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of Jurgen Haberma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Culture of China

Habermas is one of the Western scholars who mak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contem porary humanistic and social science. He puts forward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which,with language as the medium,aims at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reaching an agreement.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of Haberm as has the model significance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culture of China. Through studying of such a theory,this paper attem pts to interpret the rationalistic philosophy of the Western legal democracy which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discussion,and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legal culture of China,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we should refer to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of Haberm as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socialist legislation and prom ote the im plementation of the socialist concept of ruling by law.

司法裁判如何实现社会治理

司法裁判的微观修复功能源自司法权的本质,宏观社会功能来自案件传播中的观念磨合与共识形成,司法裁判与社会治理在法理上是相融共通的,也会推进公平正义、稳定秩序、公共理性与个体尊严等社会治理价值目标的实现。司法裁判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包括:推动公共政策的形成;规范行政权力的运行;促进法律适用的统一;形塑公众观念和行为。司法裁判发挥社会治理作用需要一定的条件,亦存在被滥用的风险,为了防范这些问题,需要坚持司法的职能定位和基本逻辑,强化裁判文书的释法说理能力,注重司法与民意之间的良性互动,拓展和优化司法裁判的共知共享途径。

协调与融合:民事检察公益诉讼时效问题研究

诉讼时效是法律对于当事人实体权利的保护期限,诉讼时效届满未提起诉讼,当事人便会承担不利的法律效果。对于诉讼时效制度规范是否涵摄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以及如何对其进行规定,文章通过对民事检察公益诉讼的性质进行探究,对检察机关进行定位,并结合诉讼时效相关理论、价值选择等,与传统一般民事诉讼的普通诉讼时效及特别诉讼时效相类比,对诉讼时效在我国民事检察公益诉讼中的适用性,以及如何对民事检察公益诉讼的诉讼时效作出规定进行探究,以求推动民事检察公益诉讼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后真相时代主观程序正义及其程序改造

后真相时代公民对正义的理解与主观息息相关,建立在法感情理论、知情意行的心理结构与情本体的中国人性格特点上的主观程序正义理论比客观程序正义理论更能应对时代挑战、符合中国国情。凭借主观程序正义的引入,程序正义理论能够得到非教条化的、人性化的重构。将主观程序正义具体应用到程序之中,应通过算法对主观程序正义标准动态把控,同时对程序交往进行人格化改造,对询问与陈述理念进行叙事治疗视角改造,重构司法传播之维使法官与当事人角色互视,并在司法社工协同机制中嵌入社会心理服务。最终在实现程序正义的同时,达成纠纷实质解决目的。

NFT数字藏品的法律属性与侵权规制

文章阐释NFT数字藏品的技术逻辑,指出NFT数字藏品具有非数据性、非物性、非网络虚拟财产性、信息网络传播性等属性,分析NFT数字藏品侵权行为类型,即上链前未获得合法授权和上链后毁损作品唯一载体,并从著作权法、合同法的私法规制和行政法、刑法的公法规制两个层面针对性提出NFT数字藏品侵权行为规制路径,包括合理确定第三方平台的侵权责任,明确约定作品载体是否具有唯一性,合理把握行政处罚限度,发挥侵犯著作权罪的作用。

新中国法与自由关系研究七十年述评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法与自由关系的讨论经历了扬弃、进一步反思和精细化阶段,逐步走向科学化。在概念和关系问题上,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分类相关,自由概念可以区分为作为“人的解放”的自由、作为“权利”的自由和作为“自由权”的自由,法律与不同的自由表现为不同的关系。在合理性和位阶问题上,三者都有置于最高价值的合理性;但只有作为“自由权”的自由,即外在的行为自由,在某种意义上才可能与其他价值同等重要。正是在概念问题上向“外在的行为自由”的转向,我国在21世纪开启了对法律限制自由的原则与限度的讨论。外在的行为自由又可以分为无序的、需要规制的自由以及优良的、值得追求的自由,对两种不同概念的使用实际上推动了“法律限制自由”和“法律保障自由”哪一个是主要关系的讨论。而对自由限度的讨论仍然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及新挑战的不断涌现而成为法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之一。

论风险升高理论的正当性基础——以义务违反关联为核心

风险升高理论的核心是降低义务违反关联的程度,属于规范评价的范畴,不违反疑罪从无原则。义务违反关联的功能在于确保过失归责的正当性,同与故意的作为犯相比,过失犯缺少“意志作用下的目的性支配”这一填充故意归责正当性的关键要素,故必须借助义务违反关联性进行补足。适当降低义务违反关联程度不会使其功能丧失,亦不会导致过失归责失去正当性。首先,义务违反关联的判断本就是对假想事实的推测,并且现实因果流程具有复杂性,因此义务违反关联程度客观上不可能达到100%,这一点也可以在共同犯罪中得到验证。其次,义务违反关联程度的设定应当采取优势标准说,当行为人采取合义务替代行为时结果不发生的可能性要大于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时,便可以肯定存在义务违反关联。最后,适当降低义务违反关联程度不会使过失犯从结果犯转变为危险犯。

精神损害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研究——以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75条第2款为切入点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实施后,“牛某某侵害未成年人案”成为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首例案件。自此对于该解释第175条第2款中“一般不予受理”的理解与适用出现了诸多争议。对该条款的理解若仍然坚持完全禁止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受理精神损害赔偿的传统立场,则无论在实体法层面还是程序法层面均已丧失正当性,而允许“例外情形”下援引该条款支持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既不违反“双重处罚”原则,也符合我国的立法精神和实践发展趋势。由于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并未对“例外情形”作出规定,因而应当从其他法律的规定中去探寻对“例外情形”的理解和适用。我国的相关法律和改革实践为未成年被害人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整体例外”提供了重要依据,而将未成年被害人的精神损害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应当从赔偿范围、赔偿数额、检察机关支持起诉以及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机衔接这四个方面加以明确。

论公司社会责任强制性的规范体系建构

公司社会责任的立法模式设计首先应从哲学理论基础上明晰其行为法基本定位,肯定其法律化意义以及弹性化设计机理。公司社会责任一般性条款当然应具有行为法的属性,而非仅具有宣示性的作用。从社会整体性、多元性、动态性视角来看,公司社会责任立法设计应采综合立法模式,一方面应当规定一般性条款,另一方面需要设计多层结构以满足社会复杂多元需求等。相应地,《民法典》第86条(《公司法》第5条)作为一般条款,发挥裁判法功能的方式既有借助现有条文进行说理论证,同时也当为行政规章、规范性政策文件乃至行业规则等提供效力支撑。尤为重要的是,公司社会责任的立法内容完善应不断凸显组织法特点,加强公司内部治理,进一步明确责任主体。

“角色混乱”:村(居)法律顾问制度的运行困境——以广东省G市为例

作为基层法治和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关键抓手,村(居)法律顾问制度遭遇诸多挑战。在村(居)法律顾问制度实践中,除了制度建设之外,还应该关注村(居)法律顾问这一关键行动者。在广东省G市,村(居)法律顾问制度运行成效不彰的原因在于村(居)法律顾问陷入了“角色混乱”,体现在“角色冲突”“角色妥协”与“角色失范”三个层面。“角色混乱”困境从根本上源于村(居)法律顾问制度逻辑的内在紧张性、国家“送法下乡”与基层“迎法下乡”的张力以及担任村(居)法律顾问的律师个体因素。因此,要使村(居)法律顾问制度运行有效,必须重视制度与行动者之间的互嵌,在优化制度设计的基础上简化村(居)法律顾问的“角色”并增强村(居)民的法治获得感和认同度。

《民法典》第985条(不当得利)诉讼评注

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实施需要实体和程序的密切协同,是实体规范向裁判规范转化的典型例证。在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其他权利产生竞合时,须根据竞合类型配置不同实施路径,特别是科学利用诉之合并制度。民事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已针对“没有法律根据”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类型化成果,其诉讼实施则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划定不当得利纠纷中复数之诉讼标的。“没有法律根据”系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本质性、原则性构成要件,与其对应的案件事实由受损人负担主张/证明责任。“得利人善意”应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消灭要件,对应的要件事实由得利人负担主张/证明责任。“得利人恶意”应作为得利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成立要件,其要件事实由受损人负担主张/证明责任。

我国海洋塑料垃圾治理法律困境及对策研究

为有效开展海洋塑料垃圾的治理行动,文章在明确海洋塑料垃圾研究历程、特征以及总结颁布海洋塑料垃圾治理专门法律必要性的基础上,分析我国海洋塑料垃圾治理存在的法律困境,借鉴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相关经验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海洋塑料垃圾污染形势日益严峻,具有数量多、来源广、危害大等特征;目前我国存在缺乏专门针对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法律,相关制度责任主体不明、缺乏可操作性以及国际治理体系不尽完善的问题;以问题为导向,为顺利开展海洋塑料垃圾治理行动提供法律保障,应出台专门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法律,设立调解委员会,健全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污染者负责制度、公众参与制度,建立经营者责任制度以及加强国际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优化国际规则体系。

高空抛物罪的个性化解构——以双层法益构造为指引

高空抛物罪有设立的必要,应当建立高空抛物罪保护法益的双层法益保护结构,将高空抛物罪中社会管理秩序之法益作为阻挡层法益,将个人法益作为背后层法益;“高空”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坠落高度基准面2米以上”。“抛掷”明显是由人对物体施加作用力,是一种积极的作为,如将抛掷理解为消极的不作为则在一定程度上则属于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不当地扩大了该罪处罚的范围。物品的含义过于广泛,有必要对其作限缩解释。在高空抛物罪的主观要件的认定方面行为人应当持故意,行为人所持的故意应是概括的故意。

共同富裕视域下法治乡村建设的价值遵循与行动逻辑

加强法治乡村建设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作,为乡村地区的共同富裕提供法治保障。法治乡村建设要在乡村的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富裕”是法治乡村建设的基石,“共同”是法治乡村的根本立场。共同富裕的背景下,法治乡村建设有了更加显著的特色,这主要表现在立场、要求、目标等方面。推动共同富裕为法治乡村建设提供了价值遵循,重点体现在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融合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协调推进城乡法治一体化建设,从而实现法治乡村的高质量发展。

存款保险早期纠正受阻的影响维度与法律规制路径——基于利益相关者的扎根理论研究

基于扎根理论,运用NVivo12分析软件,依据来自商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等存款保险早期纠正利益相关者的访谈样本,考量存款保险早期纠正受阻的影响维度。结果显示:存款保险早期纠正受阻存在“制度主体机制环境”理论模型。鉴于此,应借助软法+硬法的制度范式,公法+私法的手段范式,过程+结果的程序范式,施行双通道、双场景、双空间的系统化法律规制。

基于诉源治理的法治化营商环境研究综述

近年来,将诉源治理目标与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统筹结合研究是一个热门课题,基于诉源治理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发展历程、治理逻辑机理、建设现状是研究的主要领域。“市场经济本质是法治经济”的论断及其实践促进了经济领域改革的法治化方式应用,催生了包括诉源治理在内的多元治理手段的兴起,也为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设定了现实语境。强调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的治理理念,使得诉源治理必须充分考虑治理主体、治理内容及治理手段的涵盖范围与应用形式,以契合当下治理诉求与治理理念的脱节、治理主体与治理手段的单一的不适症。

以出租人为视角浅谈房屋租赁合同审核与履行要点及法律风险防控

房屋租赁合同作为《民法典》典型合同类型之一,在市场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应用普遍。现实中,合同双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往往更多关注的是租金及其支付事项,却忽略了其他一些影响重大的问题。本文以出租人为视角,梳理房屋租赁合同的审核与履行要点,并提出相应的法律风险防控措施,为进一步提升房屋租赁合同的法律风险防控能力提供参考。

跨区域失信联合惩戒措施:实践考察、困境缘由与规范进路

跨区域失信联合惩戒措施已在实践中成功实施,但还存在行政性联合惩戒措施清单不明、对接与联结机制不完善、跨部门跨区域联动不畅以及政社合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究其缘由,主要是跨区域联合惩戒的法制供给不足、性质与功能存有争议、信用一体化机制发展不均衡以及类型化合作规制不力。为规范跨区域失信联合惩戒措施的实施,需以法治原理为逻辑,健全跨区域行政性联合惩戒措施的行为模式与清单体系;以合理行政为原则,建立跨区域行政性联合惩戒措施的联结与对接机制;以部门联合为模式,构建跨区域联合惩戒的强制性措施和推荐性措施;以合作治理为取向,对跨区域行政性、非行政性联合惩戒措施实行公私合作。

行政行为的重新定位

在大陆法系国家 ,行政行为一直是行政法学和行政法的核心概念 ,但对它的定位却大异其趣。当前 ,我国大陆对行政行为的定位亦不乏自相矛盾之处。在保留行政行为作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功能概念的基础上 ,另外创设“行政处理”等概念来概括具有法律行为特征的具体行政活动 ,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事实上 ,对某个特定的行政行为而言 ,它通常既有法律行为的属性又有事实行为的特征 。

论共有物分割之诉的法律属性

共有物分割之诉是基于共有物分割请求权的裁判行使而产生的诉讼,其诉讼标的为具有形成权性质的共有物分割请求权,具体包括请求分割共有物之诉与确定共有物分割方法之诉两种表现形态。共有物分割之诉不属于非讼事件,应定性为诉讼事件,且为形成之诉,而非给付之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