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企业数据刑事合规的制度建构

在当今时代,数据的法益属性明显。企业利用其经济优势和技术优势滥用数据的情况给个体、社会和国家都造成了极大损害,如何对企业的数据收集、加工、利用、交易行为进行内部控制已经成为一项非常急迫的任务。企业数据刑事合规制度既是减少其行为负外部性和法律风险的重要举措,更是维护个体安全、社会安全、国家安全的必要措施。国家和企业要直面数据刑事合规存在的问题,从完善国家立法、健全企业数据合规制度、修改刑事法规定等角度进行积极应对。

论纪检监察案件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对案件事实认定的评价尺度,其合理设置对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以及诉讼功能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影响。在监察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之下,纪检监察案件证明标准存在自己独特的历史背景与特有属性。构建纪检监察案件的证明标准体系,应围绕法律价值、多样性与灵活性等考量因素,以多元化、多阶段、一致性以及主客观相结合为原则,从程序上和案件最终定性上确定纪检监察案件证明标准的应然选择,从而形成多元又统一的证明标准体系。

李庄案程序性法律冲突新问题初探

由于我国现有法规存在瑕疵和漏洞,使司法机关整体作为回避主体被忽视,故应当完整、准确、具体地完善司法机关的回避制度,使司法机关的整体回避规定相对完整、独立地表现出来。由于律师并非当事人本人,无从判断事实真相,其教授辩护技巧与教唆作伪证难以区别,故全面、客观、公正地理解律师职业豁免权,也是《律师法》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之一。《刑事诉讼法》原则上要求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其司法解释依此进行,但真正执行起来却是自相矛盾的,使得法庭难以依法裁判。而依据关键证人理论精神,李庄案证人理应出庭作证。此外,《刑事诉讼法》并未限制同案被告人出庭对质,实际上变相承认他们可以互为证人。

刑讯与辩诉交易

辩诉易制度与中世纪的刑讯制度在起源、功能以及某些具体的理论主张上极为相似。它表明刑事司法制度设定过高的程序与证明标准可能引发替代性制度,最终导致正式证据与程序制度被架空甚至被直接规避。刑讯逼供制度是法定证据制度无法实现的结果;而辩诉交易盛行则反映了当代英美对抗性陪审制无法成为普遍程序的现实。简化繁琐的对抗性陪审制是避免辩诉交易的重要途径。

民事诉讼证明妨碍法律规则之重构

证明妨碍法律规则应适用"公平"与"制裁"多元法理基准,以证明妨碍行为人在本证中是否负证明责任。对于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无其他替代证据证明反证事实的情形,证明妨碍法律规则应采取"证据排除"模式。有其他替代证据的情形,若该替代证据证明力高,令证明妨碍方承担额外费用,亦可施以强制措施或刑事制裁;若该替代证据证明力低,法院可根据妨碍方主观可归责性高低,做出不同程度的"真实"认定。对于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通过三阶段证明妨碍法律规则体系进行有效规制,先降低被妨碍方证明标准,再以此标准形成法官暂定心证,最后将证明责任转换给妨碍方。

静水深流:我国民事证据制度朝“自由心证”的悄然迈进

我国证据制度在定位上长期徘徊于“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之间,近年来兴起“印证证明模式”与“新法定证据主义”之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简称《证据规定》)之“证据审核认定”部分的修订并未动摇其原有模式与框架。从《证据规定》第96条管窥,其规范本身合理性存在一定问题,司法实践中也并未真正依据该条文所列因素审核证人证言可信性。司法解释中此类条文最好视为对法官自由判断“赋权”的宣示性规范,而非“限权”的强制性规范。在新一轮司法改革背景下,我国民事证据制度正在向自由心证悄然迈进。

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之抉择——以民事证据制度的选择为视角

法定证据和自由心证是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证据制度。这两种证据制度实际上代表了诉讼证明中两种不同的模式———法定的证明模式和自由判断的证明模式。我国民事证据制度应当从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在抛弃两者缺点的基础上,选择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相结合的证据制度。

民诉证明妨碍法律效果之重构——对单一法理择定基准的反思

证明妨碍法律效果与其法理基准是"性状"与"基因"的关系,"基因"决定"性状"的表达,法理基准则决定了证明妨碍法律效果的具体制度设计。目前我国以"制裁"法理为基准,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立法上设计了对实施证明妨碍行为当事人进行不利推定的法律效果模式。我国当前证明妨碍法律效果依托于单一的"制裁"法理,导致制度设计上存在立法层级低、法律条文简单模糊、法律效果指向对象范围窄、法律效果对证明妨碍当事人主观心态归责种类范围窄及法律效果具体操作模式单一等问题,致使当前立法不能满足日益复杂的民事审判需求,不能对已经实施或意欲实施证明妨碍行为的当事人充分起到"惩罚"和"预防"的效果,亦不能对被妨碍的当事人进行有效"救济"。对此,我国应探索适用"公平"与"制裁"相结合的多元法理基准,以证明妨碍行为实施人在本证中是否负证明责任为分类标准,在多元法理基础上对证明妨碍法律效果重新进行制度设计。

完善行政复议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法律思考

文中借鉴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原理,结合行政复议实践,从法理基础、关联因素、制度选择等方面对行政复议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建立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可供立法部门建立和完善行政复议举证责任分配制度时参考。

清洗工程企业用工的法律风险防控

随着《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等相关劳动法律法规颁布和施行,劳动者的权利得到社会的重视,劳动争议案件屡见不鲜,劳动案件是一个事关社会稳定的重要案件。根据清洗工程企业用工人员多、用工成本增加、法律风险增多等情况,从清洗工程企业录用新员工、在职员工管理、员工离职、劳动争议举证责任等方面提出法律风险防控。

两大法系刑事证明标准与无罪判决率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通说认为,在刑事诉讼中英美法系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是内心确信。前者是一种证伪标准,后者是一种证实标准。基于科学逻辑中证伪与证实难易程度的不同,似乎表明证明标准是两大法系无罪判决率殊同的原因。但是,通过证明标准模型的比较分析,英美法系的"搭积木模型"与大陆法系的"准拔河模型"虽然形式不同,但是实质相同,证明标准不是影响两大法系无罪判决率的因素。

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适用——以最高法第15号案例为视角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关联公司发生法人人格否认的认定与裁判依据发布了第15号指导案例。该指导意见将法人人格否认的主体即公司股东扩大为关联公司,但并未追及关联公司背后的控制股东。同时对“严重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要素说理不清,因此启动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时,应该完善其构成要素,还应进一步明确举证责任问题,明确该制度的价值意义所在,更好地促进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发展。

论物上负担制度

财产法从观念和制度上都需要变革,物上负担制度具有先驱性意义。从方法论上讲,前瞻性原理和整体性判断将使财产法更加现代和自由;从历史上讲,物上负担是古今中外的普遍实践;从经济现实上讲,对权利层叠的规范将有效地缓解稀缺问题;从制度构成上讲,物上负担制度将实现对既有制度的批判与升华;从体系上讲,物上负担制度将推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融合。物上负担制度调整物上非直接支配性权利,明确交易中三方的权利构成与风险负担,希望重构财产权利的对抗力制度,不是以权利性质为基础,而是以证据和证明责任为根本标准。

我国民事推定规制的反思与发展进路

推定规则能够克服因时间的不可逆性与案件事实必须无法认定或难以认定之间的张力,因而推定规则在司法实践中被大量运用。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未规定推定规则,致使法官在适用该规则时处于失范态势。为保证该规则的良好运行,应从该规则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理论两方面进行剖析,明确区分推定类别及推定后果,完善程序设计,建立配套机制。

印证的逻辑本质与刑事诉讼证明模式的厘定

诉讼证明模式是近年来我国法学界和实务界持续关注的热门话题。有学者将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模式概括为印证证明模式,但研究表明将印证作为证明模式面临多重挑战。印证在本质上属于一种证明的方法,是逻辑学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三大定律在诉讼证明中的直观呈现和具体要求,本身只是证明的表象,而不是证明的本质,将其拔高为刑事诉讼证明模式是不科学的。刑事犯罪种类繁多,不同类型的案件需要不同的证明方法和模式与之相匹配,构建多元化的诉讼证明模式才是正解。当然,否定印证是证明模式,并不意味着贬低印证的价值和作用,而是让其回复到正确的逻辑位置,从而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和价值。作为证明的常规方法,印证在我国当下和未来的诉讼证明中仍将发挥重要作用。

证据评价的自由与规范法理

证据评价的自由俨然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开明司法之基石,但中国立法与司法实践却表现出一种对“法定证据”异乎寻常的青睐。建立在“自然理性”回归与“法定证据”反思基础之上的“自由心证”,实际上至少受到法律的三重干预。对“法定证据”的片面理解与认识误区,致使理论上的“证据自由评价”与“新法定化”实践趋向之间存在一道鸿沟。现代立法者逐渐意识到,对裁判者评价证据的自由予以适度的指导与规制是有益的。这不仅出于认识论上的理由,而且还因为可以有效防止自由擅断与确保程序正义。裁判责任与行为的道德哲学要求、“自由心证”困境以及规范的指导与约束功能,分别从内外两个层面证成了证据评价规范设立的正当性。基于规范理论与国外证据评价控制举措,结合中国具体司法实践,能够构建证据评价的“指引、要求、规则”三层次规范体系。这一规范体系为中国当下的“证据评价法定化”司法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与矫正框架。