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犯罪保护法益的确定方法

在基本犯与加重犯的保护法益不同的情形下,应当分别确定基本犯与加重犯的保护法益。如果拟制罪名与基本罪名的构成要件不同,就不应按罪名确定保护法益,而应分别确定拟制罪名与基本罪名的保护法益。阻挡层法益与背后层法益是就不同犯罪或者基本犯与加重犯的关系而言,并不是任何具体犯罪的保护法益都包含阻挡层法益与背后层法益。应当根据法益主体与被害人同意或承诺的有效性等要素区分个人法益与公共法益,不应当在对个人法益的犯罪中随意添加公共法益内容,也不宜随意在对公共法益的犯罪中任意添加个人法益内容。此外,需要区分具体犯罪的保护法益与阻却违法性的优越利益,不应将阻却违法性的优越利益当作相关犯罪的保护法益。

RCEP数据跨境流动的法律障碍与创新策略

RCEP对数据跨境流动的协调包含三重机制,分别为数据跨境流动基本原则、原则的例外以及管辖机构,具体机制散见在电子商务、电信服务以及金融服务规则中。对数字贸易、互联互通、数据治理产生一定效果,但也存在着未能建立统一的数据保护标准、未能涵盖数据全领域及未解决数据主权问题。成员国之间存在着数据保护原则与范围、数据分类分级制度及数据安全审查标准和程序的法律障碍,可在RCEP协定、新技术的创新应用及具体的完善建议三个层面进行解决。

绿色能源国际合作的法治障碍与纾解路径

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再生能源生产与应用国,推动绿色能源国际合作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随着世界上130多个国家陆续提出碳中和目标,绿色能源国际合作蓬勃发展。在绿色能源国际合作中,法治是规范合作程序、解决合作争端和保护合作成果的重要方式,但是在实施中存在着缺乏推动合作的国内法依据、合作过程中灵活性与规范性难以平衡、第三方政策不明导致利益冲突、救济制度缺位导致争端难以解决等问题。绿色能源国际合作给我国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可以通过夯实绿色能源国际合作的国内法基础、构建软硬兼备的国际合作法治体系、依托多边平台完善第三方政策查明机制、持续推进绿色能源纠纷解决平台建设等措施予以解决。

数据犯罪刑法规制的价值选择、法益定位及利益识别

现有理论中,数据、系统、信息构成了围绕数据的技术性特征的不同面向与取舍的选择,也构成了《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款与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二款的不同规范目的。数据在存在形态和价值内容上独立于计算机信息系统,与“信息”也分别代表了不同层面的问题域。当前我国刑法理论应选取“数据中心”的路径,将数据控制利益作为新的价值形式予以保护。数据犯罪的法益建构应着眼于数据控制的状态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和实际利益。数据控制利益具有包容性,数据犯罪作为普通法条,一般情况下是“备而不用”的立法设置,刑法要对数据控制状态体现的利益诉求进行识别,活用罪数竞合关系合理划定数据犯罪与传统犯罪的适用范围。

动物资源犯罪认定的逻辑转向:从单层法益观到双层法益观

我国近年来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相关刑事法规范进行了一系列立改废。当前的动物资源犯罪相关刑事立法与司法陷入了悖论式困境:从严惩治导向下犯罪圈与刑罚圈的扩大导致了泛刑法化困境;宽严相济政策下的若干限缩认定措施又存在着诸多实体与程序疑问。困境生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的单一偏向。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具有“人本逻辑”的困境,生态中心主义法益观则具有“物本逻辑”的困境。单层的、平面的法益观难以完成动物资源保护与人类利益保全之间的衡平任务。应当摒弃单层法益观,转向以生态法益为阻挡层法益、人类法益为背后层法益的“阻挡层-背后层”双层法益观。刑法为了保护背后层法益,二者是手段与目的之关系。双层法益观之下,动物资源犯罪的犯罪认定与刑罚考量都需要采用从阻挡层审查到背后层审查的阶层式判断方法。在定罪阶段,如果行为没有侵害生态法益而保护阻挡层法益,就绝对不能将其认定为犯罪;如果行为对生态法益造成了侵害,但定罪处刑不仅无助于保护人类法益甚至与人类法益相冲突,就应具体探寻实质出罪的路径。在量刑阶段,行为人对生态法益与人类法益侵害程度的逐步加深,构成了加重或从重处罚的依据;行为人对生态法益与人类法益补救程度的逐步递增,则构成了从轻处罚的根据。

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律激励制度研究

法律具有激励的功能,激励法具有激励人向上、向善的价值,能够指引个人和社会的发展方向。法律的激励功能与无障碍环境建设立法作为权利法、社会法、社会福利法的定位契合。无障碍环境建设需要激励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相关的立法体系较为庞大,但未确立完善可行的激励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弥补了此前立法总体缺乏激励视角的不足,制定了数条激励条款,明确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激励对象,规定了兼顾物质与理念无障碍的激励范围,设置了兼顾可行与多元的激励措施,标志着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激励制度的新高度与新进展。但是,现有无障碍环境建设的法律激励制度仍然存在不足之处,基于激励法理论,建议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立法名称,强化对农村地区和残障儿童相关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激励,增加多元化、可操作性的激励措施,注重激励对象间的协作,促进不同位阶激励法的衔接配合。

格式条款规制方式的思考与完善

格式条款的产生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结果,人们在交易过程中使用格式条款已经成为屡见不鲜的事情,但格式条款不可避免地造成合同双方地位的不平等,影响合同自由的实现。我国格式条款治理中规制方式很多,但规制效果欠佳,主要表现在诸多规制方式未能形成利弊互补、相辅相成的有机结合。文章通过运用体系化的思维剖析格式条款规制内在的主要矛盾和深层逻辑,引入公共规制,并对现有的规制方式进行整合创新思考。

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路径之基层探索

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不仅是新时代检察工作的发展方向,也是党中央对检察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新期待。近年来,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检察院秉承“数字赋能监督,监督促进治理”监督理念,依托微信小程序研发“云龙微检察”“检爱e站”“社区矫正”“云检智链”等平台,推动大数据融入四大检察履职全过程,大大提升了检察监督质效和社会治理成效。在大数据检察战略推进过程中,仍面临着数据信息资源不够全面、智能化程度不高、数据共享与信息保密之间如何平衡、数字结果与检察业务如何融合等现实困境,因此,如何通过大数据赋能构筑开放式、融合式的监督体系,实现个案办理到类案监督再到社会治理的闭环效应,真正实现双赢多赢共赢的效果是检察机关面临的时代课题。

宪法环境权的行政诉讼可诉性:法国模式与中国路径

可诉性是证成宪法环境权基本权利属性的必要条件之一。在“法律屏障理论”的框架下,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在“鸟类保护同盟案”等判例中,将《环境宪章》与法律结合审查法令,使宪法环境权具有“结合可诉性”;在“安纳西市镇案”等案例中认为具体化法律缄默时,《环境宪章》具有直接审查法令的附条件“单独可诉性”;在“独立基因工程研究与信息委员会案”等判例中越过法律或依据《环境宪章》废除法律,使宪法环境权具有“单独可诉性”。至此,最高行政法院证成了宪法环境权在行政诉讼中具有可诉性的论断,填补了宪法委员会违宪审查后劲不足的缺陷。我国亦可在行政诉讼中建立相应的诉讼理路,但针对宪法环境权固有的内涵模糊缺陷以及行政法院进入违宪审查领地的尝试,应持高度谦抑的立场。

四川赤水河流域生态屏障安全法治保障研究

赤水河流域生态屏障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障四川赤水河流域生态屏障安全,泸州市在“立法”、执法及司法方面采取了系列举措,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面临全域共治机制尚不完善、矿山开采遗留问题及石漠化问题严重、执法工作难度大、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建议统一赤水河流域相关规划编制,建立区域合作机制及互助机制;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治理,设立专门的流域管理机构;采取PPP水基金及信托基金模式,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研发试验阶段的无人船舶所面临的法律障碍及应对

海上无人船舶的试验航行是研发成功并投入商业营运的必经之路。船舶智能化程度与船舶配员标准的对应需要长期的验证,对无人船舶研发试验所面临的法律障碍及其应对展开研究,既能解当前无人船舶法律研究的燃眉之急,又是长久之计。对于处于研发试验阶段的无人船舶的法律地位界定、海上安全行政法规对无人船舶的适用障碍及应对、海上事故的民事责任承担以及无人船舶保险等方面分别加以分析,认为国际法和国内立法中的船舶定义都未规定船上人员这一要件,现行法律体系原则上可以适用于无人船舶,但公法上需要在船舶检验标准和规范、船舶国籍取得条件、船舶配员、安全区域与警示、应急管理等方面针对无人船舶进行立法或调整,对于研发试验阶段无人船舶海上事故的责任承担以及船舶保险等民事法律制度也应做出相应完善。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存在的新法律障碍及对策研究

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国际投资环境新变化。我国企业海外并购面临着新的法律障碍——东道国间接征收日趋隐蔽、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再次抬头、现有国际投资保护体系乏力、环境标准成为贸易限制新借口、传统贸易保护显现时代新变等。由此,我国应借鉴他山之石充实国内法制,权衡利弊因素指导科学并购,运用法律手段迎战贸易保护,提高国际规则参与能力,完善国内政府投资激励机制,为海外并购提供最佳法律支持。

电子商务的发展及其法律体系的构建

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式,需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法律体系以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鉴于电子商务发展受到技术、信用水平的缺陷和法律滞后的阻碍,电子商务立法既要以确定性的安排弥补技术和信用的不足,又要给其发展创造宽松自由的环境;既要反映技术的现状和特征,又不能成为技术进步的绊脚石。构建这样的法律体系需要制定新的法律,也要合理解释原有法律和创制有利于电子商务发展的配套法律规范。

北京市民防融入城市应急管理体系障碍性因素分析

分析了北京市民防系统在城市应急管理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和职能现状。北京市民防在融入城市应急管理体系过程中,存在双重领导体制和高层缺位、基层缺腿的体制障碍;政府职能结构不合理、法律障碍和融入模式缺乏共识等也是民防融入城市应急管理体系重要的障碍性因素。从调整国家和北京市领导组织机构、加强民防应急管理法制建设以及在应急预案中体现民防应急管理职能等方面提出建议。

论我国NGO(非政府组织)发展面临的法律障碍及解决途径

伴随NGO(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各国的兴起和发展,全球掀起了一场社团革命。由于我国NGO主体立法的瑕疵与缺失、设立和登记中的严格主义导致众多有益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NGO的合法性受到质疑,遭遇合法性危机。因而,我们必须完善NGO法律体系,改革NGO设立和登记管理办法,为NGO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

WTO与绿色壁垒:若干法律问题分析

绿色壁垒由于在客观上形成一种市场准入的障碍 ,易引发国际贸易争端。世贸组织协议中的“环保例外权”是其产生的法律依据 ,但有关条文规定存在一些缺陷 ,使绿色壁垒常被滥用。从进口国的动机来看 ,绿色壁垒有正当与不正当之分。实践中发达国家口惠而实不至 ,使绿色壁垒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更多的是消极影响。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在入世以后 ,既应主动创造和善于利用良好的外部环境 ,也应积极推动国内经贸领域环保事业的发展 。

对赌协议的合法性出路

对赌协议作为一种投融资手段,已经越来越多地应用到我国经济领域。但目前我国法律对于对赌协议的适用界定尚不明确,以致造成此类案件审理的尴尬。无论是从国际通行的法律看,还是就市场经济的性质讲,对赌协议均符合私法领域中的最基本原则——意思自治,体现的是投融资双方的一种利益平衡和诚实信用,对双方分别起着激励作用和约束作用,是一个灵活有效且低成本的契约安排。因此,应该将其纳入合同法或对其司法解释加以规范和调整,以更好地发挥其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法律思考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适应时代发展的产物,是农村经营体制的创新。随着我国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为农业生产发展、农民收入提高和新农村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凸显了一定的功能。本文分析了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现状,探讨了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法律障碍,提出了破解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法律障碍的建议。

政治资本在不同法制环境下对民营企业的经济影响——一项对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计划经济思维的"惯性",政府对某些垄断性行业仍进行高度的行政化管理,加之民营经济长期受到的所有制歧视,致使民营企业在进入这些行业的过程中会遇到较高的行政壁垒。与现有文献将民营企业家参政作为重要的政治关联方式不同,笔者将民营企业中含有的部分国有股权视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关联机制,以民营控股上市公司2009—2014年的财务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国有股权与法制环境对民营企业进入高壁垒行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股权是一种比企业家政治参与更为有效的替代性机制。结合中国的现有国情,将企业所处地区的法制环境分成不同的类别,分组检验了国有股权在不同法制环境下的关联效果:在法制环境较好的地区,企业能够进入高壁垒行业,更多地基于其本身的质量;而在法制环境较差的地区,国有股权扮演了较重要的"角色"。上述研究结论将为政府部门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行顶层设计提供理论与政策方面的参考依据。

多边视角下的教育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法律壁垒与解决途径

面对教育服务贸易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各成员都试图在自身现实需求与利益保护之间寻求市场准入的平衡。但在多边贸易规则体系下,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仍存在复杂的分歧与博弈,教育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发展还面临诸多法律壁垒。未来要想有所突破,应充分利用好当前多边贸易规则体系的已有平台,发挥其它国际性、区域性公约和双边协议的作用,继续完善国内教育服务贸易涉外法律体系。而我国也应利用现有规则,适度开放,完善法规体系,建立与自身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教育服务贸易法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