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无产阶级、大众化——论左翼文艺运动三个关键词之间的逻辑关系

“革命”“无产阶级”“大众化”是左翼文艺运动三大关键词。这三个关键词生动地反映了从革命文学论争到文艺大众化讨论进程中的左翼文艺运动历史风貌,对于中国现代无产阶级文学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范型作用。“革命”竖起了左翼文艺的道德标杆,确立了革命文学生存与发展的伦理优势;“无产阶级”标明了左翼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明确了革命文学的主体及思想立场;“大众化”初步型构了无产阶级文艺范式,解决了革命文学发展的基本路径与方法。“革命”“无产阶级”“大众化”以其不可分割的逻辑关系形象地演绎了中国现代无产阶级文学形成的关键历史进程,揭示了无产阶级文学最终走向胜利的历史必然性。

若隐若现的“门槛”:早期新兴木刻运动背后的经济与人际

在以救亡图存为主旋律的1930年代,鲁迅曾为革命考虑而大力提倡木刻画。由此以后,新兴木刻运动在鲁迅的指导和影响下逐渐成长壮大。当时围绕木刻创作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即成本低廉。相对于其他画种,木刻被认为是一种经济门槛较低的艺术,尤其适合经济不宽裕的艺术青年。就狭义的木刻创作而言,木刻确实无需过高的经济投入,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学习木刻方面不存在资源壁垒;而且对一个亟待走向社会和大众的、广义的木刻创作即“木刻运动”而言,其所需的起步成本则非同寻常。木刻青年的筹款活动、工具及画集的采买、画室的经营,以及鲁迅对木刻集的精印出版、对木刻团体的慷慨资助等细小侧面,可以反映出木刻运动初期一些在以往研究中不易被注意到的具体物质问题,这些细节可以为考察木刻运动的现场提供若干新视角与线索。

1930年代前后中国左翼文艺的美国影响——以周扬早期译介为例(1928-1932)

1930年代前后中国左翼文艺受到的“国际”影响不仅包括苏、日两大文艺资源,也涉及到欧美等国的思想因子。周扬早期译介的美国左翼文艺不仅内容丰富,而且作家众多,具有持续性、目的性、多样性等特征。周扬既根据中国左翼文艺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美国作家和作品,同时美国左翼文艺又影响了周扬对现实主义理论、革命作家等问题的认识。1930年代前后中国左翼文艺中的美国因素,既有美国左翼作家和作品译介,还有中国左翼作家在心理和思想层面上接受的不易察觉的影响,它们共同参与着中国左翼文艺的建构。

1980年代内地武侠文学的发生与革命文学的蜕变——以天津作家冯育楠为中心的考察

1980年代的内地武侠小说与革命文学在美学上存在承继关系。以内地作家冯育楠为例,其小说表现出革命文学的影响,特点是注重塑造理想型侠客形象,注重情节与革命历史的关联,注重特定价值观的传播。这种带有左翼色彩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民国武侠小说作家宫白羽的作品,并在1980年代内地武侠热中蔚成大观。从发生机制来看,1980年代的内地武侠小说产生于渐趋多元化的市场环境,面对大众读者的娱乐需求,冯育楠试图将教育性与娱乐性相结合,追求“寓教于乐”的效果。大众读者的登场为作家的“文学突围”保驾护航,但他并未走向媚俗。

左翼和“第三种人”“文艺自由”话语的生成与转换

“第三种人”最初将“文艺自由”放在作家和左翼批评家的对立逻辑中展开。周扬和胡风稍后将文艺的阶级性和真实性联系起来,提出“主题积极性”命题,以艺术真实论拆解“文艺自由”理论根基。“第三种人”则更新己方观点,他们反对限制题材,认为只有“文艺自由”才能保证艺术真实。周扬和胡风将马克思主义对自由和必然的论述挪用到文艺领域,深化了对“文艺自由”的哲学理解,但具体论述并不一致,且对“本质”的理解不尽相同,这是他们论争过程中发生矛盾及引起典型论争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时代和理论局限,双方没能有效回应一些质疑,但关于“文艺自由”的理论对话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带来了一些有益启示。

庞薰琹早期现代主义艺术图像研究--国际前卫艺术图式与中国现代性融合的探索

本文研究了艺术家庞薰琹于20世纪30年代上海时期创作的现代主义艺术作品,并指出它们与前卫艺术的关联。长期以来受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形式启发的中国现代艺术作品备受“形式主义”的批判,因此少有针对庞薰琹在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主义艺术作品的详细研究,从而正确指出这些作品与国际前卫艺术流派之间的联系。本文详论了当时的国际前卫艺术风潮,尤其是构成主义和与立体主义艺术家莱热的机械美学对庞薰琹的影响,指出正是这些前卫艺术所提供的图式帮助画家找到了表现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社会问题与危机的方法,甚至画家的意识形态也与前卫艺术有所关联。因为他在20世纪30年代所接触到的构成主义和机械美学的研究,在当时的上海出版物语境中,明确地与左翼思想相联系在一起。

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边地实践——以贵州“草原艺术研究社”为例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思潮席卷全球。偏处中国西南一隅的贵州也受到左翼文艺思潮的影响。在林青等早期共产党员的提倡和主持下,贵州青年模仿上海“左联”创建了一个全新的文艺组织——“草原艺术研究社”。通过开展一系列左翼文艺活动,“草原艺术研究社”成功地把左翼文艺和无产阶级革命理念传播到边远地区,为20世纪初贵州乃至西南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创建、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草原艺术研究社”及其活动成为左翼文艺运动在边地的一次生动实践。

农民形象的政治性与现代性叙事研究——以左翼美术运动和延安美术中的农民图像为中心

文章从政治性与现代性叙事的视角综合性地研究左翼美术及延安美术中的农民图像,探讨了中国现代美术中的农民图像的政治性与现代性叙事的由来;通过对不少经典性作品的历史语境、创作动机等问题的分析,凸显出对这些农民图像作品的叙事语境化和历史化的理解,进而分别论述了左翼美术运动与延安美术中的农民形象在政治性、现代性叙事等方面的政治性内涵及其艺术审美特征,并且着重解释了从左翼美术到延安美术的政治性及现代性话语的发展、联系与区别。

论左翼文艺的历史缘由与现实启示

把左翼文艺放在整个中国现代转型历史中加以审视,可以发现它只是现代中国政治革命惯性运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深入剖析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情境与心灵危机,则可把握左翼知识分子激进思想的内在精神脉络。在多元形态的当代文化语境下,左翼文艺思想作为一种体系化的文艺观念业已失去独尊地位,但其思想因素经过历史演化散落在当代文艺思想中,这主要体现在底层叙事的价值取向、大众社会的话语方式和现实主义的定位上。

论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的文艺政策——不以文化“围剿”为视角

1929年,面对左翼文学的冲击,国民党推出了三民主义文艺政策。但因为理论贫乏、组织不力,不久便在左翼作家和自由派文人的抵制下败下阵来。1930年,为配合蒋介石与胡汉民之党争,同时也旨在与西山会议派控制的中央宣传部争夺话语权,CC派把持的中央组织部又揭櫫了民族主义文艺旗号,一方面抨击左翼文学,一方面鼓吹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在发起之初一度颇具声势,然因自身组织涣散和持续内讧,亦很快遭遇重挫。在1934年文艺宣传会议的推动下,兼之宣传策略的调整,民族主义文艺运动逐渐重振旗鼓。其复苏与再起,对左翼文坛的转向或不无刺激,同时也为抗战文学的兴起做了一定铺垫,但其浓厚的御用性质却始终为人诟病。

20世纪广东美术的左翼生态——检视20世纪广东美术的主流走势

文章以左翼美术为研究重点,试图从广东出发,把20世纪初期以来流动于上海、重庆、广州、香港的左翼美术活动当作一个连带的整体来加以考察,以此梳理出上个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广东主流美术波澜壮阔的左翼倾向。这种倾向还一度构成了20世纪50年代广东美术创作的强大基础。

论现代印刷业与1930年代的左翼文艺

现代印刷业不但为左翼文艺的传播提供了雄厚的基础与必备的条件,亦赋予左翼文艺以生产、接受群体,并为左翼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因此,现代印刷业时常在茅盾、丁玲与萧军等左翼代表作家的作品中呈现。以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为大背景,从现代印刷业出发审理其与左翼文艺的关系,可以发现左翼文艺被忽视的三重文化属性:消费性、大众性与都市性。

左翼及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与儒道传统思想

左翼与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在文学的功能、内容及风格等方面的不同认识与儒道传统思想的分野密切相关,是儒道两种思想艺术观念经几千年历史流变而在现代特定历史环境下走向极致的产物。儒道思想在互补交流中造就了灿烂的古代文学艺术。反之,则导致艺术的偏狭发展。左翼与自由主义文学同样如此。当前,在总结现代文学史"极左"教训的同时,又出现了抑儒扬道、过分张扬自由主义而彻底消解左翼传统的趋向。以"和"的观念对左翼与自由主义文学思潮进行整合,十分必要且相当迫切。

俄苏文艺传播与近代中国社会

俄苏文学艺术对近代中国社会影响的覆盖面不是很大。其地位也很难说是举足轻重。但是它们在中国文艺领域中的表现却相当活跃，相当前卫，相当锐利，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核心思想和艺术宗旨，通过左翼文化运动和延安文艺等社会运作方式或存在形态，主导着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方向。渗透到中国社会大众的思想和意识中，成为现代中国文学艺术的主流。迄今为止仍处处可以看到它们的痕迹、它们的影子、它们的存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左派电影族群的历史贡献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内地"文革"的影响和香港本土化意识的觉醒等原因,香港左派电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颓势。在这种氛围中,香港左派电影族群怀着爱国热情和对电影的挚爱,依然在延续人文脉流、保持写实传统、完善类型等方面做出了较大的美学贡献,并极力维系着曾经辉煌的左派文化;同时,尽管处于颓势之中,却仍在演艺人才培养、院线业的开拓及内地纪录片的发行等方面做出了产业贡献。

中国“左翼”运动与延安红色文艺

中国左翼文学生成于20世纪"红色30年代"的国际背景之下,早期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瞿秋白和德高望重的大作家鲁迅先生等诸多文化先驱对苏联文学理论的翻译传播壮大了左翼文艺运动的力量。40年代的延安红色文艺直接师承左翼运动,左翼运动为延安红色文艺至少准备了四笔财富:(1)准备了理论基础,例如"阶级斗争理论"、文艺的阶级性、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武器"等;(2)革命文学创作经验,例如较好地处理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较好地解决了文学大众化的问题等;(3)红色文艺的领导干部和文艺家队伍,例如周扬、丁玲、萧军等;(4)作家主体意识,例如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等。延安红色文艺思想理论的形成有效地吸纳了前三笔财富,而对第四笔则作了有效的规范,此后,在相当长的年代里作家主体消解在社会主体"工农兵"之中。其间所发生的无数次文艺运动,都与这笔财富被规范有关。

“左联”时期国民党文艺期刊浅探

左联时期,国民党文艺期刊充当了围剿左翼文艺运动的杀手锏,它们虽然造成了昙花一现的虚假繁荣,但还是避免不了注定失败的结果。

文艺论争视域下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艺年鉴》解读

在中国,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艺年鉴是20世纪30年代由现代书局出版的《中国文艺年鉴(第一回)1932年》,此后还有北新书局的杨晋豪编纂的1933-1936年度《中国文艺年鉴》。20世纪30年代是思潮迭起,众声喧哗的时代。在文艺论争视域下反观由个人编纂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艺年鉴》,我们可以看到微妙的偏重与忽视,这犹如一道缝隙,透过它,可以看到20世纪30年代文坛的驳杂景象。

细节政治:夏衍和左翼文艺的美学建构

透过布尔迪亚的"场域观",重新审视夏衍参与和组织的上海左翼文艺运动,特别是电影和戏剧运动,如何在历史场域、政治场域和文艺场域的立体结构之中,以各种文艺团体活动和优秀的创作实绩,形成左翼文艺策略性的美学位置,甚至建立起专属的美学空间。进一步追问的是,夏衍如何在左翼文艺政策的指导和规训下,在战斗文艺和国族论述的诉求下,找到一种政治话语与美学自觉的平衡点,以夏衍式的细节政治美学,参与建构左翼文艺的美学传统。

意识形态与左翼叙述

意识形态问题的核心是其具体性、发展性和实践性,文学艺术既是各种意识形态的载体,其本身也是一种特别复杂和活跃的意识形态,形象性、多样性和创造性是其基本特征。运用意识形态理论对左翼文艺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左翼文艺理论观念的研讨;二是对左翼文艺作家作品的叙事研究。意识形态与左翼文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决定性关系,而是双方共鸣、绞缠、摩擦、碰撞的对话互动的交互作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