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网知识产权民事诉讼管辖疑难问题研究

涉网知识产权民事诉讼案件管辖问题的解决,是健全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体系的重要内容。对既有司法实践中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虚列被告的认识分歧,需要坚持法解释学的分析路径,准确理解涉网知识产权纠纷的特点、规律、法律适用原则,以厘清这类纠纷案件的症结所在。在此基础上,应坚持以下几点:一是正确理解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中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对侵权行为类型加以甄别,防止简单地概括适用和选择适用;二是准确把握与案件法律事实具有更密切联系的管辖连接点,以强化管辖确定性;三是准确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诚信原则以限制非正当选择管辖法院行为,依法履职、合理运用自由裁量权以应对虚列被告的恶意诉讼行为。

越权代表行为效力规范释论

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限制方式存在意定限制与法定限制两种,在不同的代表权限制方式下越权行为的代表权外观表征并不相同,相对人的善意评判标准应随之有别。在代表权意定限制下,相对人只需审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则为已足,相对人对不知道越权代表无重大过失的即为善意。在代表权法定限制下,相对人除了尽到审查法定代表人身份这一最低义务之外,还应合理审查作为法定代表人授权来源的法人机关决议,相对人对不知道越权代表需无轻过失才为善意。相对人的善意是推定的,法人可以提出证据推翻这种善意。在相对人善意的情形下,法人对代表权外观总是具有可归责性,应向相对人承担表见代表责任。相对人有权放弃向法人主张表见代表责任,而选择向明知越权代表的法定代表人主张债务履行责任,或者向因过失而不知越权代表的法定代表人主张消极信赖损害赔偿。在相对人恶意的情形下,越权代表行为效力待定,法人追认的则为有效,由法人向相对人承担债务履行责任;法人未追认的则为无效,此时根据过失相抵规则,相对人因过失而不知越权代表的,既可以选择类推适用无权代理规范向有过错的越权代表人主张相应责任,也可以选择基于缔约过失或者侵权向有过错的法人主张相应责任。相对人明知越权代表的,越权代表人和法人原则上都无须向相对人承担责任。法人或者越权代表人向相对人承担责任之后,彼此之间根据过失相抵原则各自分担相应责任,最终分担的责任大小与各自的过错程度成正比。

再论公平公正待遇条款--基于善意原则的分析

公平公正待遇条款内涵宽泛、语义抽象,在实践中缺乏统一的适用标准,是东道国面临投资者滥诉和“规制寒蝉”的重要原因。学界曾提出用习惯国际法来限制仲裁庭对该条款的自由裁量,也提出过该条款的法律原则部分不可诉的主张。欧盟在国际协定中对该条款采取了规则化的改进措施。这些措施对弥补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缺陷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该条款的法律解释仍然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将善意原则适用于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分析是仲裁庭常用的做法。但是,善意原则本身就具有含义不清、法律地位不明等问题,将该原则适用于同样具有一定模糊性的公平公正待遇条款,需要建立在二者清晰的法律关系和功能定位上,以防止使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适用陷入更大的不确定性。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法律适用可以结合善意原则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从程度的善意和通知义务的善意两个方面进行完善,以克服该条款法律适用的困境与风险。

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之买受人善意的解释论分析

对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构成要件的讨论在物权法时代便已产生,在《民法典》通过后,更是引起了学界的热烈讨论。其中,关于买受人善意地位的争议最为突出。为解决这一争议,可以从解释论层面对买受人善意地位进行分析:比较解释下,对善意的宽泛认定会稀释买受人善意作为独立构成要件的必要性;体系解释下,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与善意取得规则具有实质区别而无法作出同一解释。因此,与作为独立要件相比,买受人善意作为“正常经营活动”要件下辅助判断的参考因素更具合理性。

高中政治课教学中法治意识培养的策略探究

高中政治课教学中法治意识培养存在学生法治认知不足、教师法治培养能力不足、法治培育效果不佳等问题,因此在高中政治教学中,要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探索行之有效的教学策略,打造高效法治课堂,从而有效提升高中生的法治素养,为建设法治国家贡献力量。

论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建构

大学生是青年的中坚力量,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建构对国人法律信仰的培育意义深远。文章从近几年发生的大学生恶性案件说起,深入分析了当代大学生缺失法律信仰的原因,阐明了构建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具体路径。目的是让法律信仰植根于大学生内心深处,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进程。

关于“法律信仰”的遐思与追问

法律信仰是人们对法律制度所具有的敬畏、尊崇和信赖的心境状态,是一种高级形态的法意识和法理念。法律信仰是促进"客观法"转化为"主观法"、"文本法"转化为"生活法"的桥梁和纽带,是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精神基础和内在动力。没有信仰的法律和法治是没有灵魂的躯壳,是灵与肉的分离。当代中国缺失法律信仰的根源是多元的,既有传统文化的型塑,也有现实法外力量的挤压。塑造当代中国法律信仰,必须在法治实践层面强化法的"有理性"和"有用性",同时在法学教育层面培养和塑造以法律权威、法律信仰为核心内容的法治理念。

从传统文化视角解析大学生法律信仰缺失

法律不被信仰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我国当代大学生法律信仰缺失是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从传统文化视角解析大学生法律信仰缺失,主要缘于以道德手段为主的社会调控模式,削弱了大学生对于法律的信赖感,"刑"与"法"概念的混淆降低了大学生对法律的亲切感等。从根本上认清大学生法律信仰缺失的历史原因与文化背景,对于有针对性地培育大学生的法律信仰具有积极意义。

论诉权滥用及其法律规制

诉权是国民向法院寻求司法救济的基本权利,诉权的行使是民事诉讼程序启动的原因。司法实践中,滥用诉权的现象比较突出。滥用诉权的行为违背了诉权的本旨,侵害了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有必要从程序法和实体法两个方面加以规制。

中国语境下“法律信仰”的内涵——从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谈起

通过增加宗教的社会性和法律的神圣性因素,伯尔曼把法律与宗教联结起来。法律与宗教在欧洲的结合,不仅有着现实的、研究方法的原因,还有着更深的历史、文化基础。西方社会的法律与宗教在制度上相互影响,在观念上相互依赖——因为它们都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我国亦应以理性为指导,结合本国国情,重新界定法律信仰的内涵。法律信仰是法律职业者内心深处对法律制度、法律精神应有的一种理性的法律情感,其最终的目标在于创制良好的法律制度并保证其实现。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视野中的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不同于宗教信仰,它是关于人类世俗社会生活秩序与规则的信仰,其核心信念是公平正义。法律信仰具有物质利益性、普适性、公开性的特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和谐是法治和谐,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契约文化得到高度统一的集中表现。法律信仰的确立、巩固和发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亦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在确立法律信仰的过程中,需要正确把握好三大关系:相信与怀疑的关系;希望与失望的关系以及爱与理智的关系。

试论我国法律信仰问题

实现法治是人类文明的价值目标之一。一个国家法治的实现,不仅取决于法律制度等显性条件,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取决于其隐性的思想文化条件。一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的法治之路可谓步履维艰,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究其原因。

论“干净的手”原则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的适用

近年以来,"干净的手"原则在国际法的许多领域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在国际投资仲裁中,也有许多东道国援引该原则作为对有违法行为的投资者仲裁请求的抗辩。针对投资者的违法行为,仲裁庭需要考虑相关投资条约中的合法性要求、该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违法行为的发生时间等因素,最终决定如何处理。虽然"干净的手"原则本身并非国际习惯法或一般法律原则,但是仲裁庭可能援引善意原则、合法性原则、国际公共政策等原则以达到适用该原则之同样目的,而作为投资者一方则可以使用比例原则、禁止反言、举证责任等原则作为该原则的抗辩。在当前国际投资法的框架下,仲裁庭裁决此类案件的分析顺序应该是:违法行为的时间、违法行为的严重性、仲裁请求提起的依据、相关条约中的合法性要求。

社会公众法律信仰缺失原因之管窥

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对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具有重大影响,而中国社会缺乏普遍信仰法律的传统。社会公众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中传统因素的作用固然很大,但是,立法、执法、司法等法律运行的各个环节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直接影响着公众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同时,法律移植过程中没有注意到其精神实质和内涵的传承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民法典》与知识产权法的适用关系

《民法典》与知识产权法之关系既有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共性,更有知识产权特质带来的个性。知识产权法的适用需要民法视野,更需要保持其个性,且其个性更多源于公共政策性,并以此与其他民事权利保护相界分。合法、公平、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于知识产权法,但又被赋予知识产权特色和内涵。知识产权法开放性地保护法益,是法益保护的重镇,但法益保护以合法为前提,并应对保护的正当性进行实质性衡量,非法行为不产生法益。诚实信用原则有广泛适用性,但又需要保持适用上的边界与谦抑。知识产权与物权在权利外观上有相似之处,但二者的原理和规则迥然不同,在理念与制度上不能简单类比。

当代中国法律信仰实践进路——从秦代法治的视角

信仰不仅具有神圣性更具有社会性。法律信仰在中国法治社会初创的历史背景下具有重要价值。构建法律信仰的关键在于权力阶层的自省与自控。秦帝国开历代法治之先河。秦以法治吏,以吏治推动法治,以强制力促进法律文化的塑造。重新审视分析秦法治与吏治建设的经验,对当代国家主导的法制建设与法律信仰建构有重要借鉴意义。

“法治中国”背景下大学生法治信仰的培育

大学生因其特殊的社会角色定位,他们对法律的信仰将直接影响中国法治化的建设进程。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背景下当下这一群体却面临着缺乏坚定的法治信仰和情感的现状,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快全社会法治环境的形成,努力改革高校法治教育模式,加大对法治教育的重视,提高法治教育在高校教育的地位对大学生法治信仰的培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律信仰何以可能

法律得以被信仰并不必然存在逻辑上的支持,西方式法律信仰是在特定历史时空下自发形成的。中国语境的法治建设不能简单地期待于西方式法律信仰,而要立足于本民族实际,探索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法治道路。

商事信用之历史考察与体系建构趋势

商事信用是现代商业社会秩序存续的奠基石。但商事信用在性质和概念上与道德信用、经济信用和社会信用往往混同在一起。商事信用从其逻辑起点上说,是来自人性之本原。从现代商事发展的要求来看,商事信用在其性质上已脱离原始懵懂而进入了明晰确定的法律界域,从一定意义上,使其同民法之诚实信用原则区别开来,这使得专业技能化发展的商业成了民商分立的坚实基础,同时也成为商事信用体系建构的基本趋势。

中国传统社会法律信仰探析

大部分学者认为由于欠缺法律信仰生成的土壤,我国传统社会根本不存在法律信仰。而事实上,我国传统社会是存在法律信仰的,不过在信仰程度、信仰方式上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信仰是一种伦理价值型的法律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