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健康风险法律规制的限度及其调适

基于问题导向,环境健康风险法律规制呈现为环境联系健康的立法观与系统性的风险规制法制。然而,事实因应导向的环境健康风险法律规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过度干预权利、法律控制乏力与解释空间过大的风险,需要在既有理路框架下,由宪法从立法选择与法律实施层面对其进行结构性调适。在立法选择中,有必要重塑环境健康风险预防义务与基本权利并重的立法观,明确环境健康风险系统规制中事权协同的合宪性标准,搭建合理表达预防积极化与比例选择规制措施的规范结构;在法律实施中,需以基本权利作为解释标准,强化环境行政裁量与司法裁判的合宪性控制,避免给私主体增加不必要的损害或负担。

有限责任公司“人”的特征重构--基于人合性的反思

人合性是被我国公司法理论和实务界广泛认可的有限责任公司特征。“人合性”三字虽未明确入法,但是我国《公司法》在1993年制定之初即创设了相关制度,三十年来对人合性的肯定立场没有根本改变,2023年新《公司法》赓续传统,未有突破。在有限公司股东资格认定、股权转让等司法实务中,人合性已经成为司法审判的依据,影响深远。观诸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并无将有限公司列为人合性公司的立法例,而我国公司法上对人合性制度的立法论和解释论皆付诸阙如。实则,有限公司并无先验的所谓人合性特征,其应为契约性和法人实体的二合一。将来《公司法》再修订,应彻底废除有限公司人合性及其制度。

越权代表行为效力规范释论

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限制方式存在意定限制与法定限制两种,在不同的代表权限制方式下越权行为的代表权外观表征并不相同,相对人的善意评判标准应随之有别。在代表权意定限制下,相对人只需审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则为已足,相对人对不知道越权代表无重大过失的即为善意。在代表权法定限制下,相对人除了尽到审查法定代表人身份这一最低义务之外,还应合理审查作为法定代表人授权来源的法人机关决议,相对人对不知道越权代表需无轻过失才为善意。相对人的善意是推定的,法人可以提出证据推翻这种善意。在相对人善意的情形下,法人对代表权外观总是具有可归责性,应向相对人承担表见代表责任。相对人有权放弃向法人主张表见代表责任,而选择向明知越权代表的法定代表人主张债务履行责任,或者向因过失而不知越权代表的法定代表人主张消极信赖损害赔偿。在相对人恶意的情形下,越权代表行为效力待定,法人追认的则为有效,由法人向相对人承担债务履行责任;法人未追认的则为无效,此时根据过失相抵规则,相对人因过失而不知越权代表的,既可以选择类推适用无权代理规范向有过错的越权代表人主张相应责任,也可以选择基于缔约过失或者侵权向有过错的法人主张相应责任。相对人明知越权代表的,越权代表人和法人原则上都无须向相对人承担责任。法人或者越权代表人向相对人承担责任之后,彼此之间根据过失相抵原则各自分担相应责任,最终分担的责任大小与各自的过错程度成正比。

数字检察视域下虚假仲裁法律监督理论拓补与路径构造

虚假仲裁因其高度隐秘性成为当前检察监督的盲区。由于仲裁“依当事人申请”的法院撤销权受限、仲裁机构内部控制动力机制不足等因素,亟需加强虚假仲裁检察监督;而当前检察机关的“间接监督”模式限缩了其对虚假仲裁的规制能力,传统法律监督方式对虚假仲裁的查处力度相对孱弱。在数字检察背景下,通过数字化法律监督方式应对虚假仲裁成为有效解决路径。同时,数字化检察监督模式亦面临新的挑战,亟需进行理论拓补与制度构建。虚假仲裁数字检察监督的权力基础源于宪法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赋权以及仲裁的准司法性,对虚假仲裁的数字检察监督需树立积极主义法律监督观进行理念调适。应当通过协同治理下虚假仲裁信息源获取、虚假仲裁识别与查明的算法工具辅助、虚假仲裁数字检察监督的限度与规范化等,构建虚假仲裁数字检察监督实现路径。

“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解除劳动合同的适用条件研究

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对《劳动合同法》第38条第3项规定的“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而导致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这一事由,存在较大的裁判分歧。分歧类型主要包括完全未缴纳、未完全缴纳、对缴费金额存在争议以及对应办理险种的争议。产生这一分歧的原因是立法上对于该解除事由的构成要件规定过于简略,缺乏必要的文义限定和实质正当性因素限定。基于文义解释和对司法裁判中呈现的正当性因素讨论,该条文中“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适用范围,应当是完全未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形,同时应当考虑用人单位的主观过错程度、用人单位欠缴金额的数额、用人单位的补正意愿等因素,决定是否允许劳动者根据该条解除劳动合同。

我国代孕问题的“无法可依”与规制思路

我国于21世纪初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主要是针对代孕技术给传统道德、伦理及法律带来的严峻挑战而实施的部门规章,以此来表明国家对代孕技术的抑制态度。但该法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发挥出应有作用,沦为“僵尸条文”,究其原因:一为效力位阶较低;二为适用对象有限。目前,我国代孕问题处于“无法可依”状态,为恶意代孕提供了可乘之机。鉴于此,应尽快将代孕问题归置于法治领域,合理合法运用科技为人类造福。

权利法定视角下著作权兜底条款的适用进路

当前的著作权兜底条款存在学理定位不清与适用机理不明的问题。解决此问题,首先需要廓清权利法定原则在知识产权法中的本来面目。知识产权法定应作设权原则来理解,而非功利主义权利观的替代表述,其规范目的在于证立知识产权的绝对权属性。著作权亦须遵循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具体包括权利类型法定和权利内容法定。以规范目的为评价标准,著作权兜底条款不违背知识产权法定。在规范适用方面,著作权兜底条款是隐藏的法律漏洞,需根据规范目的限缩法条文义后适用。在法院援引兜底条款为裁判依据时,需从规范的适用条件、解释路径及适用效果等方面来综合判定。

股东有限责任的制度重述与规则适用——历史和比较视角的考察

我国公司法理论通常是从公司外部债务关系的角度理解有限责任,但这一认识并不准确。梳理有限责任制度的历史,可以发现其债权人救济模式的演进分为直接责任、债务责任和直索责任三个阶段。不同于合伙组织,公司法上的有限责任不具有对外性,股东只对公司承担缴付出资的义务,不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我国公司法上的有限责任的实质是股东对公司承担有限的出资责任,并主要以证成公司人格否认、敦促股东足额缴纳出资、平衡股东和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方式适用。阐明公司法上有限责任的规范含义,对于正确适用认缴制、加速到期、股东补充责任、公司人格否认等公司法规则具有重要意义。

格式条款规制方式的思考与完善

格式条款的产生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结果,人们在交易过程中使用格式条款已经成为屡见不鲜的事情,但格式条款不可避免地造成合同双方地位的不平等,影响合同自由的实现。我国格式条款治理中规制方式很多,但规制效果欠佳,主要表现在诸多规制方式未能形成利弊互补、相辅相成的有机结合。文章通过运用体系化的思维剖析格式条款规制内在的主要矛盾和深层逻辑,引入公共规制,并对现有的规制方式进行整合创新思考。

刑法解释限度的辨析

刑法解释限度存在理论争议和实践判断两个层面的问题。理论层面,关于刑法解释限度存在可能文义说、国民预测可能性说、犯罪定型说、语义与规范意义相互调适说等不同观点。相关学说或多或少都存在理想化、难以把握等问题。法律文本的开放性使得可能文义说基本不可能为刑法解释划定边界,国民对刑法规范的预测与刑法规范实际含义间的距离也使国民预测可能性说显得过于理想化,犯罪定型说仅适用于构成要件解释且有同义反复之嫌,语义与规范意义相互调适说则存在较为含混难以把握的问题。刑法解释的限度实际上在于法律共同体的共识,共识认为没有越界的,即使超越了可能文义,也在解释允许的限度之内;共识认为已经越界的,就应当认为已经超越了解释允许的限度。实践层面,数字和网络时代给刑法解释限度的认定带来了很多新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在刑法解释限度的共识标准下都能得到较好的解决。

我国体育赛事转播权的保护模式及其完善路径

当前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法律性质仍存有较大争议。虽然新修订的《体育法》第52条明确了体育赛事活动的保护规则,但仍未能解决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性质界定问题。在体育赛事转播权的理论观点尚不能做到逻辑自洽之际,将体育赛事转播权视为一种民事法益,并为其提供有限保护,既能有效协调体育赛事活动中各相关主体的利益,也能维持现有民事权利体系的完整性。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法益保护模式构建起了体育赛事转播权的动态利益平衡机制,并为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权利法定化保留了制度空间。

中国传统土地法律文化中的思想意蕴

土地是中国传统社会至关重要的生产资料,它在国家发展和百姓生活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围绕土地而产生的社会关系不断复杂化、多样化,土地法律制度不断演进和完善,中国传统社会逐渐形成了以“限田均地”“重农敬天”“恤孤扶弱”为代表的思想维度的土地法律文化。这些传统土地法律文化中的优秀思想意蕴是新时代法治建设深厚的思想文化根基,对构建和完善相关土地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只有深入挖掘中国传统土地法律文化中的思想价值并实现其创造性转化,才能为当代土地法律体系的完善和法治建设提供长久、稳定的本土文化给养。

国家部分出资企业内部任命型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

不同于刑法第93条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国家工作人员认定标准的统一,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直接将国家出资企业内部组织任命的从事组织、经营、监督、管理的工作人员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虽有力地打击了国企改制中的职务犯罪行为,但也导致了一系列有违刑法谦抑性、法益保护原则的司法实践。因此,适用《意见》应从国企改制的背景出发,以刑法教义学的角度明晰相关概念,基于刑法的谦抑性,法益保护性原则与公司财产不可分离的原则对认定国家工作人员的任命组织与实质要件进行合理限缩。以“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对任命组织进行限定,再以国有资产专属性与公共职权代表性对其实质要件进行限缩,如此才能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实现对职务犯罪的统一规制。

试论法家与秦政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缔造了一个统一的秦帝国,但是这个帝国的寿命不足16年。法家进化的历史观与富国强兵、集中君权、重刑重罚的思想成就了秦国的帝业也造成了秦朝“无限皇权”的暴政。秦政将法家与暴政捆绑在了一起。汉及后世政治家、思想家对法家与秦政的反思经过了一个从制度到理论的过程。反思的结果是:使秦创立的皇帝制度从“无限皇权”转变为“有限皇权”,主导思想从法家独霸转变为以儒为主、杂糅各家,古代的中央集权制由此而得以延续完善。

理念变革与制度演化:《反不正当竞争法》30年回望与前瞻

理念和制度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律体系的核心。理念是指导,制度是落实,理念和制度水乳交融、相得益彰。《反不正当竞争法》施行30年来,学界和实务界对其根本属性和运行规律有了比较全面、深刻的把握,相应的理念和制度有了长足的演化和发展。《反不正当竞争法》具有宽范围、低门槛和开放性,奉行实用主义哲学,并采取“三元利益叠加”的法律分析框架。一般条款的谦抑性适用、竞争行为的基础地位、商业道德的商业伦理内涵、有限补充保护的功能定位、静态竞争与动态竞争的取舍、判断范式的区别对待、自由与公平的价值观取向以及“搭便车”理据的限制性适用,构成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理念和制度的基本框架,也成为架构其法律体系的四梁八柱。恰切地和与时俱进地把握其核心理念、基本价值与基础关系,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必要保障。

检察机关主导企业合规:正当性与有限性

检察机关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依法开展企业犯罪相对不诉适用机制改革有着绝对的正当性,但在企业合规改革中,检察权的边界必须清晰。检察权的公益性是检察机关参与企业合规的理论依据,法律监督权是检察机关主导涉案企业合规之法理基础。主导涉案企业合规,检察机关需有机融合运用现有的刑事司法制度,充分发挥检察意见、检察建议等监督手段。检察权是公权力,检察机关要时刻关注职权的有限性,认识到刑事合规只是企业合规的内容之一,刑事合规第三方考察评估与监管务必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方”,保持独立性与专业性,以维护司法公正,捍卫司法公信力。检察机关在主导企业合规的实践中罪刑不能违背法定的基本原则,保护企业的同时不纵容犯罪;同时需加强与公安机关、法院的沟通配合,使企业犯罪得到社会治理和源头治理。

刑民交叉视域下正当防卫的限度研究

刑法和民法中正当防卫的限度存在一元论与二元论的争论。二元论违背了法秩序统一性原理,也缺少司法实践的支持,而一元论则坚守法秩序统一性原理,有利于发挥正当防卫的机能,且契合司法实践现状。刑法与民法中的正当防卫限度既包括行为限度,即“明显超过制止不法侵害的防卫行为限度”;还包括结果限度,即过限防卫行为造成的“重伤及以上损害”。在正当防卫的限度认定中,应区分防卫行为的必要限度与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民法中防卫过当“超过必要限度”是指超过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即刑法中的“明显超过防卫行为的必要限度”;民法中防卫过当造成的“不应有的损害”是指刑法中的“造成重大损害”。

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兼评《公司法(修订草案)》第一百九十条

《公司法(修订草案)》①第一百九十条首次明确规定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其在理论层面是对法人组织体说的修正更新和对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补充,在实践层面是对董事滥权行为的有效规制和对公司及第三人利益的有效保障。但针对该制度设计仍须作必要限制,在宏观层面应当给予董事职务行为一定的容错空间,在微观层面应当设置差异化的董事责任并作配套保障。目前关于《公司法(修订草案)》第一百九十条之规定,二审稿较一审稿变化颇大,规定亦更为合理,但仍存在第三人范围过大、一般过失时董事责任不明确以及与法定代表人条款存在体系冲突的问题,建议严格限制第三人范围、豁免“一般过失”时的董事责任,同时协调修订草案第十一条第三款与第一百九十条之规定。

检察机关“有限一般监督”改革进路的生成逻辑

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转隶不仅致使检察机关传统强势业务遭受挫折,也使民事检察和行政检察的畸形发展样态愈加凸显。对此,检察制度改革应坚持“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不动摇,并将检察权之宪制定性明确为“法律监督权”。但主要局限于“诉讼监督”乃至“刑事诉讼监督”的检察惯性,则明显与“法律监督”的宪法界定相抵牾。实则,“一般监督”作为列宁法律监督思想的核心内容,已然内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历史经验,对补足上述缺憾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干涉私主体意思自治的制度风险及检察资源有限的现实状况,则是慎重全面回归“一般监督”的主要考量。基于此,检察机关应以“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过程中发现的违法犯罪”为限制要件,在“四大检察”工作中形成“有限一般监督”的改革进路,有力推动新时代法律监督工作之质效提升。

袭警罪中“暴力”的法教义学解构

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法条之间是特别法条和一般法条的关系,其所保护的法益是人民警察的职务行为不受侵犯。本罪的“暴力”包括对人暴力与对物暴力,直接暴力与间接暴力。本罪属于具体危险犯,作用于人身的“暴力”要求阻碍人民警察对职务的执行但不要求造成实际损伤,作用于职务辅助物的“暴力”适用“感知-妨害”标准,作用于执法相对物的“暴力”适用“控制-妨害”标准。本罪加重情节中“暴力”的手段应通过同类解释认定且要求严重危及人民警察人身安全,但不要求造成实害结果。消极抵御的“暴力”、显著轻微的“暴力”和“软暴力”应被本罪所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