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激励制度研究

激励是法律的基本功能之一,建立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激励制度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结构、解决法治建设内生动力不足问题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我国已有多部法律法规对激励制度作出原则规定,且在激励制度的运用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加之境外国家和地区也有成功经验可供借鉴,此时建立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激励制度具有较高可行性。建立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激励制度应当遵循科学化、体系化原则,精神激励为主、物质激励为辅原则,明确性、时机性原则以及程序公正、公开原则,而具体的制度设计和构建,则应当从选择激励的立法模式、确定激励的范围、增加激励的种类、优化激励的方式以及设置激励的程序等几个方面着手。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法治内涵与制度完善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既需要满足公共数据要素价值激发的经济性目标,又需要符合数据安全保障的底线性要求,依据法理逻辑提炼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法治要点,可以在制度建设中予以全过程的原则性要求,在指导实践中形成体系化的理论支撑。分析各地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法治实践可知,当前缺乏全国性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法律规制,存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行政执法体系待建立、司法建设待完善的现实问题,应当采用鼓励省级地方立法先行、运用法律激励理论开展立法、分类式界定衍生数据财产权属进行立法制度性完善,进而形成体系化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行政执法规制,形成完备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司法救济途径。

数据安全刑事治理的激励模式

广义的激励是奖励与惩罚的上位概念,狭义的激励则是奖励的近义词,与惩罚是并列关系。法律激励应界定为狭义的正向激励,同时也不排斥惩罚的反向激励作用,两者是法律激励的一体两面。传统的数据控制安全保护模式限制了数据流通和开放分享,需要确立以数据利用安全为重心的法律治理模式。刑法应当从注重数据静态安全保护转向重视数据动态安全保护,强化对数据滥用行为的刑事规制,发挥刑罚的反向激励作用。数据安全刑事治理对于数据安全和发展同样具有双向激励机能,具体需要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予以把握。实体激励涉及数据犯罪中前置性行政法认定、个人信息数据知情同意权利保护、附随性刑事制裁措施的适用,程序激励主要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刑事和解制度及其衔接协调。数据安全法律治理体系包括硬法治理和软法治理两种形式,软法又可分为国家软法和社会软法。数据安全刑事治理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多方参与,寻求软法与硬法相融合的体系化路径。

加强激励法学研究 完善法治国家建设

法律史是人类解放自身的历史。法律除组织管理、惩戒外,还有激励功能。重视法律激励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中国古代法制与外国思想家、外国法制的重大区别。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军事远比外国发达,可能正是这一区别所致。近代以来,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之高度重视知识产权法等激励法的作用,正是其迅速崛起的首要原因。深入探讨激励法律文化等六个方面的问题,加强激励法学研究,是改善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一环。

培育全民法治观念的理论逻辑和实践图景

积极培育全民法治观念是落实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为此,必须确立一个目标,即法律信仰,其在形式上表现为法律遵守、法律尊重和法律尊崇,在内容上呈现为规则意识、民主观念和契约精神;运用两种机制,即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通过三条路径,即规范层面的制度激励、实践层面的过程体验和精神层面的宣传教育。其中,制度激励主要运用道德法律化机制,旨在培训法律遵守;过程体验和宣传教育主要运用法律道德化机制,旨在培养法律尊重和培植法律尊崇。积极培育全民法治观念是个系统工程,实践中必须围绕规则意识、民主观念和契约精神全面实施,实现三条路径间的密切配合、相互促进,最终形成体系性合力,塑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消防执法的正外部性及其制度激励

消防执法作为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消防执法的正外部性源自于有限理性、公共物品属性、政府俘获以及制度的非科学性与欠完善性等基本因素,具有广泛而多样化的功能。消防执法正外部性决定了法制激励的必要性,具体包括了树立实质正义、社会本位、整体效益的价值理念以及主干制度建设两个层面。

激励理论与法理研究:兼论许霆案的法律适用

在法律领域,因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可以把法律理解成由一套责任规则组成的分散决策的激励机制,通过责任的配置和赔偿(惩罚)规则的实施,诱导个人选择社会最优的行为,促进社会福利。激励理论提供了理解法律制度和司法运作的新视角,在刑法与民法的界限问题上,激励理论能提供三个可用于实践的检验标准。运用该标准分析许霆案,初步结论是应当适用民法而不是刑法。

以法律制度引导和激励科技创新

在解读修订后的《科技进步法》的基础上,探讨法律制度对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与国外进行比较,分析以《科技进步法》为基本法的我国科技法律制度的优点和不足,对如何更好地发挥法律制度的引导和激励功能提出几点建议。

体育产业税收优惠:规范设计与体系构造

无论是出于推动体育产业税收优惠的法律主治考虑,还是基于实现体育产业税收优惠的法际联动,通过税收优惠助导体育产业发展的整体考量,借助《体育法》修订契机,创设专门的体育产业税收优惠规范具有必要性。认为:欲制订实质公平、形式合法、技术正当的体育产业税收优惠规范,不仅要敢于突破既有体育产业税收优惠的治理生态,而且要严于遵循体育产业税收优惠的事理、税理与法理。秉持《体育法》优于税法的设计先导,坚持体育主管部门深度参与的立法策略,立足体育产业税收优惠体系建造的立法定位;依循从量能课税到比例原则,从税收法定到授权立法的设计基准;恪守易懂性、结构性、有效性和整体性的技术标准,遵循“税收优惠主导型”设计方案。

国外CO_(2)地质封存管理制度、标准体系分析及其启示

在实现中国“双碳”目标的过程中,构建结构合理、层次分明、适应经济社会低碳发展的CO_(2)地质封存管理制度与标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总结了美国与欧盟CO_(2)地质封存管理制度及技术标准体系特点,分析了中国CO_(2)地质封存相关政策与技术标准现状,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研究结果表明:①美国、欧盟CO_(2)地质封存管理制度与标准体系,以封存许可为核心,以有效管控CO_(2)泄漏风险、切实保护地下饮用水源为目标,重在规范封存过程中场地表征、监测、纠正措施等环节的方法选择和方案执行;②中国CO_(2)地质封存管理制度与标准体系已初步形成,但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和细化;③建议在建设中国CO_(2)地质封存管理制度与标准体系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政策激励体系、推进碳封存技术研发与集群示范工程建设、加快构建符合国情的碳封存法律法规与管制制度,加快制订全流程技术标准体系。结论认为,加快构建管理制度与全流程技术标准体系,对于推动我国CO_(2)地质封存规范化、规模效益化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乡村振兴的法律激励:理念确立、文本检视与机制革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的颁布,既是对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果的法律确认,也标志着中国农业农村立法进入新的阶段。乡村振兴法律激励体现了促进型立法特性,既是乡村发展改革的需要,又是激励政策法律化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及25部省级乡村振兴地方性法规中包含着丰富的具有激励意义的规范。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通过对乡村振兴法律激励样本与实践情况的分析,本文研究发现,乡村振兴立法存在宏观上法律激励供给不足,微观上法律激励对象定位不清晰,激励范围比例失衡,激励措施呈现模糊性、物质性、碎片化等问题,亟待机制革新。鉴于此,本文基于法律激励理论,主张通过强化法律激励制度的有效供给、构建多元主体的统合型协同格局、平衡乡村振兴的激励范围、增强激励措施的有效性等方式,构建完备的激励规则,更好地发挥法律的激励、引导和保障功能,最大限度激发全社会投身乡村振兴事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非税法律中税收优惠条款的法理省思与立法协同

税收优惠条款不只出现于税法场域,亦频见于诸多非税法律领域,已然形成一种横跨非税法律和税法的独特法域镜像。非税法律中税收优惠条款出现的定制依据紊乱、限定条件空洞、具体类型模糊等问题,成因繁杂,但根源恐怕还在于这些条款违背了法典化思维转化之规律、偏离了法秩序统一性原理之要义、背离了税收法定原则之精神。走出该困局,既要遵循法典化思维、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和税收法定原则,还需贯彻非税部门与税务部门的协同立法、非税法律与税法的主导原则协同以及非税法律与税法的立法技术协同。据此,一方面,宜在《税收征管法》中增设税收优惠枢纽条款,于非税法律上创制优惠范式条款,并以此体系化改造既有的税收优惠条款,统一新设税收优惠条款表达,以此打通非税法律与税法的连通渠道,形成税收优惠的法际共治,破除非税法律之间的法际藩篱,形成非税法律场域税收优惠条款的体系协调。另一方面,宜完备契合非税法律场域税收优惠条款“非税,亦税”本质的解释机制,引入税收优惠清理规范机制,建立税收优惠政策指引机制,以此夯实非税法律中税收优惠条款进阶的配套设施,助推非税法律中税收优惠条款的“良法善治”。

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产业发展的经济法激励研究

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资源丰富,是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具有民族性、稀缺性、价值性等特点。目前,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资源尚未得到有效利用,非物质文化产业发展较为缓慢,不利于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推动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产业的发展,应坚持资源优化配置原则、政府适当干预原则、社会本位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并综合运用财政激励制度、税收激励制度、金融激励制度等,以保障民族地区市场主体的预期利益。

刍议新《药品管理法》下药品价格监管的法律进路

尽管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修改了同药品价格监管相关的部分规范,但并未纾解药价法律监管业已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我国药品价格监管的法律制度仍不完备、药品价格的形成机制尚不健全、药品价格的市场监管相对乏力,连同药品价格的权力寻租仍然存在。新《药品管理法》贯彻约束与激励相容的监管模式,不仅体现了社会本位、适度干预和依法监管的法治原则,更指出通过完善药品价格监管法律体系、持续优化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增强药品流通市场行政监管和压缩药品价格权力寻租,开启《药品管理法》修订背景下我国药品价格法律监管的未来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