机与思想脉络的耦合,还是使左翼文化运动很快地"浮出历史地表"。上海艺术剧社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领域进行资源整合的一个重要环节。有理由认为,它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前奏。上海艺术剧社力图通过公演对左翼文化运动的政治诉求有所回应,却也不期然地揭开了这一诉求的内在困境:理想观众与实际观众的错位、阶级意识理论与剧本角色分派的缝隙、戏剧范式的想象与公演结果的落差,凡此诸端,不仅困扰着艺术剧社,也成为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不断遭遇的实践难题。

抗战初期左翼文化活动与萧红、白朗的发轫

抗战初期,中共满洲地下党在哈尔滨领导的"牵牛坊"系列左翼文化活动,对左翼文化阵营中的东北女作家萧红、白朗产生深刻的影响。借助于中共满洲地下党创办的《夜哨》和《文艺》等报纸副刊考察,萧红和白朗的文学创作从沙龙文化走向社会文学,萧红和白朗在哈尔滨的文学实践,为以后流亡关内从事抗战文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抗战初期的哈尔滨左翼文化活动成为东北现代女性文学发生的影响因子,使发轫期的东北现代女性文学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迥异于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考证呈现了左翼文化活动对萧红、白朗的启蒙,两位女作家的左翼文化活动,展现了夜幕下的哈尔滨文坛的一角,从而对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沦陷区抗日文化活动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俄苏文艺传播与近代中国社会

俄苏文学艺术对近代中国社会影响的覆盖面不是很大。其地位也很难说是举足轻重。但是它们在中国文艺领域中的表现却相当活跃，相当前卫，相当锐利，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核心思想和艺术宗旨，通过左翼文化运动和延安文艺等社会运作方式或存在形态，主导着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方向。渗透到中国社会大众的思想和意识中，成为现代中国文学艺术的主流。迄今为止仍处处可以看到它们的痕迹、它们的影子、它们的存在。

左翼文艺界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和批判

在“五四”文学革命力量衰竭的过程中,左翼文艺界对新文化运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促进了“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转向。左翼文艺界虽然承认新文化运动两个最基本的精神———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接受西方近代化,但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和批评趋于贬低。

抗战时期粤北进步报刊活动初探

抗战时期,在广东战时省会曲江(今韶关),由中共主办、支持的左翼进步报刊积极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敌策略,在内容方面呼吁团结抗战、民主政治、关注民生,在民众中树立了权威性和公信力。作为省港抗战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左翼文化人群体推动的粤北进步报刊文化活动在加强民众的民族观念、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在各种政治力量竞逐文化主导权时体现的传播优势,在融合城乡之间文化差异所做的努力,对于当下新时期的区域文化建设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和研究价值。

论左翼文化运动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促进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延续的过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承前启后、前后相因的过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就最为辉煌的延安时期,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二三十年代一批中共党人、理论工作者和文化人的探索。这其中由左翼文化人及其"同路人"掀起的左翼文化运动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对推进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0年代文化思潮下的台湾闽南语流行歌浅析

1930年代是台湾闽南语流行歌创作丰富的年代,在日据中期约七、八年间创作大约五百首闽南语流行歌,见证台湾人走过的年代。这些脍炙人口的闽南方言歌曲虽是以曲盘为载体的唱片文化工业下的产物,却受到台湾新文化运动与大陆左翼电影等文化思潮的影响甚大。因此,有必要从当年之外部环境探讨文化思潮如何带动闽南语歌曲的发展与传播,以及日本人统治下之台湾文艺青年为闽南语流行歌创下一片天地之过程。

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若干思考——以左翼文化运动为鉴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党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任务,贯穿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20世纪初的左翼文化运动在党的有力领导下,坚持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以理论联系实际,探索出多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法,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队伍,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写下光辉一笔。目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彰显。以左翼文化运动为鉴,总结和汲取其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领导原则、工作方法、主体建设方面的经验,对推进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瞿秋白对左翼文化运动的贡献

瞿秋白在 1 931年 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后 ,积极投身于当时兴起的左翼文化活动。他从理论的高度引导了这场运动 ,不仅建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

20世纪80年代以来左翼文化运动研究述评

左翼文化运动研究的全面展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此后二十年,学术界在材料收集和人物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研究视野也趋于宏观,并形成学术热点,产生了学术争鸣。进入新世纪,对左翼文化运动的研究继续推进,学术空白得到一定程度的填补,个别领域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并出现了新的研究视角。三十余年的学术研究硕果累累,但广大学者在拓宽研究视野,转变研究视角,加强资料收集方面仍需继续努力。

左翼电影运动之小引:孙师毅先锋电影观及其理论考辨(1926~1932)

1926年孙师毅将马克思的阶级论与唯物论引入电影界,主张电影编剧为底层无产阶级呐喊,申明历史更迭的必然性,树立以改造社会为己任的创作观念。1931~1932年,孙师毅汲取了列宁的著名论点,即“在我们一切艺术中最重要的是电影”,以本名与笔名联合阐发一种“电影———笔”意识形态理论,强调电影作为文化武器的重要价值,鼓励进步文人进入电影市场争夺大众文化的领导权。孙师毅的电影理论虽然未能生根成系,但是其先锋探索精神与激进理论构想不失为左翼电影运动的思想前奏。

北方左翼文化运动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大众化的传播

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它是我国革命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意义,尤其是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艺术的宣传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租界、治外法权与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国际性——以《中国论坛》与“伊罗生事件”为中心

美国左翼记者伊罗生1930年代在上海创办的《中国论坛》的出版发行和随后发生的“伊罗生事件”的解决,前者依靠租界的活动空间,后者有赖于治外法权的效力。租界提供了容纳编辑人员进行地下工作的空间,治外法权则给予了主编切身的保护,以刊物为阵地、以主编为纽带,中共地下党人、美国记者伊罗生和各界在华左翼人士三方实现了有效的“跨国合作”。考察《中国论坛》在租界的持续运作与治外法权在“伊罗生事件”中起到的作用,可以为深入理解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之“国际性”特质提供一个颇具典型意义的实例。

1930年代左翼电影文化运动的国家民族主义话语

1930年代的左翼电影文化运动,成为接驳国家民族主义话语的重要场域。在大叙述下形成了全新的话语体系与表达范式,自觉地践行着第三世界的民族语言。从左翼电影文化运动视角出发,以国家民族主义为考论中心,重溯国家民族主义话语原型,使国家民族主义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从而起到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认同与凝聚的作用。

新文化运动后中国话语分流态势论略

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之后,来自于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共同对传统的中国话语构成了冲击,事实上改造着中国话语的内容与形式。但是,中国话语对外来话语的冲击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直至新中国成立前,由于中国社会的分化性走向,力图争取生存的中国话语采取了左右分流之复杂形式:右边的中国话语是指国民党政府的保守主义,尊孔读经;左边的中国话语是指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右边的中国话语是出于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之目的;左边的中国话语意味着,中共的革命既不可能违背自己的民族思维模式,更不可能无视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这与超民族主义的国际主义会形成一定程度的矛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解决这一矛盾的思维方式革命,将马克思主义嵌入中国话语之中,这既是必需的选择,也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