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arch on Enterprise Legal Service Strategy Based on Compliance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With the background of enterprise compliance management,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enterprise legal service and reduce enterprise legal risks by optimizing the compliance management system.It aims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enterprise legal servic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importance of compliance management.Furthermore,it delves into the case of enterprise legal service strategy based on compliance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to 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and feasibility of enterprise legal service strategy.

新《公司法》若干重要问题解读(笔谈)

新《公司法》修订所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修订内容包括公司登记制度、股东出资责任、公司治理制度、公司资本制度、控股股东义务、董监高信义义务等方面。赵旭东教授指出,本次《公司法》修订在公司登记与信息公示制度、股东出资责任和法律后果、公司资本制度、公司治理制度、股东权益保护和控股股东义务这五个关键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和创新。周林彬教授集中解析了“国家出资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一章,认为新《公司法》的亮点之一是通过新设这一章积极回应了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的“本土实践”与“中国问题”,给出新时期国有企业治理的“中国方案”,推进了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治理制度的设计,重塑了国有企业的规范体系。刘凯湘教授对本次《公司法》修订中与公司资本制度相关的若干条文展开解析,包括限期认缴制、新增有限公司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制度、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责任承担规则、董事会的催缴出资义务、股东失权制度、董监高对股东抽逃出资的连带责任、类别股的规定、授权资本制等。赵万一教授深入探讨了这次《公司法》修改的主要特点,认为新《公司法》既坚持了其商法属性,同时又充分考虑了《民法典》的既有制度内容,适当兼顾了与《民法典》之间的制度衔接关系,从而既为科学解决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提供了理念和制度支持,也为中国式法律制度体系的创建提供了完美的立法实践样本。周友苏教授深入解析了新《公司法》在完善股东出资制度方面增加的股东出资缴纳、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股东失权、股东出资责任这四条新规定,认为新《公司法》在完善股东出资制度方面增加的这些新规定,积极回应了我国自2013年以来公司数量大幅增长所带来的股东盲目认缴、天价认缴、期限过长的现象突出,损害债权人利益的纠纷案件呈明显上升态势等问题,极大地强化了保护债权人的力度。李建伟教授深入解析了《公司法》修订中与法定代表人制度相关的若干条文,认为新《公司法》关于法定代表人的规定较之以往更加体系化,并有望基本解决困扰公司实践许多年的诸多难题,但其中亦存在不完全规范的问题。

有限责任公司“人”的特征重构--基于人合性的反思

人合性是被我国公司法理论和实务界广泛认可的有限责任公司特征。“人合性”三字虽未明确入法,但是我国《公司法》在1993年制定之初即创设了相关制度,三十年来对人合性的肯定立场没有根本改变,2023年新《公司法》赓续传统,未有突破。在有限公司股东资格认定、股权转让等司法实务中,人合性已经成为司法审判的依据,影响深远。观诸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并无将有限公司列为人合性公司的立法例,而我国公司法上对人合性制度的立法论和解释论皆付诸阙如。实则,有限公司并无先验的所谓人合性特征,其应为契约性和法人实体的二合一。将来《公司法》再修订,应彻底废除有限公司人合性及其制度。

公司治理中法定代表人的“权责核心”地位及其纯化

我国施行单一法定代表人制度,由一名自然人掌握公司的对外代表权和内部经营管理权,法定代表人在公司治理中处于“权力与责任的核心”地位。法定代表人的这一法律地位不但与公司治理的分权制衡理念相悖,而且引发争夺公司控制权、法定代表人变更、越权代表等纠纷,危及公司经营管理秩序和经济利益。公司立法应当回应实践要求,摆脱“厂长经理负责制”和“代表说”下“同一人格”理论的影响,明确法定代表人作为公司意思表达机关的法律地位与义务,赋予公司选择单一或多元代表模式的自治空间,基于委托关系完善法定代表人退出机制,通过登记公示技术使公司对代表权的限制发生对抗效力。

“约”和“不约”而同:李双元教授法律趋同化思想的破产法表现

在近年逆全球化挑战的背景下,李双元教授提出的法律趋同化思想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法律趋同化思想在破产法领域的表现形式包括国际协调的趋同化和国内自发的趋同化。一方面,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关于破产法的立法指南、示范法和《欧盟跨境破产程序条例》都是企业破产法国际协调的趋同化的重要实践,而《世界银行自然人破产问题处理报告》则为个人破产国际协调的趋同化提供了参考。另一方面,全球性危机也使各国破产法国内自发趋同化的表现形式受到了更多关注。各国在应对全球性危机时自主采取的企业破产法措施集中表现为三种相似类型,包括:(1)调整和适用现有破产程序;(2)引进新的重整或拯救程序;(3)引入新的非破产解决方式。个人破产法也在寻求利益平衡的过程中表现出趋同化。未来的法律趋同化研究需更加重视法律趋同化的多样化表现形式和本土法律文化对法律趋同化的影响。

民营企业合规激励的方式、困境与出路

近年来,企业合规改革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但相关研究对其中的民营企业合规治理这一专门问题缺乏必要的关注。民营企业从事合规经营有利于企业实现治理法治化和国际化,也有助于政府实现有效监管,还能够帮助建设清廉法治营商环境。为激励民营企业参与合规,目前实践中主要采用给予涉案企业合规宽宥、为部分企业设置合规义务、对积极落实合规的企业给予奖励、引导其余企业防范风险四种方式。但是,当前激励民营企业参与合规仍然存在相关部门之间未形成合力、相关法律法规缺失、相关配套机制不成熟等问题,未来应当通过建立多元激励体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制度等方式进行应对。

有关法人处罚立法的刑法理论考察

在法人处罚立法上,可以并用法人和自然人同一视的个人模式和追究法人自身责任的组织模式,但在建构法人自身刑事责任方面,应当以过失犯为中心。在法人过失的认定上,仅考虑法人过失就足够了,将企业合规措施单独提出来加以考虑,缺乏积极意义。日本实务中的过失,不是在事前对其内容一概都有规定,而是根据个案的不同情况,斟酌考虑其中的注意义务内容,在法人过失犯罪案件中,必须实质性地考虑合规体制对于法人业务风险防控的意义。在对法人故意犯和过失犯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日本刑法中法人处罚的完善建议,建议在立法中增设处罚法人具体情形的明确规定。

论脑机接口技术对法秩序的挑战及其理性规制

脑机接口技术在服务人类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技术应用的多元化对整体法秩序的冲击上,并体现为“动摇不法行为的传统归责路径”“冲击隐私与信息权益保障”等多个方面。有基于此,需要在方法论维度贯彻法秩序统一原理对法益进行全面保护,在知识论维度通过对法益进行识别寻求法益的预防化保护。具体而言,可依据脑机接口技术原理与应用场景的不同,将法律规制的方向分为生产、医疗领域与商业应用领域。前者需要明晰生产商的法律义务、确立医务工作者的法律责任,后者则需要加强对脑机接口商业算法的规制以及促进企业建立完善的合规制度,进而对冲与平衡技术应用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

国有企业数据资产特征及合规管理改进

随着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改造推进,传统的企业产权转让和企业增资交易中,逐渐出现了数据资产附随转让的情况,发生了多样的风险事件。首先,分析了国有企业数据资产交易合规管理存在的不足;然后对数据资产与国有企业传统资产交易之间的差异进行了详细阐述,包括技术进步衍生新的权利、新的权利带来两级交易风险;之后总结了国有企业数据资产的新特征:公益性与福利性、敏感性与博弈性;最后提出,应尽快在企业党委领导下,探索建立数据资产交易专项的合法合规性审查机制。

日本法人处罚的现状与课题——组织模式并用说与企业系统过失责任的提案

日本对法人犯罪采“两罚制”,但该制度存在着处罚标准不明确、处罚根据不明晰及预期效果难以达成的问题,故应考虑代替方案。但作为传统立法论的企业组织体责任论与法人行为责任说均存在着缺陷。作为因应,应提倡组织模式并用说。该说在考虑法人作为“被认可为在法律上具有与自然人同样权限与能力的存在”及“组织体之性质”的基础上,承认个人模式与组织模式的各自意义并一并采用。一方面,该说基于对责任主义中主观责任之原则的尊重,将能与法人等同的自然人的意思与行为视为法人的意思与行为,并追究法人的故意、过失责任;另一方面,该说基于企业系统过失责任,赋予企业法人建设相应系统的法律义务。

股东有限责任的制度重述与规则适用——历史和比较视角的考察

我国公司法理论通常是从公司外部债务关系的角度理解有限责任,但这一认识并不准确。梳理有限责任制度的历史,可以发现其债权人救济模式的演进分为直接责任、债务责任和直索责任三个阶段。不同于合伙组织,公司法上的有限责任不具有对外性,股东只对公司承担缴付出资的义务,不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我国公司法上的有限责任的实质是股东对公司承担有限的出资责任,并主要以证成公司人格否认、敦促股东足额缴纳出资、平衡股东和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方式适用。阐明公司法上有限责任的规范含义,对于正确适用认缴制、加速到期、股东补充责任、公司人格否认等公司法规则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企业数据合规的“三维”法律体系构建

企业数据合规是激发企业“自律机制”的重要前提,建立数据合规体系对提升法治规范效能具有重要意义。针对我国企业数据合规权利边界不明确、覆盖范围不全面、监管方式不清晰的现状,应当借鉴德国合规原则明确、合规范围广泛、合规程序规范的立法特点。从主体、对象和程序出发,通过建立数据合规的法人治理结构、明确数据合规的风险等级分类、厘清数据合规的多级监管程序,才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数据合规“三维”法律体系。

实质董事的法律规制:因何、为何与如何

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需要有自己的意思表达和行动决策机构,现代公司法赋予了董事这些管理公司的职能,由此也产生了董事对于公司所应负有的义务与责任要求。从法律要件上看,虽然作为公司的董事需要符合法定的资格条件并且满足特定的法律形式,但为了防止对于董事责任的逃避,现代公司法实际上也将没有董事之名但却行使董事之职的事实董事和影子董事纳入了规制的范围,由此形成对于形式董事和实质董事的无缝覆盖。我国《公司法》的本次修订也引入了类似实质董事的规定,希望通过立法的形式约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于公司日常经营的不当干涉并明确责任承担的方式。但由于我国公司法对于实质董事的规制要求与其他法域的通行做法尚有不同之处,在未来实践的过程中可能面临原则与例外、实质董事与形式董事、公司法与证券法等诸多关系平衡的挑战,这就决定了我们需要站在一个更加立体、更加全面的视角理解实质董事法律规制的原因、前提和要求。

公司律师定位与执业效能提升路径

随着公司律师制度的顺利推行,公司律师执业人数逐步增加,公司律师队伍已经成为企业风险防控、法治文化宣传贯彻的重要力量。公司律师需要综合运用法律思维、商业思维,深度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承担企业参谋助手角色。公司律师执业中存在的问题是,虽受多方管理,但未形成统一的考评机制,工作成效不明显,执业影响力有待提升。完善公司律师管理机制、提升公司律师执业效能,建议从优化公司律师管理方式、提高公司律师业务素质着手,全面提高企业风控能力,加快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冲突化解与制度完善

2023年《公司法》第54条正式确立了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在公司法层面确立了法律依据。纵观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发展历程,问题起源于公司资本制度改革,认缴制引发对此问题的思考。出资义务的法定性与约定性合理证成出资加速,在具体情形下适用法定性优先原则。在此基础上,民法和公司法层面均存在制度上的解释路径,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形成的漏洞系商事漏洞,应在公司法中寻求解决路径。通过公司法及司法解释、《九民纪要》对比,明确2023年《公司法》确立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优势性,并进一步从催缴方式与期限、资本多数决、股东平等原则等角度完善该制度。

法律基础建设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决策——基于新《证券法》的准自然实验

新《证券法》的出台受到资本市场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加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法律责任。以新《证券法》出台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法律责任变化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决策的影响,及其在不同产权性质上市公司中的表现。结果表明,相较于国有企业,加重法律责任后民营企业业绩预告意愿下降且更为谨慎。具体而言,新《证券法》出台后,民营企业发布业绩预告的概率显著降低,但是业绩预告的风险提示信息和预测稳健性显著提升。上述结果在大股东掏空动机更强、代理成本更高和破产风险更高的上市公司中更为明显。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法律责任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决策之间的关系,也为新《证券法》颁布的初期效果提供了支撑。新《证券法》实施对不同产权性质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决策存在差异,为证券市场后续法律基础完善提供了重点监督方向。

检察机关主导型合规模式中的监督与合作

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促进犯罪嫌疑单位进行合规建设,是刑事司法机关保护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重大改革。通过对既有检察机关主导型合规实践的经验归纳,厘清检察机关、行政主管机关、犯罪嫌疑单位以及第三方主体的四方关系。在探索刑事司法活动中促进犯罪嫌疑单位合规法律模式的过程中,应当重点解决这一新型“公私合作”刑事司法模式的实践“痛点”,预防犯罪嫌疑单位利用合规脱罪免责、转移财产以及寻租腐败等。同时,也应妥善处理“公公合作”问题,完善“刑行衔接”制度,实现检察监督和行政监管的协调统一,更好地保障企业合规制度达到预期目标及成效。

论域外刑事合规制度不当适用的阻断与反制

刑事合规是当前刑事法理论研究和司法改革实践的热点论题,多数学者基于企业犯罪治理的微观视角主张对该项源于美国的制度进行移植,少有学者会从国家安全宏观立场反思其正当性。刑事合规既不完美,其作用也不宜被过分地夸大,刑事合规的本质就是合规的一种类型。由于美国的合规制度大多自带较为鲜明的政治底色,常与“长臂管辖”、经济制裁等工具性手段相系,俨然已经异化为干涉、打压他国的武器,突出表现为一种法律霸权。对此,应当始终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积极阻断、反制域外合规制度的不当适用,主动塑造并引领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不断拓宽我国企业合规的适用范围,凸显企业合规外向型制度功能,丰富运用法治力量开展斗争、应对挑战、化解危害国家安全风险的实践经验。

社会信任与并购商誉泡沫的抑制:基于公司治理水平的中介效应

有并购商誉的上市公司的数量和金额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已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并购商誉泡沫问题的担忧,与此同时,国家多次提出要构建以社会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为了有效治理并购商誉泡沫问题,以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的14 925个数据为样本,通过构建基准模型,实证检验和分析,探究了社会信任对并购商誉泡沫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分析了不同法律环境中社会信任对并购商誉泡沫影响的异质性。研究表明,社会信任能显著抑制并购商誉泡沫,社会信任可以通过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去抑制并购商誉泡沫,在法律环境差的地区社会信任抑制效果会更好,说明正式制度的法律环境与非正式制度的社会信任在抑制并购商誉泡沫时存在互补效应。据此,提出在防范并购商誉泡沫时,应构建以社会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利用社会信任去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因地制宜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我国企业合规法律化的方向与路径

企业合规的本质是企业治理结构和企业文化的自我变革,属于企业自治、协商治理,应当是“软法”治理范畴。合规入法不是“条件-行为-后果”反向制裁的“硬法”立法模式,而是“合规-从宽”正向激励法律化的模式。“软法”意义上的法律化,既包括刑事法、行政法、公司法等正向激励的“软法”条款,又涉及官方指引、行业规范、协会标准等“软法”规范,二者相互配合,相互补充,这是我国企业合规法律化的基本方向。在法律化路径上,刑事法应立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刑事诉讼法规定和完善刑事激励措施;公司法设立法定代表人前科登记豁免等合规从宽的行政激励措施,建立“检察罚”制度,完善刑事激励与行政激励衔接与配合的机制。然而,合规有效性标准以及监管、评估机制属于“最佳实践”,不宜通过正式立法的方式建立,应通过官方指引、行业规范、协会标准等“软法”规范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