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背景下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法治保障研究——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视角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同时也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新要求。综合考量中国当下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温室气体和环境污染物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同源性,“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看,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法治保障关涉价值理念、立法、法律实施以及多元参与四个维度。从法律的规范逻辑出发,以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方法为进路,强调系统思维,借助AGIL图式分析,从纵向分化与横向交换两个维度全面检视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存在的架构缺失、功能离散、动力不足等问题;整合减污降碳协同治理中相互分离的社会实体,在明确绿色低碳原则、效能原则、综合调整原则的基础上,构建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健全刚柔兼济的法律实施机制,推进建立网格化多元共治格局,以期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实现提供法治保障。

气候司法本土化的三重逻辑:规范、价值和功能

在全球气候治理司法化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司法系统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呈现出全面积极的态度。气候司法作为环境司法专门化的新领域,亟须形成体系性的本土化方案。气候司法本土化的核心要义在于彰显主体性,需要将气候司法的概念体系、功能定位、审判机制、裁判体系与规则等置于中国法治现代化特定背景和社会结构条件之中予以把握,其内在逻辑是涵括规范体系、价值序列和功能定位的动态体系。当前,中国气候司法规范体系中的多层次立法呈现间接、倡导属性,且多元化司法规范创制不足,体系化任务尚未完成,继而诱导出气候司法规范的周延性困境和融贯性难题。在此情形下,气候司法所保护法益的识别和核心价值尚未被清晰地析出,且科学上的不确定性、政策权衡、经济诱因等诸多外部因素限制着对气候变化案件的价值判断。这些都深刻地影响气候司法作为公益型司法与治理型司法的双重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为此,气候司法本土化的方式与进路需要基于规范、价值和功能三重逻辑及其呈现的问题或要求展开。首先,强化多重规范秩序的塑造,从公私法协同出发推动气候变化立法体系化,通过强化次级气候司法规范凝聚共识,借助多元法律解释方法提升气候司法规范体系的融通性。其次,以利益为核心建构法律论证的权威,通过涉碳利益的衡量强化裁判的实质理由,通过气候环境利益的多维保护强化裁判的开放性,通过外在因素与法律因素的平衡强化裁判的权威理由。最后,精准塑造气候司法的双重功能,以风险预防原则构建预防性公益型气候司法,以政策的司法化构建服务于“双碳”目标的治理型气候司法。

环境行政中法律解释的功能主义趋向:以政策支持为核心

环境利益复杂性伴随的利益认知难题与环境利益关联性伴随的价值选择难题,使得环境行政的法律解释凸显功能主义趋向。功能主义趋向并不意味着规范主义不受重视,而是需要摆脱单方面的文本思维或工具思维,将实践情景中的利益指向与价值选择通过功能化转译,形成有所区别的解释尺度,并过渡到对行政行为要件的理解中。这无法局限于环境法律的内部探讨,需要在文义解释与历史解释设定合法性基础、目的解释与体系解释提供嵌入通道的基础上,依托具有强关联性的环境政策,通过信息补充与结果评价的路径合理引导法律解释过程。

因地制宜:基层人民法院职能定位和履行的地方性问题——以法律地理学为视阈

随着2021年启动的“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工作的停止,现行各级法院职能定位从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问题似乎变成了一个没有问题、无需改变的存在。但实践中,四级法院在审判职能和其他职能定位和履行两个方面,仍然存在如何进一步明确功能定位、优化权力配置、凸显正当程序价值的现实需要。基层人民法院作为基层审判机关,在参与社会治理、纠纷解决和实现司法公正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一个地域广袤、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由于地域差异极大,发展水平极不平衡,我国不同地区的基层法院在案件构成、法官办案能力以及办案人员配置等方面往往存在明显差异。运用法律地理学侧重于人、地、法之间的影响与关系的研究方法,揭示不同地区基层人民法院职能的地方性差异、特点和优化路径,能够为完善基层人民法院的职能构建提供借鉴和参考。

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的制度逻辑及实践展开

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是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题中应有之义,是构建国家监察法治体系的内在要求,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需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同向发力,推动着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组织形式的层级化结构趋于合理、监督执法的职责内容渐至明晰、权限手段的运用日益规范、配套制度的供给不断充裕。在问题导向基层治理模式下,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的实施难题进一步化约为两大制度困境:正式制度与其实施机制的契合度偏差、基层探索的合法性根基不稳。新形势下,欲实现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制度困境之“超克”,需要强化配套制度供给以构建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需要创造性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以高效的实施机制推动制度体系的全面实施。

论算法可专利性中的算法解释功能

算法解释是利用可视化与自然语言的方式向有关主体作出解释,而算法透明是算法主体通过算法解释行为而获得一定的公信力并满足监管的状态,二者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算法的黑箱性来源于其高度非线性的特征,法律需要凝练算法技术参数与算法“主观恶性”之间的联系,形成针对算法解释的定性、定量、定体标准,从而使算法解释工作在标准化的同时也能够为常人所理解。专利制度的“公开换垄断”特征,使得“算法公开”可能可以满足监管需求,“专利垄断”则激励企业自律。因此,在中国,判断人工算法专利适格性的理论证成与制度标准,逐渐从“是否可专利性”转变为“算法专利保护”。在算法分级分类监管背景下,部分算法透明的任务可能由专利公开文件完成,同时,专利公开文件成为后续算法透明路径中不可或缺的基础参考。

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逻辑体系

“四大检察”“十大业务”的新格局下,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形成鲜明的逻辑体系。政治逻辑层面,新时代检察权在全面依法治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布局中承载着特定的价值,这些价值统合于检察机关和法律监督的政治性中。治理型司法所具有的“协同”“能动”等特征,以及均衡型司法围绕“权利”产生的权力制约的要求,都在不断形塑着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政治逻辑。法理逻辑层面,以法律监督为面向的检察权一元论成为检察与监督的逻辑基点,进而也分化出检察权在国家治理中的逻辑关系。历史逻辑层面,公权力发展中监督性权力的强化,刑事诉讼制度中检察官权力的增长,以及检察职能中诉讼的发展诉讼之外法律监督的不断拓展,都共同作用于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结构变迁。形式逻辑层面,“四大检察”外部的执法司法权之间的制约监督,自身的法律监督基本功能的实现,以及内部检察权运行的有机融合,都表明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在职能统合上所作的努力。

生态环境风险预防原则的法律构造及其功能阐释

当前学界对生态环境风险预防原则的界定大多与环境损害预防相区分,予以狭义的界定。这将会导致生态环境立法的不连贯性和不系统性。生态环境风险预防原则应包含现行环境法所规定的预防原则及德国环境法所不予考虑的“剩余风险”。根据“风险”的可靠性、紧迫性和科学性,生态环境风险预防应当进行广义阐释,包括“危险阻止”“风险预防”“未来预警”。生态环境风险预防原则应分为三层法律构造,即生态环境损害“危险”预防、可预见性的风险预防和科学不确定性的风险预防。生态环境风险预防原则具有三种不同功能,即价值性功能、概括性功能和具体性功能。功能是横坐标,构造是纵坐标,二者相交便构成了生态环境风险预防原则在生态环境法规范中的表达。

营利法人社会责任规制体系优化进路研究

在现代法治社会,营利法人的社会责任既非纯粹的道德自律责任,也非简单的约定责任,而是多元化的法定责任。任何营利法人都不得规避或逃避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营利法人承担社会责任必须全面纳入法治化轨道。要真正实现我国营利法人承担社会责任法治化,应从立法规范化、司法功能化、国际法律趋同化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拓展。营利法人承担社会责任的范围、种类、内容、方式与程度等,不可仅仅停留于我国《民法典》第八十六条的粗线条规制层面,也不可满足于《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应将其进一步细化、类型化、具体化并纳入公司法、侵权法、环境法、税法以及其他行政法规的全视域的法律规制范畴,积极构建多元化实现机制;要重视营利法人社会责任规范的可诉性研究,强化其司法适用性和裁判功能;不断促使我国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与国际社会法律趋同化保持同步性或协调性。

碳中和技术创新的法制保障研究

技术创新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主要驱动,也是中美竞争投射在碳中和领域的核心呈现。在碳中和技术创新时,法律发挥着引导、保障和协调功能,不仅支撑碳中和技术研发,而且规范碳中和技术应用,同时协调碳中和技术创新所涉及的各类利益关系。考虑到相关制度的缺失,深入探索其内在结构尤为必要。在制度设计时,可基于碳中和技术创新的科学原理与现实规律,确立系统优化、清洁低碳和数字驱动三项基本原则,以全局观和系统性思维构建“资金-技术”联合机制、“产-学-研”一体化机制、“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机制和“国际-国内”共享机制,通过考察复杂的经济社会利益,引入多元主体参与,统筹国内外现有资源,以多角度、多渠道为碳中和技术创新保驾护航。

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种类的困境及出路

行政强制措施是重要的行政手段,现行法上规定地方性法规仅可以设定查封、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并不合理。这种做法不仅不符合比例原则,而且也导致地方立法没有抓手,影响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的实施。扩张地方性法规的行政强制措施种类设定权具有正当性,违背控权论、破坏法制统一、违反法律保留原则等质疑均无法构成反对地方性法规立法权扩张的决定性理由。从强制对象和强制程度两个维度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地方性法规不得针对公民人身权和法律保留的财产权设定行政强制措施。对于其他财产权,地方性法规不得设定破坏或者消灭公民财产以及直接导致财产所有权转移的行政强制措施,但是可以设定完全限制或者部分限制公民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行政强制措施。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种类应当受到立法事项、比例原则、立法程序和事后监督等方面的限制。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权力配置逻辑——基于功能主义的分析

开发区作为培养经济增长点的载体,对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法律地位不明,出现运行机制不畅通、合法性控制方式不足、人员结构复杂等问题,其合法性困境是规范主义无力解释能动型行政的结果,同时是改革开放赋予开发区“先行先试权”对法秩序稳定性的突破。目前,对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身份的合法性要求难以通过预设型的规范主义路径完成,可以通过秉承实践理性、演进主义的功能主义方法对其施以有效控制,从而完成对其权力配置的合法性解释。

山水工程管理体制现实困境与纾解策略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是贯彻各环境要素生命共同体理念、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生态保护领域的具体体现。目前,我国共开展了51项山水工程,在矿山修复、流域治理、退耕还林、湿地保护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但是在山水工程实施的过程中,仍存在缺乏生态保护法规指导、部门协同机制不健全、工程资金整合能力弱以及项目监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基于此,提出建立环境法典框架下的生态保护法律体系、完善政府职能耦合机制、强化生态保护资金管理、建立健全全过程监管机制的建议,以期对我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修复与保护工作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以“数字化”为驱动的法治政府建设研究

在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进程中,出现数字化与法治化的冲突问题。而鉴于数字化的基础性作用、代表社会发展方向以及当下相关领域法治相对滞后等原因,应当以数字化驱动法治化建设,让数字化先行先试,法治则根据数字化建设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和完善。要根据数字化的发展需要加强相关领域的法治建设,对数字化中出现的问题通过新的立法进行规制,并根据数字化的特点改变法治的模式,实现法治政府的转型升级。

法益概念的解释指导功能:方法论上的澄清

受概念思维之解释思路的影响,既有观点将法益概念的解释指导功能与目的解释方法相关联。这种方法论定位既忽视了法益概念作为可受因果性损害之客观对象的存在论面向,又狭隘地理解了罪刑规范目的之内容。应当在类型思维的解释思路下重新审视法益概念具有解释指导功能这一现象。类型思维的解释思路是以类型之“事物本质”为中间参照物的归类式判断方法。作为犯罪行为所侵害之客体,法益恰好是法益侵害说的支持者从客观违法性论的角度出发对犯罪行为类型之“事物本质”的总结。法益概念的解释指导功能是指法益作为犯罪类型之“事物本质”所发挥的帮助解释者进行归类判断的功能。这种解释指导功能是归类性的而非阐释性的、是区别于目的解释方法的实质解释方法、是具有适用范围以及适用结论上局限性的。

法律体系阶层构造论为什么难以成立?——兼及宪法的“法律辨识”功能

阶层构造论认为,法律体系中的规范以阶层的方式组成体系,某个法律体系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法律体系而能够被独立识别出来,且其组成成员能够被认为归属于该体系而具有效力,是因为通过效力链条的递归,该体系中的所有规范都直接或者间接地与同一个规范建立条件关系。阶层构造论将条件关系分成效力链条上的授权关系与内容上的废止关系,但废止关系和授权关系有着巨大的、不可调和的差异,并且阶层构造论无法在同一个解释框架内同时安置授权关系和废止关系。对此的出路是放弃阶层构造论,承认法律规范的身份取决于辨识上的同源性,而非授权上的同源性,并且承认在辨识关系中,宪法扮演着总体性法律辨识规则的角色。

东南亚国家功能农业现状及对中国的启示

随着居民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食物的要求已不局限于裹腹,以提高膳食的营养性和健康性为目标的功能农业随之孕育而生,并迅速成为全球农业发展的新趋势。东南亚国家凭借其优越的自然条件,成为全球重要的稻米和热带经济作物的产区,发展功能农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为深入探究东南亚地区功能农业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本研究选取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老挝和新加坡六国为样本,详细梳理和分析其在功能农业领域的政策法规和产业现状,对比分析这些国家的政策法规和产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果,以期为中国功能农业相关的政策法规制定和产业升级提供重要参考。

文明转型中的分析实证法学权利观评析

分析实证法学的权利观念是在人类初步完成商工文明的政治秩序转型、由革命转向维序这一特定历史场域中形成的权利观。分析实证法学家们共同秉持的功能分析式的权利解释方法、国家权力本位的权利来源观、以他人义务为本位的权利存在观、视权利为引起制裁的强制手段的权利功能观都表现了对权利的工具主义的认知。其中,边沁的权利是利益、义务是不利(恶害)的观点,奥斯丁以能力解释权利所导致的模糊性,凯尔森将权利视为实现制裁的强制手段的认识都表明,这一学派的权利观念与当代人权学说所研究的各项人权中的“权利”观念在理论上是不能兼容的。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保护和使用规划的功能定位与编制路径

研究目的:解析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保护和使用规划的性质、定位、与相关规划的衔接关系、编制路径与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基于产权理论、自然资源价值理论和资产规划理论的归纳演绎。研究结果:自然资源资产保护和使用规划兼具民事和行政属性,基于所有权和监管权的规划内容应有差异。规划定位是包含了资产选择搭配规划、资产运营规划和资产管理工作规划的自然资源资产权益管理顶层设计,是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下的国有资产运营规划。自然资源资产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相互支撑、补充。研究结论:自然资源资产保护和使用方案应按照“分区、分类、分级”的技术思路编制,规划内容应包含资产管理制度建设和资产保护使用方案两项主要构成。

论乡村振兴促进法的类型、功能与实施关键——以制度功能主义为分析视角

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乡村发展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关系是乡村振兴促进法要调解的关系,由此决定了这部法律是发展促进法,以规划和干预促进农业农村农民振兴,依法促进农民发展权的实现,依法调整城乡、工农关系,依法保障农产品供给和粮食安全,依法促进共同富裕;实施关键是依法保障农民主体地位,依法促进人口与人才振兴协同发展,依法保障城乡融合发展,依法促进乡村特色发展,依法进行乡村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